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此叫萧红
在青岛，三郎和悄吟虽然只住了不足半年，却度过了难忘的快乐时光。
在舒群的帮助下，他们分别找到了工作：三郎在《青岛晨报》任副刊主编，悄吟成了《新女性周刊》的编辑。
在青岛观象一路，舒群帮他们租到了一间临海的房子。那石块垒成的小楼十分美好，在房间凭窗远望，青山隐隐，海水湛蓝，似乎连高天上的白云也是浪漫悠闲的。
那段日子是幸福的。他们常在临海的居所邀舒群和报馆同事梅林喝酒聊天，烧俄国式的苏布汤款待他们，悄吟最拿手的，是用带柄的平底小锅烙油饼，几个人吃得十分过瘾。有时，他们去海边的小山散步，去海滨公园闲逛，去浅水的海边游泳。与既往岁月相比，他们疼痛屈辱的青春仿佛刚刚愈合了伤口，海风和阳光，使他们初尝了人间的温暖与欢乐。
彼时的三郎和悄吟，浑身散发白山黑水的粗犷朴拙，骨子里却是纯粹的自然气息。在梅林眼中，三郎时常戴一顶边沿很窄的帽子，穿短裤草鞋，上身是束了皮带的淡黄色俄国衬衫；悄吟的装束也不同于青岛女人，不刻意雕饰自己，简单随意。生活的磨砺使这关外女子从表象到性格，都率性而真实。
而悄吟用一块天蓝色的绸子撕下粗糙的带子束在头发上，布旗袍，西式裤，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粗野得可以。于是，我们徜徉在葱郁的大学山，栈桥，海滨公园，中山公园水族馆，唱着“太阳起来又落山啊”。而在午后则把自己抛在汇泉海水浴场的蓝色大海里，大惊小怪地四处游泅着。悄吟在水淹到胸部的浅滩里，一手捏着鼻子，闭起眼睛，沉到水底下去，努力爬蹬了一阵，抬起头来，呛嗽着大声喊：
“是不是我已经泅得很远了？”
“一点儿也没有移动，”我说，“看，要像三郎那样，球一样滚动在水面上。”
——（梅林《忆萧红》）
悠闲自在的岛城生活，在他们一生中，都算得上灿烂时光。温暖，安宁，内心情感的涌动，对当时的写作者来说，是一笔可贵的恩赐。这段时日，他们格外珍惜，生活也极有规律，每日最宁静的时间，两人互不干扰，埋头写作。
五个多月，只够窗外的野草从葱绿到枯黄，只够青岛的天气从炎热到渐冷，对他们而言，却是耕作与丰收的盛宴。三郎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而悄吟，续写她在哈尔滨时已写完前十章的《生死场》，于这年九月九日，完成了小说的后七章。奠定他们文坛地位的两部传世经典名篇，在此期间分别诞生。
他们的同事梅林，见证了这段珍贵时光。
悄吟的长篇《生死场》全部完成，她朗诵一二节之后，我读着她的原稿，笔触还是清丽纤细大胆，好像一首牧歌。
……
三郎从书架上抽出一册硬纸封面的原稿册，拍着它，并且翻动页面，如同一个孩子似的，傲然说：“哼，瞧我的呢。”
“那拿来读它呀。”
“但是不忙，还没誊清呢。”他说着放回书架里去了。
这是《八月的乡村》，后来在文坛上投下一颗炸弹似的一部著作，同时也是确立萧军在文坛上地位的一部著作。
——（梅林《忆萧红》）
这一年，悄吟正是二十三岁的青葱女子；三郎，也不过才刚满二十七岁。苦难和才华，使他们在如此青春的韶光芳年，便成就了中国抗战文学的先声和双璧。这对患难与共的情侣，他们对彼此的影响与扶持，是这世上最动人的诗篇。
书稿完成后，因小说涉及反满抗日内容，一时难以出版。此时，他们想到了远在上海的鲁迅。于是，一封署名“萧军”的求助信，寄到了上海。在给鲁迅的信中，他们倾诉文学青年的理想与困惑，并恳切地询问鲁迅先生能否看一看《生死场》手稿和小说合集《跋涉》，希望得到先生的指引。
虽然写信人素昧平生，但10月9日一收到这封信，鲁迅仍然立刻作了回复。
萧军先生：
给我的信是收到的。
……
来信的两个问题的答复：
