忽必烈和以前几代蒙古大汗一样，对各种宗教原则上都采取保护的态度，他很注意笼络各种宗教的上层人物，为自己服务。但对各种宗教和宗教中的派系，又有厚薄之分。最受重视的，是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其次才是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忽必烈的继承者大体上继续奉行上述政策。自忽必烈起，元代诸帝巡幸上都时，都有宗教人士跟随：而上都城内外，也建有各种宗教的寺宇，经常开展各种宗教活动。①（关于元代上都的宗教，日本石田干之助、野上俊静和中国叶新民等均有所论述，本章写作时参考了他们的意见，并作了若干修正和补充，论述的方面也有所不同。）
一、发生在开平的佛道辩论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兴起于漠北草原，建立大蒙古国。当时蒙古人主要信奉萨满教，也有少数部落信奉景教（基督教的一支）。蒙古贵族进入中原以后，开始接触佛教和道教。西征中亚，又和伊斯兰教发生关系。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都采取支持、保护的方针。在大蒙古国历代大汗的宫廷里，既有萨满教的神巫，也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的神职人员。这种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的政策，为的是适应对信仰各种宗教的广大居民进行统治的需要。
各种宗教团体及其领袖人物都用各种手段邀取统治者的恩宠，同时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影响。在“汉地”，佛教和道教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金元之际，道教中的全真道盛极一时。全真道领袖丘处机曾应成吉思汗之召，远赴中亚觐见讲道，备受恩宠。全真道的许多道观得到了统治者的护持诏书。全真道领袖“居京师，住持皇家香火焚修，宫观徒众千百，崇墉华栋，连亘街衢。……通显士大夫洎豪家富室，庆吊问遗，往来之礼，水流而不尽。而又天下州郡黄冠羽士之流，岁时参请堂下者，踵相接而未尝绝也”①（《甘水仙源录》卷九，王磐《创修真常观记》）。当时有人说过：“贞祐（金宣宗年号———引者）丧乱之后，荡然无纪纲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趋向，为之教者，独是家而已。”②（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五，《紫微观记》）佛教的上层人物也得到了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的“护持”，但总的来说佛教的声势和影响比起全真道来大有逊色。全真道利用这种有利的形势，抢占了许多佛寺的房舍和土地，将寺院改为道观：毁坏释迦牟尼和观音的塑像，改塑道教始祖老君的像，或将释迦牟尼的像塑在老君像下面坐着：大量刊印贬低、攻击佛教的图书如《老子化胡经》、《八十一化图》等，遍散朝廷上下，以抬高道教在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佛道两家的矛盾愈来愈尖锐了。
蒙哥汗即位时（1251年），“以僧海云掌释教事，以道士李真常掌道教事”③（《元史》卷三，《宪宗纪》），再一次确认了对两教的“护持”。海云是佛教临济宗的长老，燕京大庆寿寺的住持，与蒙古历代统治者有密切的关系。李真常即全真道领袖李志常，号真常，他是丘处机的弟子。到了蒙哥汗五年（1255年），河南嵩山少林寺长老福裕（他属于禅宗中的曹洞宗，但与海云有密切关系）向藩王阿里不哥告发全真道“谤讪佛门”。阿里不哥是蒙哥汗的幼弟，他便将此事转奏大汗。这年八月，蒙哥汗在和林大内万安阁下召集佛道两家对证。佛教的代表是福裕，道教的代表是李志常。福裕指责“道士欺谩朝廷辽远，倚着钱财壮盛，广买臣下，取媚人情，恃方凶愎，占夺佛寺，损毁佛像，打碎石塔。……大略言之，知其名者可有五百余处”。蒙哥汗判定“道士理短”④（释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三），下令退还占据的佛寺，修复佛像，焚毁伪经。从这次对证情况来看，蒙哥汗和阿里不哥大王显然都偏袒佛教，全真道开始在政治上失势了。
但是，全真道的首领们并不甘心认输，他们迟迟不肯退还寺产，却积极展开活动，企图使大汗回心转意，取消原来的决定，但未成功。蒙哥汗六年（1256年），一批佛教的上层人物云集和林，要和道士们辩论。道士有意推迟行程，使辩论未能进行。这一年冬天，李志常病死。第二年夏，海云去世。同年八月，少林长老再上和林告状，阿里不哥传达蒙哥汗的旨意，委付忽必烈处理此事。这时新建的上都城已初具规模，忽必烈就在这里“大集九流名士，再加考论，俾僧道两路，邪正分明”①（释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三）。
蒙哥汗八年（1258年）夏，一场规模很大的佛道两家辩论在“上都宫中大阁之下”进行。到会僧人有三百余人，道士二百余人，儒士、官员二百余人。僧人中有来自吐蕃的藏传佛教萨思迦派领袖八思巴，来自迦叶弥儿（今克什米尔）的那摩国师，河西、大理的僧人，以及“汉地”的许多知名长老，道教以全真道新任掌教张志敬为首。辩论的中心是《老子化胡经》的真伪。辩论中僧人主动进攻，道士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忽必烈的态度明显倾向于佛教，特别是最后他要道士公开显示入火不烧、白日上升等本领，更是有意要道士出丑。辩论结束时，已是夕阳西下时分，阁中昏暗。忽必烈宣布道士失败，并按事先的协议，将参与抗论的十七名道士送到刚建成的大龙光华严寺“脱袍去冠”，削发为僧。所占寺宇山水四百余处，并令交还释家。《老子化胡经》、《八十一化图》等道经和印版，都要搜集烧毁。“及依着这说谎文书转刻到碑幢并塑画壁上有底，省会诸处先生（指道士———引者），就便磨坏了者，刮刷了者，先生不得隐藏者。”②（释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二）
