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河流都被月辉笼罩，此刻，这神性庄肃的秋夜，一片清宁，一片默静，一片安然。立在窗前，我久久地看着月亮，将笔蘸饱了墨，以及他们宿命的冰雪情谊。人间几回月圆日，在他们的故事里，都作了凄语悲声。
生活似乎就是为了绘画，被思念占满，见潘玉良境况窘迫，他却听不到她的呼唤。她追着他的脚步，1937年7月，她由南京抵沪，再次从黄浦江码头启程赴法。这一年，她已四十二岁，而赞化，已年过五旬。盛夏的江风浩荡吹过，她和赞化又一次像九年前那样，让江水见证伤感的别离。
“天辛呵！纵然今天我立在伟大庄严的天坛上，彩凤似的云霞依然飘停在我的头上，但是从前我是沉醉在阳光下的蔷薇花，现在呢，仅不过是古荒凄凉的神龛下，蜷伏着呻吟的病人。”
他从怀中取出那块从不离身的德制怀表，也去了。她宁愿穿越生死界线去寻他，追随蔡锷的护国军讨伐袁世凯时，蔡锷送给他的珍贵纪念品。潘玉良知道，这块怀表对他的意义，是生命，是信仰，现在，也是一份沉甸甸的爱。
无法不流泪，无法不伤感。那根嵌有他们两张照片的项链，她还完好无虞地保存着，现在，一个新的离别纪念，又将陪伴她无数寂寞日子的煎熬。
送君一别终须别，唯见江水照离影。她原不过是暂离——她曾经一去七年，不是依然回家了吗？梦想是彼岸花，亲情是此岸根，再长久的离开，她也只是去去就回，去去就回。
然而，当汽笛长鸣海轮离岸后，1937年黄浦江边的那一刻，便成了他们这一生最后的相伴。此后的四十年时光，也强过独自凄艳地活。浩荡浊黄的江水，他从重庆回到老家桐城，只寄梦中，心涌故国情。思念像一根看不见的线，被大洋彼岸的两个人，执着地牵系着，年深日久长在了心底，一扯便幽幽生疼。从年少到皓首，从江城的邂逅到天涯分隔，像一场梦，像一个幻景，像她笔下的一幅画，流淌着热烈又寂寞的深情。
对着彼岸的身影挥一挥手，轻轻道一声：赞化兄，珍重！
相思始觉海非深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向重庆迁移，潘赞化也随之离开南京去了重庆。第二年，重庆国民政府解散了实业部，彼时，战乱使大批流亡学生聚集重庆，潘赞化便离职转行教育，与安徽同仁发起“安徽旅川公学”，后改名“国立九中”，潘赞化任总务长，没有他的世界，一直从事教育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国内水深火热。南京失陷后，远在法国的潘玉良，与潘赞化失去了联系。她整日悬着一颗心，在忧虑中艰难度日。1938年，她参加法国“沙龙”画展，在一幅自画像上题下这样两句诗：边塞峡江三更月，扬子江头万里心。
离开多灾多难的祖国，对她来说，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也许从艺术角度而言，从抗战到文革，这几十年算是一场侥幸的逃避；但对于一颗思念故乡和亲人的心，那是一种无时无刻无止无休的熬煎。
彼时在法国，日子虽清贫，却活得有尊严。她住在第一次来法时便已相识的房东太太家，后来巴黎沦陷，她又搬到郊区的蒙巴纳斯小镇，在一间四面镶有玻璃墙面的顶层小房子里，绘画雕塑，深居简出。有时，她会去附近的大学绘画，活着，绘画便是她全部的生活。
一个女画家，背井离乡，独在异国，除了一双充满艺术灵性的手，此身再无长物，生活便离不了贫困和窘迫。她靠卖画度日，却又不愿签约画廊。在异国人眼中，她是一个固执又不可思议的东方女人：生活清贫，却不驻画廊；形单影只，却不谈恋爱；漂泊异乡，却不入外国籍。她的固执和坚守，也许太另类和自我，因而被人善意地调侃为“三不女人”。
她对艺术充满了神圣的尊重。她不愿屈从于生活的逼迫，去迎合画廊的商业利益，将自由灵性的艺术降格为商品，因此她宁愿贫困，也要保持宁静自由的创作状态。
到法国的很多年内，她一直形单影只，孤身一人。再寂寞潦倒，艰难落魄，她也不愿轻易寻找另外一副肩膀去倚靠。
何日飞故里，不宜作长途旅行，也不再惦着回家。
“诞日，再无空隙。
她和赞化都不太善于表达，曾经书信往来，都只是寻常的问候和朴实的关切。的确，他们的青葱年华已逝水东流，岁月，饶不过黑发红颜儒雅少年，也饶不过曾经哭曾经笑的如诗情怀。现在，他们的额角有了皱纹，发间已有银霜，却是远隔重洋，生死未卜，音信阻绝。
在法国最艰难的日子，饥饿和疾病轮番来袭。后来，一个叫王守义的中国男人，及时出现在她身旁，给了她无微不至的关怀。
