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萧军的信，写了三十五封。尽管前事未忘，她却小心地只字不提，只叙说自己的异国生活，和一个妻子对爱人琐碎温暖的关怀。
第一件你要买两个软枕头，看过我的信就去买！硬枕头使脑神经很坏。你若不买，来信也告诉我一声，我在这边买两个给你寄去，不贵，并且很软。第二件你要买一张作被子来用的有毛的那种毯子，就像我带来的那样的，不过更该厚点。你若懒得买，来信也告诉我，也为你寄去。还有，不要忘了夜里不要吃东西。
——（萧红1936年8月17日致萧军）
毋庸置疑，背叛和狂暴虽然伤她那样深，她却依然那样深地爱着他，不曾减却分毫。这或许是她的错误。她的自尊孤高脆弱，一有侵犯便充满锐痛，难以平息；但内心的柔弱和孤独，使她迷恋温暖的怀抱，即便往日柔情今已成魔，她也宁愿眼含泪水，在怀念中被吞没。因此，明明为了平复内心的伤痛而离开，却又思念着使她伤痛的那个人。
萧红走后，八月初，萧军便去青岛呆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写小说，写他们爱情往事《为了爱的缘故》。应当说，他对萧红，心里一直都有爱。当生活的重心已由最初的饥寒交迫，走向烟火岁月的琐碎平常，个性的不合拍便日益显现。他强势而霸气，她又极度自尊难以妥协，彼此都痛苦，却又宁愿选择在痛苦中对峙。
写给萧军的信，寄得很频繁，但收到萧军的信，却很少。她开始不安，这不安就像萧军自己总结的那样：“如两个刺猬在一起，太靠近了，就要彼此刺得发痛，远了又感孤单。”现在是远了，痛减少了，思念却来了。
你近来怎么样呢？信很少，海水还是那样蓝么？透明吗？浪大吗？崂山也倒真好？问得太多了。
可是，六号的信，我接到即回你，怎么你还没有接到？这文章没有写出，信倒写了这许多。但你，除掉刚到青岛的一封信，后来十六号的一封，再就没有了，今天已经是二十六日。我来这里一个月零六天了。
——（萧红1936年8月27日致萧军）
当情感的裂缝出现后，萧红就变成了痛苦的矛盾体。她有着北方原野的苍凉大气，内心又如江南烟雨般细腻多情。当初，生死相依，刻骨铭心，现在已不复重现，那苦难岁月中的情感已淡作了苍白。她多么不舍得，多么不甘心。
然而，萧军也曾霸道地表达过对萧红的思念，希望她早日归国团聚，她却半是赌气地说：“你说我滚回去，你想我了吗？我可不想你呢，我要在日本住十年。”话虽这样说，她还是起了回国的念头，到了十月却又说“我不回去了，来回乱跑，啰啰嗦嗦，想来想去，还是住下去吧！”
她感性地以为，距离会产生美，却没有体察这距离已失了分寸。对于此时的萧军，这距离太长，长得难以企及，长得让积聚起来的温度，已让风吹得冰冷。
尽管萧红不在身边的日子，萧军的创作也在突飞猛进，但情感的失单，依然很折磨人。他常常喝酒，喝得烂醉。在朋友眼中，这是他对远在日本的萧红，所采取的一种“报复”行为。他的苦闷，都在这又爱又恨的报复中了。
清说：你近来的喝酒是在报复我的吃烟，这不应该了，你不能和一个草叶来分胜负，真的，我孤独得和一张草叶似的了。
——（萧红1936年12月15日致萧军）
孤单、失爱，使这个独自生活在苦闷中的男人，终于又一次出轨，陷入一场“无结果的恋爱”。
萧军晚年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是她在日本期间，由于某种偶然际遇，我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但是我和对方全清楚意识到为了道义上的考虑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为了要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我们彼此同意促使萧红由日本马上回来。这种‘结束’，也并不能说彼此没有痛苦的！”
“某君”，便是曾在日本与萧红同住的许粤华。
友人的妻子，也是他们共同的朋友。当许粤华由日本回国，便有了和萧军常在一起的机会，萧军恰在孤独失侣中，两人日久生情便填补了这段情感的空隙，甚至导致许粤华怀孕堕胎。
爱人和朋友，当他们合起伙来成为伤害她的人，这世界，悲凉得太过荒唐。当理智战胜激情，他们决定结束这不合道义的出轨，为“促使萧红由日本马上回来”而向萧红袒露这一切，彼时这位女作家的心，流的是泪还是血？
然而痛苦仍在持续扩增。当十月二十日，她在报上看到鲁迅病逝的消息后，对她来说，人间最后的一点温暖都消散了。身在他乡，举头只能看见异国的星空，她敏锐的心像一只装满沙粒的容器，硌得心底冰凉，疼痛。无以排解的悲哀和对情感的绝望，她零散短句地宣泄在纸上，写成了三十四首组诗《沙粒》。
八
本也想静静地生活，本也想静静地工作，但被寂寞燃烧得发狂的时候，烟，吃吧！
酒，喝吧！
谁人没有心胸过于狭小的时候！
十一