一、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吧，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有功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子可以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最好是挂号，以免遗失。
……
专此布复，即颂时绥。
迅上
十月九日夜
这位温厚的长者，给了他们最真诚的鼓励与扶持。这多么令人感动，尤其对两位在文学路上艰难跋涉的青年而言。收到先生的回信，他们欣喜若狂。两颗期待的心，仿佛阴霾的天空，乍然现出一缕金色阳光；又似乎是夜航的孤舟，瞬间发现了温暖的灯塔。充实，信念，方向……一种美好的力量，牵引着他们。两个漂泊无依的孩子，长久以来一直独自拼搏，当亲人般的关照和叮咛如暖风拂临，他们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和快乐。
然而，病痛，又开始死灰复燃。沉醉于写作，过多地分散了他们的精力。当年分娩留下的病症日益消磨着她的身体，然而在《生死场》中流连忘返的悄吟，未能足够重视。她开始咳嗽，咳得越来越厉害。有一次山东大学的女生苏菲小姐来探访，见她一边咳着，一边忙着做饭，于是建议她买一些杏仁露吃。她嘴里虽然应着，但苏菲第二次去向她提这个建议时，她已躺倒在床上。她很拮据，创作几乎分去了她全部的注意力，她顾不上买药治病。
这样下去，她会生肺痨的——这是苏菲当时的感觉，但这话苏菲说不出口。她应该住到疗养院里去，不能再日以继夜地写作——这是苏菲当时的想法，但同样也没有说出口。她生命的长度，从此时开始，已受到了威胁和限制。
“悄吟一天到晚老生病，我可是不同，我差一天就炮兵学堂毕业了。”说此话时的三郎，已不知不觉发生了微妙变化。她一直病弱缠身，他当初的心疼着急被磨练得日渐麻木，渐至习以为常再到稍许厌倦了。生活，是多元也是多变的，正如情感，一天一天在日子的汤锅里煮得久了，总有一天，会退败了所有的颜色，只剩生活自己，仍是一张苍白的面孔。
这年秋天，在国民党蓝衣社的一次大搜捕中，参与地下组织工作的舒群被捕了。《青岛晨报》作为党的外围组织也被迫停刊。报馆的同事随之星散而去，三郎、悄吟和梅林也搭乘一艘日本船逃离了青岛，与货舱里的咸鱼粉条等杂物一道，开始了新的流亡。
1934年11月初，他们来到了上海。
他们落脚在上海拉都路濒临郊外的一间砖制民房，虽然楼道黑暗，窗外却是碧绿的菜畦，那新鲜的菜叶，犹如他们新鲜的生活。
初到上海的快乐，在梅林的回忆里，单纯美好得活色生香。
“你们这里倒不错啊，有美丽的花园呢。”
悄吟手里拿了一块抹布，左手向腰里一撑，用着假装的庄严声调说：
“是不是还有点诗意？”
我看一看她的伪装的脸色和傲视的清澈大眼睛，又看一看三郎的闭着的嘴唇，那边沿几根相同汗毛的黄胡子在颤动着，终于三个人爆发出大笑声。
“眼前没有一些自然景色，”三郎说：“是很难写作的。”
“那么你就对窗外的花园作诗罢。”
“这应该由先发现它的诗意的人去写一首诗。”
“你别以为我不会写诗！”悄吟站在三郎面前咆哮道：“过几天我就写两首给你看！”
“A，你好凶呀，”三郎侧着头忍住笑声，“早晨吃过几块油饼的关系吗？”
他们就是这样有生气的。
——（梅林《忆萧红》）
1934年11月30日，在北四川路内山书店，这对情侣终于见到了鲁迅先生。随即，他们在书店附近一家白俄人开的咖啡馆，结识了鲁迅的家人许广平与海婴。
大约一九三四年的某天，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东北来的不甘做奴隶者。他们爽朗的笑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着，战，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
从此我们多了两个朋友：萧红和萧军。
——（许广平《忆萧红》）