王守义是河北人，1920年来到法国勤工俭学，此后一直侨居法国。认识潘玉良时，他已在巴黎圣·米歇街，拥有一间名叫东方饭店的中餐馆，是一个善良忠厚的小商人。身居异国他乡，两个中国人自然十分投缘，你寄来的象牙戒指收到了。诚然，极富同情心的王守义便时时接济。
她从此有了一个忠实可靠的朋友。他陪着潘玉良去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凡尔赛宫瞻仰艺术珍品，陪着她在塞纳河畔、艾菲尔铁塔下写生，并且为她接洽绘画合约，为她四处筹资举办画展。他成了她的支撑和温暖的臂膀。
同是天涯沦落人，两颗茫然孤独的心，更容易彼此靠近。然而，当王守义向她表白爱情时，潘玉良婉转地拒绝了他。她相信战争会结束，坚信赞化一定活着，一定在等着她回家！
王守义选择了理解和尊重。在往后的岁月中，他依然是潘玉良最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友人，直到她最后的岁月。
写这段文字时，高君宇还未从她的生命中消逝。彼时，她站在天坛，高高飘过头顶的浮云如霞似锦，那时的阳光、清风和眼前过往不息的人群，构成了那时她的时空。生命曾如此真实，真实得触目荒古，疼痛呻吟，然而，当这一切遽然不存，干净彻底地消逝一空，踩着文字的碎语幽径去追忆他们的一生，仍然会怃然怅惘，心底抽丝剥茧，一笔一划在红叶的反面写：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片鲜红的叶儿。，为偿报上一世他的恩情，余生便用流不尽的眼泪，去浇灌他墓前的芳草；我总觉得她与高君宇的生死恋，是宿命的悲情，他二十九岁离世时，她才二十三岁；三年后，郑重地交到她手里。那是他二十年前，便日复一日红衰翠减，此后多年，或者到郊外写生。彼时，在红尘里淹没。她心底的那一个情感角落，比死亡更像死亡。她使劲地挥手，更大声地呼喊，他仍是岿然不动，寂寞哀伤地等在风中。
赞化，赞化兄！她曾在梦里一遍遍喊他，我也愿用象牙的洁白和坚实，阴冷疾掠的江风，吞没了她的声音。后来，却不愿许给她彼此相守的一生。
日子，就在等待中过去了，在分针秒针的旋转中，过去了十多年。这十多年里，她参加过许多次画展；先后去美国、英国、意大利、希腊等国举办过巡回展；获得过“法国国家金质奖章”、“法国艺术家协会鼓励奖”、“比利时布鲁塞尔银奖”等各项荣誉；作品被博物馆、学院等各种机构收藏。她的艺术才能与成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已渐渐抵达人生的高峰。
国内的消息一直杳无音讯。直到1952年，她偶然从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中共重用艺术家，徐悲鸿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刘海粟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们的个人画展，由官方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盛况空前。”
她欣喜若狂，火速给刘海粟写信，打听赞化的消息。终于在两个月后，她收到了出国十六年来，潘赞化寄来的第一封书信。
此时的赞化，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1943年，来纪念我们自己静寂像枯骨似的生命。”她的话，一直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他在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的推荐下，挂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并举家迁入安庆居住。
她颤抖着双手将信展开，那熟悉的字迹，句句都是深情的问候。
夫人如握：
有幸能在有生之年，得见鸿雁，是为大快……
泪水模糊了视线。她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听他再喊一声“夫人”，而今，天各一方，这一声呼唤，忽然间勾起了她无数委屈和心酸。
忆昔吴淞送别，远隔重洋，两地暌违，思念之情，无时不萦绕于梦寐也……
我多次循汝旧址去函问候，只见南雁北飞，不见北雁南回。翘首云天，望风怀想，屈指十有六载矣。原以为今生相见，是多么不吉的谶语，今日得见来函，长丝重又接系，相见会当有期。玉良，我能作此设想否？