这次辩论是元代宗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全真道从此一蹶不振，再没有原来那样的声势了。释道并立的局面转变为释在道前，佛教的地位显著提高，在所有各种宗教中占据首要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喇嘛八思巴在这次辩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用“西天”（印度）史记来论证佛至高无上，老君化胡成佛是虚谄之说。在他发言之后，儒士姚枢和忽必烈便相继讲话，断定释胜道败。这预示着藏传佛教将在元代各种宗教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中统元年（1260年）六月，以少林长老福裕“为头儿和尚每”向刚即汗位不久的忽必烈奏告：“教回与来的寺院内一半不曾回与了的，却再争有。又说谎做来的《化胡经》等文字印板一半不曾烧了有。三教也不依着已前体例里做有。”忽必烈为此下诏：“已前断了的言语别了呵，寺院的田地不可与呵，争底人有呵，断按打奚罪过（死罪———引者）者。”①（释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二）这件诏书也是在开平府颁发的。其实，忽必烈在其他方面对于道教仍是加以保护、支持的。全真道领袖张志敬是开平辩论的道教一方组织者，他在中统三年（1262年）得到“光先体道诚明真人”的封号，制书中还表彰他“志行修洁，问学淹该”，“增光前辈，垂法后人”，并要他“尚服新恩，益坚志守”②（《陕西金石志》卷二五，王磐《玄门嗣法掌教宗师诚明真人道行碑铭》）。而全真道最重要的宫观长春宫仍不时接受皇帝的敕令，开设金箓周天大醮。③（如中统三年（1262年）十一月、至元元年（1264年）三月均曾举行。（《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只是在释道两家关系上，忽必烈坚持释在道上，对道教加以压制。
但是释道之争并未结束。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忽必烈又重申原来的诏旨，要全真道继续“焚毁道藏伪妄经文及板”④（《元史》卷一一，《世祖纪八》《一二八〇年虚仙飞泉观碑》，见蔡美彪编：《元代白话碑集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同年四月发生了大都僧道双方聚众斗殴事件，正在上都的忽必烈下令杀了两个为头的道士，还有十名道士有的被割了耳鼻，有的被流放到远方。⑤（参见释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五《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月，忽必烈命一批官员、僧人与道教各派的领袖一起“分拣”道书，结论是只有《道德经》“是老子真实经旨，其余皆后人造作演说”。于是忽必烈下令将“其余文字及板本、《化图》一切焚毁”⑥（释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五。释祥迈：《历代佛祖通载》卷三二、三三）。至此，释道之争告一段落，道教再无力与佛教抗衡了。
忽必烈压制道教，主要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道教（主要是全真道）在金元之际的北方势力太盛，不能不引起统治者的猜忌。于是便采取抬高佛教的办法，以求调整各种宗教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自己手中的驯服工具。前面所引在和林辩论时福裕攻击道士的一番话中，实际上已透露出当时道教遭受统治者猜忌的原因所在。释道之争从明朗化到结束，持续了近三十年之久。其中最关键的一次辩论，是由忽必烈主持在开平进行的。这也是开平城在建立以后发生的第一件具有全国意义的大事，对此后元代的宗教史和政治史都有深远的影响。
二、随从巡幸的宗教人士
前面已经说过，元代诸帝每年巡幸上都，都伴随有庞大的扈从队伍，其中包括宗教人士。经常扈从巡幸的宗教人士，主要是藏传佛教僧人，其次是道教中玄教的道士。
藏传佛教是佛教的一个派系，创建于吐蕃。藏传佛教萨斯迦（地名，今西藏萨加）派最早与大蒙古国发生联系。蒙哥汗三年（1253年），萨斯迦派领袖八思巴在六盘山谒见出征云南归来的忽必烈，备受崇敬。八思巴追随忽必烈东还。蒙哥汗八年（1258年），他在开平举行的释道辩论中起了重要作用，已见前述。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封八思巴为国师。至元六年（1269年），升号帝师、大宝法王。自此，帝师成为元代特设的一种最高神职，由萨斯迦派僧侣世代相袭，享有极高的地位。“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①（《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