在许广平眼中，初次见面的东北女孩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
仅隔半个多月，鲁迅便在梁园豫菜馆特意为他们张罗了一次聚会，将他们引荐给彼时活跃在上海文坛的茅盾、胡风、聂绀驽与叶紫。为赴这次珍贵的邀约，悄吟花了七角五分钱，专门从“大拍卖”铺子买了块方格子布料，几乎是不吃不喝、不分昼夜一针一线地，亲手为三郎赶制了一件上衣。三郎后来回忆说：“我们那时的物质生活虽然是穷困的，但在爱情生活方面，却是充实而饱满的啊！”这体己的温暖和喜悦，彼时连初相识的朋友们都能够感觉到。
用方格子布缝就的直襟短衣穿在萧军先生身上，天真无邪的喜悦夸示着式样。——那哥萨克式，在哈尔滨见惯的——穿的和缝的都感到骄傲，满足，而欢欣。我们看见的也感到他们应该骄傲，满足，欢欣。
——（许广平《追忆萧红》）
后来，为减少鲁迅先生与他们频繁通信的麻烦，他们索性搬到四川路与先生毗邻而居，做了先生家中的常客，时常聊天到很晚，鲁迅也不舍他们离去。为扩大他们在上海的交际圈，鲁迅除介绍他们认识了一些国内作家，还陆续将他们介绍给国际友人史沫特莱、鹿地亘、绿川英子等，不遗余力将他们的作品推荐到国内外刊物去发表。这份深厚的师生情谊，真挚的爱与感动，直到鲁迅去世，在他们心中也不曾消泯。
1935年12月，由鲁迅作序的《生死场》终于由容光书局出版。对这部小说，鲁迅给予了极高评价，称赞她用“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写出了中国女作家中“最有力的现代小说之一”，并由此断言作者是“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
《生死场》出版时，悄吟采用了鲁迅先生的建议，启用了新的笔名。因三郎笔名“萧军”，她便给自己取名“萧红”。中国文坛，从此诞生了一颗名为萧红的新星。
与萧军相比，鲁迅给予萧红的评价显然更高。许广平回忆，鲁迅先生每逢和朋友谈起这两部著作，总认为：“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
《生死场》连同《八月的乡村》，因鲁迅的写序推荐，在上海文坛掀起了巨浪，从而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并查禁，但当时的畅销局面，已是屡禁不止。以“二萧”为代表的东北抗日文学，坚定地席卷了上海文坛。
此时，他们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她以“萧红”成名，取他的一个字，似乎带着他的体温，走到哪里，都让人心安。
他却是乱世豪杰，有着侠义情怀和英雄情结，对苦难弱小，他天生有着疼爱的怜悯；对新鲜自然之美，又总是先天的难以抗拒。于是，当她一步一步从苦海脱身日渐强大成为“萧红”，他好像忽然间，失去了英雄的气魄与魅力。
苦难和一文不名，使他们紧紧相拥，成为不可拆分的恋人；而盛名下日益繁复的人生，使他们彼此间的温暖，渐渐被狂风吹得苍凉。
心的苦杯，积满了沙粒
1936年，对萧红来说，是一只苦杯。她一口一口饮着，饮不尽这蚀骨的苍凉与哀寂。
她和萧军的情感，出现了裂痕。一个在哈尔滨便已相识、名叫程涓的女子，来到了上海。这是1936年春，她痛苦的根源。
而早在哈尔滨，这女子与萧军之间的暧昧情绪已刺痛过她的心。在《一个南方的姑娘》中，她回忆了这女子的出现，以及与三郎的微妙感情。
那时，这宁波姑娘还是一名中学生，因仰慕三郎的才华，在别人引荐下认识了三郎，并到他们家中来做客。
我慢慢地看着她，大概她也慢慢地看着我吧！她很漂亮，很素净，脸上不涂粉，头发没有卷起来，只是扎了一条红绸带，这更显得特别风味，又美又净。
……
她渐渐对郎华比对我更熟，她给郎华写信了，虽然常见，但是要写信的。
……
我看她近些日子更黑一点，好像她的“愁”更多了！她不仅是“愁”，因为愁并不兴奋，可是程女士有点兴奋。我忙着收拾家具，她走时我没有送她，郎华送她出门。