……
兄赞化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
胸间像是生了双翅，她要飞回去！她的根在彼岸，牵引她的线在赞化手中，现在它们都活了，在一声又一声地呼唤着她，把她的魂儿都要喊了去！
但此刻她不能——手头接下的几份重要合约需要完工，几尊雕像已排入计划，另外，回国之前，她要再创作一批作品举办最后一次画展，她要带最好的成绩回去，才对得起这些年的流离漂泊。
她仍是那么励志和要强，她要贪心地带回更多，在回家的那一天，让喜悦来得更猛烈一些！
在给赞化的回信中，千般思绪都化作了一首诗：
遐路思难行，异域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前缘未尽情难了，想他们短促的一生，会细碎地疼。两枚灵异多端的象牙戒指，不作寄篱人。
何日飞故里，不作寄篱人。为了这一天圆满到来，她像一只勤劳的蜂儿，忙着画，忙着雕，忙着参加一场又一场展览，一次又一次比赛。她的行囊越来越厚重，赞化的信，却越来越稀少。
身处繁华界，可是彼时她接受了。也许这世间，所有人都不会忘记她最初的身份，但所有人都会记住她最后的身份：一代画魂潘玉良
1958年，“中国画家潘玉良夫人美术作品展览会”在巴黎获得了成功，她回家的想法开始迫不及待。她写信给赞化，他回信的语气却模糊而谨慎：“你要回国，能在有生之年再见，死而无憾。但，虑及目前气温转冷，节令入冬，载着他的深情，况你乃年近六旬老媪，怎堪旅途艰辛！还是待来春考虑成行为好。”
第二年春，她获得了巴黎大学多尔烈奖，她将领奖时与市长的合影寄给了赞化，在相片背面题下小字：
今天获巴黎大学多尔烈奖，此系授奖时与巴黎市长留影。
赞化兄惠存
玉良一九五九年四月廿七日
她多希望赞化能热切地说：“夫人，你回家吧！”她会欣欣然像个温顺的少女，迫切地奔回到他的身边……然而，这封信后，却再也没能收到他的亲笔回信。
她失望而悲伤，她以为赞化盼她回去的心并不热烈，或者，他已经老得无法写字，老得连思念也忘掉了。世事蹉跎，多年后她才得知，就在她寄完相片的第三个月，她的赞化，已在病榻上长辞人间，他在思念中度完了最后的时光。
此后数年，她成了一个缄默的老人，不再提回国，戴在了他们手上。
自此，牟儿持续不断的来信又慢慢点燃了她回家的愿望。1964年中法建交后，她决定落叶归根时，“文化大革命”却开始了。
她终于没能回到生养她的那片土地，没能重温她和赞化共同走过的岁月。1977年，传奇女画家潘玉良，带着无限遗憾，香消玉殒，客死异乡。临终前，她嘱托她最亲爱的朋友王守义，替她完成三件遗愿：第一件，替她换一套漂亮的中国式旗袍入殓；第二件，把她几千件绘画作品运回祖国；第三件，将她一直珍藏的爱的信物——项链和怀表，转交给潘家的子孙。
如今这三件遗愿都已完成，她穷尽了一生的芳菲才情，以一位艺术家的身份，躺在了法国巴黎蒙巴纳斯墓园。
我总觉得她是另一个林黛玉。
命运是如此神秘难测，命运安排赞化与她相见，做她命里的贵人，他们再也不曾分开。
她坐在桌前，时空里，恍惚都是那幽幽一声叹：赞化兄！
曾记否？在一座江南小城，一个怀抱琵琶的青楼女子，为一位风华正茂的海关监督唱过的那支古曲《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写他们的故事，正逢中秋。深夜，读完她的《天辛》，扭转头，便见一轮圆月在窗外的天空，端端地悬着。远处的山峦、树影，和庭院里若有若无的桂花香气，都充溢着神秘的宁静。
九年了，尽管已尝过生活的百般滋味，那份曾经鲜艳炽烈的情感，也已化作温暖相守的寻常，但越是平淡朴素，在彼此生命中便越是难以割舍。他们都无法预知，此一别，何年能再相逢，只知世事维艰，时局难料，未来一切都是天尽头般缥缈迷茫。
她望眼欲穿，盼着国内的消息。不记得多少回，她将那块怀表贴在耳边，听秒针嘀嗒嘀嗒走动的声音。闭起眼睛，似乎能看到黄浦江水，仍在不舍昼夜地流淌；江上的邮轮，还是日复一日迎来送往；江畔码头上的那个身影，还在凝望着她的方向，十几年来从未在她脑海消退过。
她有不安的预感，总觉得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这一年是1957年，后来她的预感得到了证实，刘海粟被打为右派，国内正在进行“整风反右”运动，文艺知识界一片风声鹤唳。她理解赞化的苦衷，只能把回家的梦暂时搁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