忽必烈是在上都举行忽里台登上帝位的。“龙飞之初”，便命八思巴起寺于“大内之西南”①（《陇右金石录》卷五，《宝庆寺碑记》），可见八思巴是伴随他一起到上都的。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后，于上都大安阁举行佛事，帝师在座。②（参见释祥迈：《历代佛祖通载》卷三五）上都每年六月举行游皇城仪式，常由帝师主其事。③（参见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由此可知，帝师是常在扈从之列的。不少藏传佛教的上层人物受到元代历代皇帝的宠信，在巡幸时指名扈从。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师胆巴（1230—1303）。胆巴是西番突甘斯旦麻（即朵甘思，今青海西部）人，幼习梵秘。经帝师八思巴推荐，得到忽必烈的优遇。后因遭人中伤被贬逐，元成宗即位后，遣使召回，“大驾北巡，命师象舆行驾前”④（释祥迈：《历代佛祖通载》卷三五）。前面已说过，象舆在当时是皇帝专用的交通工具，胆巴扈从时得到这样的待遇，可见受宠信之深。此外，许多扈从的诸王、贵族也都有藏传佛教僧人随从，如达益巴（1246—1318），西域人，“少为苾刍，凡事帝师十有三年”，后“事二圣（元武宗、元仁宗———引者）于潜”，“往返二都，虽雨夕风朝，恒在宫壸”⑤（释祥迈：《历代佛祖通载》卷三七。按，“事二圣于潜”，指达益巴在元武宗、元仁宗未为帝以前已跟随他们）。因此，在每次巡幸的扈从队伍中，藏传佛教僧人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除了直接扈从的藏传佛教僧人之外，还有不少藏传佛教僧人假借各种名义，追随巡幸的队伍，前往上都。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二月，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颁发令旨：“站赤好生受有。西番八哈失每无勾当的，休交上都去者，好生分拣者。”⑥（《永乐大典》一九四二五，《成宪纲要·驿站》）“八哈失”是蒙古语师傅的音译，“西番八哈失”即指藏传佛教僧人。他们纷纷前往上都，为数甚多，使站赤难以负担，而官府又不敢阻止，只能由皇太子出面干预了。正式扈从的和自行设法前往的藏传佛教僧人，为数愈来愈多，对有关部门来说是很大的压力。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六月，中节省上奏：“秋间起程时，僧人每一时去呵，车辆铺马不敷有。今后交宣政院、功德司官提调者，好生分拣，休交①②③④⑤⑥。。。。。。2 64元代大都上都研究泛滥。必合随驾的僧人合骑铺马呵，交节续起呵，怎生？”“奉圣旨：那般者，钦此。”①（《永乐大典》一九四二五，《成宪纲要·驿站》）可见列入扈从队伍的，除了“必合随驾的僧人”之外，还有很多是通过各种关系滥竽其间的。而中书省郑重其事上奏“分拣”，正说明随驾僧人之多。
元代道教主要有四派。北方是全真道、太一道和真大道，以全真道为最盛，南方是正一道。经过释道之争，全真道的势力受到很大打击。太一道和真大道，本来就没有太大的影响。正一道的首领是江西龙虎山张天师，世代相传。占领杭州后，忽必烈立即诏谕正一道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毋以易主，遂生疑贰……宜趋命驾，毋多辞让。”②（《汉天师世家》）张宗演来朝，受到优礼，“命主领江南道教”③（《元史》卷二百二，《释老传》）。次年（1277年），张宗演南还，以其弟子张留孙留京师，侍奉宫廷。张留孙才能出众，很快便博得忽必烈和太子真金的欢心，“赐廪给裘服，俾岁从北巡”④（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玄教大宗师张公家传》）。至元十八年（1281年）焚毁道经一事发生后，他通过真金向忽必烈进言：“黄老之言，治国家有不可废者。”忽必烈“集儒臣论所当传者，俾天下复崇其教”。自此以后，他实际上成了道教在宫廷中的主要代表。忽必烈死，元成宗铁穆耳即帝位于上都，张留孙率门人吴全节等北迎。“行至，公下马立道左，上令就骑，且语之曰：‘卿家老君犹尔睡耶！’意谓焚经后道教中衰也。公对曰：‘老君今当觉矣。’上悦。”⑤（赵孟：《玄教大宗师张公碑铭》（拓本））元成宗即位后改善了道教的地位，张留孙对此起了很大作用。他先后经历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五朝，备受宠遇，元代统治者允许他自立门户，称为玄教，并授予他以玄教大宗师的称号，以及特进、上卿、开府仪同三司等荣誉头衔。
元成宗即位时张留孙北迎，其弟子吴全节为元成宗所赏识，“特敕公（吴全节———引者），每岁侍从行幸，所司给庐帐、车马、衣服、廪饩，著为令”⑥（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五，《河图仙坛之碑》）。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张留孙死，吴全节嗣为玄教大宗师。张留孙的另一弟子夏文泳在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博得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的青睐，“命独任本宫承应法师，有司岁给车马，扈从往来两京，出入禁卫无间”①（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七，《夏公神道碑》）。元武宗死，爱育黎拔力八达嗣位，是为元仁宗。夏文泳继续受到优遇。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吴全节死，夏文泳就成了第三代玄教大宗师。从上所述可知，玄教的首领和上层人物，都是经常在扈从之列的。②（偶尔也有例外，如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有旨道士免扈从”（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六，《开平第四集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