今后将不再流泪了，不是我心中没有悲哀，而是这狂妄的人间迷惘了我了。
十三
我的胸中积满了沙石，因此我所想望着的：
只是旷野、高天和飞鸟。
一七
生命为什么不挂着铃子？
不然丢了你，怎能感到有所亡失。
二二
当野草在人的心上长起来时，不必去铲除，也绝铲除不了。
二七
此刻若问我什么最可怕，我说：泛滥了的情感最可怕。
三二
只要那是真诚的，哪怕就带着点罪恶，我也接受了。
——（萧红《沙粒》）
爱人，朋友——多温暖的词，此刻，却多么陌生。尽管她痛，她痛得受不了，但因为她仍然爱着那个男人，痛定思痛后，“只要那是真诚的，哪怕就带着点罪恶，我也接受了。”她认了，她愿意回去，结束他们之间的关系。
1937年元月，在日本逗留了近半年的萧红，终于回到了上海。然而，此时的上海已物是人非，不再是温暖港湾，而是深秋的旷野。给了她无尽扶持与关爱的鲁迅先生，不在了；曾经的爱人，淡漠了。
1937年4月，苦闷的情感折磨，使萧红再度离开上海，去了北平。
在北平的日子，她的哀伤更甚于她在日本。给萧军的信依然写了很多，在痛苦和矛盾中，她的心像一片荒田。
我虽写信并不写什么痛苦的字眼，但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我知道这是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我知道炎暑是并不长久的，过了炎暑大概就可以来了秋凉。
……
这几天我又恢复了夜里骇怕的毛病，并且在梦中常常生起死的那个观念。
痛苦的人生啊！服毒的人生啊！
……
我哭，我也是不能哭。不允许我哭，失掉了哭的自由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把自己弄得这样，连精神都给自己上了枷锁了。
这回的心情还不比去日本的心情，什么能救了我呀！上帝！什么能救了我呀！我一定要用那只曾经把我建设起来的那只手把自己来打碎吗？
——（萧红1934年5月4日北平致萧军）
此时，萧军虽在上海忙着编《鲁迅先生纪念集》，却在萧红“起死的那个观念”的痛苦时分，愉悦地读着书，快乐地学跳“足声”舞，并回信告诉她，“学好了，将来好教你”。他不能理解她，或者说，他的心，已渐渐失去了感知她的兴趣。
她哭着看他的回信。她明白，在他心中，她已经不重要了。直觉如此残酷，因如此清醒而残酷。
你来信说每天看天一小时会变成美人，这个是办不到的，说起来很伤心，我自幼就喜欢看天，一直看到现在还是喜欢看，但我并没变成美人，若真是，我又何能东西奔波呢？可见美人自有美人在。（这个话开玩笑也）
……
我的长篇并没有计划，但此时我并不过于自责“为了恋爱，而忘掉了人民，女人的性格啊！自私啊！”从前，我也这样想，可是现在我不了，因为我看见男子为了并不值得爱的女子，不但忘了人民，而且忘了性命。何况我还没有忘了性命，这就是忘性命也是值得呀！在人生的路上，总算有一个时期在我脚迹旁边，也踏着他的脚迹。（总算两个灵魂和两根琴弦似的互相调协过）（这一句似乎有点特别高攀，故涂去。）
——（萧红1937年5月9日北平致萧军）
萧军，并不理解萧红对他的爱，甚至责怪她的爱过于缠绵，以致“为了恋爱，而忘掉了人民，女人的性格啊！自私啊！”在他面前，萧红的爱何其卑微而苦涩。她唯有自嘲和讥讽，自嘲高攀了他的爱，讥讽他一次又一次的出轨别恋。
然而尽管如此，当萧军来信谎称自己“身体欠安”时，她便毫不犹豫地离开北平，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仅隔一个多月，“七·七事变”爆发，8月13日，淞沪之战打响。在事关民族存亡的抗战形势下，他们之间的情感，不过是一本千疮百孔的线装书，谁也没有精力，再去拂拭与修补。
这人世如此悲凉
1937年9月末，萧红萧军与一批文化界友人，从沦陷的上海来到武汉。
在当地诗人蒋锡金的接洽下，二萧住进了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那是蒋锡金租住的房子。此后一段时间，小金龙巷21号，成了来自各地的抗战文艺作家的活动场所，东北作家端木蕻良，便是其中一位。
满族人端木蕻良，原名曹汉文，1912年9月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在北平加入左联；1935年完成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在东北作家群中产生了重要影响。1935年底，端木蕻良来到上海后，在鲁迅、郑振铎、茅盾等人的推荐下，开始频繁在《文学》、《作家》、《国民周刊》等杂志发表文学作品。1937年夏，端木受邀参加抗战文艺刊物筹备会，在这次会议上，与萧红相识，并与二萧成为朋友。