我听得清清楚楚的是在门口：“有信吗？”
或者不是这么说，总之跟着一声“喳喳”之后，郎华很响的：“没有。”
又过了些日子，程女士就不常来了，大概是她怕见我。
程女士要回南方，她到我们这里来辞行，有我做障碍，她没有把要诉说出来的“愁”尽量诉说给郎华。她终于带着“愁”回南方去了。
——（萧红《一个南方的姑娘》）
在哈尔滨，二人的关系也许仅止于好感，彼时二萧的患难之情仍坚不可摧。事隔数年，这女子带着暧昧的“愁”在上海与萧军相会时，已愈发成熟而有风韵，二萧之间，也不复最初患难时的亲密无间。
在萧军的心里，一个健康美丽，一个病弱多愁，他情感的天平，倾向了前者。
萧红是多么敏锐的女子，她的文章虽有男子的英勇之气，但内心，何其纤弱，何况，伤害她的人，是曾千般呵护万般疼爱着她的三郎，是她今生最爱的男人！她的心是一只苦杯，倾满了委屈失意、忧愁和孤寂。
这一时期，她在极度忧愁中写了《苦杯》组诗，自言自语倾诉着心底的苦痛。
一
带着颜色的情诗，一只一只写给她的，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
也许人人都是一样！
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
二
昨夜他又写了一只诗，我也写了一只诗，他是写给他的新的情人，我是写给我悲哀的心的。
四
已经不爱我了吧！
尚与我日日争吵，我的心潮破碎了，他分明知道，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时时踢打。
——（萧红《苦杯》）
在这个男人心中，她曾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他曾经拼了命也要救她于水火，即便在医院她生下别人的孩子，他依然为她心疼，以命相搏地对医生吼：“如果她从今死去，我杀了你全家！”可是如今，当她习惯了被他呵护，他却漠然转身，将曾经许给她的深情，转赠给了别的女人。
然而，让她更绝望的是，他甚至像个暴君一样开始打她。
七
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的父亲一样了！
父亲是我的敌人，而他不是，我又怎样来对待他呢？
他说他是我同一战线上的伙伴。
十
近来时时想要哭了，但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坐到床上哭，怕是他看到；跑到厨房里去哭，怕是邻居看到；在街头哭，那些陌生的人更会哗笑。
人间对我都是无情了。
十一
说什么爱情！
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
都成了昨夜的梦，昨夜的明灯。
——（萧红《苦杯》）
身体的伤，她尚能遮掩；心底的伤，只能浸着泪水独自承受。爱得越深，痛得愈烈。她再也无法忍受这日复一日撕裂般的痛楚和煎熬，尽管彼时，他与那女子进展得并不顺利，已从短暂的出轨中回心转意，但她无法原谅他的背叛和不忠，尽管她多希望自己可以不介意。
她郑重地与萧军谈了一次，为抚平心底的伤痛，她决定东渡日本，让彼此冷静。
为送别即将远行的萧红，在她启程的前两日，鲁迅夫妇特意为她饯行，并反复叮咛远行在外的一应事项。然而，到日本仅三个月，鲁迅先生病逝的噩耗便传到了扶桑。这场饯别，成了她与鲁迅最后的相聚！
初到日本，虽然她与友人黄源的妻子许粤华同住，但时间仍然一点一滴都显得漫长。失意忧伤和时而剧烈的腹痛，折磨着萧红。后来，因黄源父亲患病缺乏经济支撑，许粤华于八月底便回了国，她的世界便只剩下了孤单。
为填满空寂惆怅的日日夜夜，她上了发条一样写文章，苦学枯燥乏味的日文，然后就是一封接一封给萧军写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