这年10月，在胡风、萧军的催促下，端木由上海抵达武汉，在小金龙巷与蒋锡金同住一室，会同二萧、胡风等编写抗战文艺刊物《七月》。在两个多月时间里，这三位年轻的东北作家相处融洽，尤其对萧红，端木所给予的体贴，犹如和风细雨，是彼时的萧军无法给予、也无心给予的温暖碎片。
她所怀念和缺失的，端木做了弥补。尽管，她怀念的是萧军与她的曾经，缺失的是萧军对她的疼爱，然而当这一切不再重来，当她的爱已成为卑微的仰视，当给过她深爱如今却无视她的那个人仍在身边，她甚至想抓住这机会做一个选择，她想告诉他的是，她萧红，可以离开他。
1938年元月，受刚成立不久的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的邀请，端木蕻良与萧红、萧军、艾青、聂绀弩等，从武汉启程，前往山西执教。二月初抵达临汾后，萧红任大学文艺指导，并与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的丁玲邂逅。
然而此时，举国之内，已几无宁静之地。他们前脚刚到，战火便追到了临汾。当时受邀而来的“民大”教师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随校撤往晋西南，二是跟随丁玲的战地服务团前往西安。
为去向的选择，萧红与萧军再度爆发了争吵。萧红选择跟随丁玲，萧军则坚持与“民大”一起撤离，并准备随时报效祖国，扛枪打游击。萧红的理由则是，作家的所长是拿笔战斗，对抗日救国来说，一个作家去当游击队长，不见得比当一个作家贡献更大。
此时，也许他们都明白，不同的选择是必然的，就像他们的情感，已到了必然抉择的时刻。他们谁也改变不了谁，谁也说服不了谁，战火在前，人生已容不得坐而论道和退步求全，他们前方只剩下一个界碑，叫做分道扬镳。
这一次，再不同以往。她曾经远去扶桑，出走北平，是负气的，虽然伤痛，心里却知道，疗好了伤她仍然要回到他身旁。但这一次，她是平静的，尽管心底的哀伤是静水下的波涛，谁也看不见。
正因明白这次分手的不可逆转，萧军才带着几分不舍，将萧红托付给了丁玲和聂绀弩。
多年后，聂绀弩回忆了临汾分别前萧军与他的谈话。
一个夜晚，萧军送我、萧红、丁玲、塞克、D.M.到车站，快开车的时候，萧军和我单独在月台踱了好一会。
“时局紧张得很，”他说：“临汾是守不住的，你们这回一去，大概不会回来了。爽兴就跟丁玲一道过河去吧！这学校（民大）太乱七八糟了，值不得留恋。”
“那么你呢？”
“我不要紧，我的身体比你们好，苦也吃得，仗也打得。我要到五台去。但是不要告诉萧红。”
“那么萧红呢？”
“哦，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的。”
“你们以后……”
“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怎么，你们要……”
“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还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妻，我决不先抛弃她！”
——（聂绀弩《在西安》）
遗憾的是，六年来，他们情感的纽带已被粗糙的岁月磨损得细如危弦，再也经不起振颤和磨折。临汾，成了二萧的分别之地。她终于丢下萧军，和端木、艾青、田间等人一起，随丁玲坐上了前往西安的火车。
当火车开出临汾车站时，萧红俯向窗口，默然地注望着孤独地站在月台上的萧军，她的明朗的眼睛突然开始湿润，然而她转过了脸去。
——（骆宾基《萧红小传》）
萧红走后，萧军看到一双被她丢弃的靴子，于是托人给萧红捎信说：“这双靴子不是你爱的吗？为什么单单地把它遗落了呢？”
她遗落的，岂止是心爱的靴子，还有她曾深爱着的萧军。
在西安，为了抚平分离的伤痛，或者为了尽快忘掉萧军，她与端木走得很近。在她心底，也许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她也没有真正爱过这个小她一岁的男人。但端木出现得那样及时，出现在她最失意的时分。
然而此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怀了萧军的孩子。
多年前，萧军在她生命中出现时，她怀了别人的孩子；而今，萧军离去时，她却怀了萧军的孩子。她的人生，是脱了轨的人生，错了一节，便始终是错了。彼时她的情形，正如端木所说，“不愿意丢掉的那一点，现在丢了；不愿意多的那一点，现在多了。”不愿意丢掉的，是曾经的恋人；不愿意多的，是战争形势下不该孕育的小生命。
对端木的追求，她曾犹疑而矛盾。她爱萧军的侠义情怀和男子气概，却无法忍受他的恃强和不忠；她欣赏端木的温和谨持，却厌恶他的胆小势利。然而，此时的萧红，多需要一个人陪在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