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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滇文化动物意匠与欧亚草原关系的再检视(1)

自1716年,乌拉尔工场主戴密多夫(A.N.Demidov)在自家土地上发现一批金制艺术品,后将其献给彼得大帝,以“彼得大帝的西伯利亚宝藏”(M.P.Zavitukhina, the Siberia Collection of Peter the Great, Frozen Tombs, the Culture and Art of Ancient Tribes of Siberia,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 Ltd., 1978.)闻名于世以来,在欧亚草原广袤的土地上及周边地区,发现的草原艺术品不可胜数。这些游牧民族创造的辉煌艺术,以马具、武器、动物意匠为最著,其中又以动物意匠(Animal Style)最为引人注目。动物造型广泛使用锤揲、铸造、雕刻等工艺,应用于装饰弓筒、剑鞘、剑柄、马具、首饰、饰牌等,表现各种形态的野兽、怪兽及动物厮斗的场面,造型注意写实性与装饰性的结合。

我国云南的滇青铜文化,分布在连接大理、江川和曲靖三点而成的三角形地带内(尹绍亭:《云南青铜文化地理初论》,《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6期。),时代大体在战国中期至西汉中期,亦大量使用动物意匠来装饰各种青铜器物。滇青铜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虽远隔万里,但时代相承,动物纹装饰中亦有若干相近的意匠,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即存在分歧的意见,迄今尚未达成共识。

两地动物意匠关系的研究,牵涉到我们如何认识战国秦汉时期欧亚大陆政治、经济格局及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若干重要问题。但由于文献记载缺佚,相关考古发现较为零星且缺乏系统的比较,加上两地的动物意匠本身的内涵十分复杂,这一课题虽富有价值,但亦存在相当大的难度。本章拟就滇文化动物意匠的发现进行梳理,并简要回顾前人时贤的相关研究成果,就两者关系的认识补充一些材料,以期对讨论的深入有所助益。

一滇文化当中的动物意匠

二十世纪初,英国学者明斯(E.H.Minns)最早注意到南俄斯基泰人的动物纹装饰(E.H.Minns, Scythians and Greek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3.),其后,美籍俄裔学者罗斯托夫采夫(M.I.Rostovzeff)提出“动物意匠”(Animal Style)的概念,并进而比较南俄和中国艺术的异同,企图寻找动物意匠的根源(M.I.Rostovzeff ,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29.)。Animal Style一词,或译为“野兽纹”、“动物纹”(乌恩先生认为,所谓“野兽纹”的题材不只是野兽,也包括家畜,所以采用“动物纹”的名称更为合适,见乌恩《我国古代北方动物纹饰》,《考古学报》1981年1期。)等,但实际这一名词涵盖的内容,并不止于平面纹饰而言,而是包括各种立体动物形象,因此“动物意匠”一词,或可避免产生理解上的含混。

自罗斯托夫采夫以来,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动物意匠的发现和研究,成为二十世纪考古学及美术史等相关学科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考古发现的日益增加和相关研究的不断推进,学术界对于动物意匠的起源、时代、分区及流布等相关问题都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因此,“动物意匠”一词,“因其涵盖的时间、地域、民族和文化极其复杂,这个名词未免暴露出笼统含糊的缺点”(杜正胜:《欧亚草原动物文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二分,台北,1993年。)。但本文无意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分别,使用“动物意匠”这个概念,是泛指公元前十世纪左右到公元前后,主要流行于广大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s)地区,游牧或半游牧民族采用的以动物造型为母题的装饰艺术,这是应当首先予以说明的。

动物意匠在滇文化中的发现,可以上溯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1955-1960年,在滇池附近晋宁县石寨山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50座,出土文物四千八百余件,从而揭开了滇文化发现的序幕(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考古学报》1956年1期;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9期;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第四次发掘简报》,《考古》1963年9期。)。此后,考古工作者相继发掘了安宁太极山(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安宁太极山古墓葬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9期。)、江川李家山(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2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考古》2001年12期。)、呈贡天子庙(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4期。)、曲靖八塔台(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昆明羊甫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4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昆明羊甫头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祥云大波那(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12期。)、楚雄万家坝(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楚雄县万家坝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10期;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3期。)等滇文化墓地、遗址三十余处,从而认识到,滇文化又可以分为滇西和滇池两个区域,而以滇池区域最为集中、最为成熟(王大道:《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收入《云南青铜器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张增祺:《云南青铜文化初探》,收入《云南青铜器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张增祺:《云南青铜文化概论》,《思想战线》1979年4期。)。截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土青铜器约一万件,大致可分为五大类共八十余种,包括锄、锛、镰、斧等生产工具,壶、洗、罐、贮贝器等生活用具,剑、矛、钺、啄等兵器,鼓、钟、葫芦笙等乐器以及扣饰、杖头饰等装饰品(张增祺:《滇国与滇文化》,页16,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7年。)。据统计,在滇青铜器上出现的动物种类达37种之多,除现实当中存在的动物之外,还包括一些想象或神化了的动物,如狮身人面兽、有翼虎、龙等(张增祺:《云南青铜文化概论》,《思想战线》1979年4期。)。

在滇文化中,表现动物意匠的载体十分丰富,这里不准备面面俱到,仅选择其中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种类,重点就动物意匠的展现方式进行介绍。

(一)扣饰

扣饰,或称“饰牌”,最初因对其功用不甚明了,笼统地称为“饰件”(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由于其背部有一个钩状扣,所以后来一般称为“扣饰”。扣饰形制上可以分为圆形、长方形和自然形三类。关于其使用方法,圆形的是系于腹部,长方形和自然形的由于文献无记载,遗物中也没有表现,只能依据出土时有的粘有绢丝或漆皮推测,可能是一种挂饰饰件,或是饰于专门的器具上(萧明华:《青铜时代滇人的青铜扣饰》,《考古学报》1999年4期。)。扣饰的形制和功用,和北方草原的带扣和牌饰有明显的差异(田晓雯:《从青铜扣饰看古滇国的装饰艺术》,《云南青铜文化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这些扣饰采用失蜡法铸造,种类繁多,纹饰精美,有的镶嵌玉石,有的鎏金,显得繁复华丽。

1999年,有学者统计,在滇文化中出土青铜扣饰658件(萧明华:《青铜时代滇人的青铜扣饰》,《考古学报》1999年4期。),之后,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昆明羊甫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4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昆明羊甫头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等墓地经考古发掘又公布了一批资料,现有资料估计约有七百件。其中有相当部分与动物意匠有关。以下我们分形制按题材分别予以介绍。

1.圆形扣饰

圆形扣饰中有相当部分是素面或饰人面、太阳纹及几何纹图案的,因与本文主题无关,暂不涉及。与动物意匠有关的扣饰,按照题材及装饰手法可分为抽象动物花纹扣饰、中心浮雕或焊接动物扣饰和边沿镂雕或浮雕动物扣饰几大类。

抽象动物花纹扣饰此种扣饰多为中部突鼓,线刻虎、鹰、狐狸、猴子等动物的抽象头部纹饰,其外为多重纹饰带。较早的一例出自曲靖八塔台M279,中心为圆眼宽鼻头虎面纹,其外为虺形纹带,向外依次为线纹带、涡纹带、芒纹带、椭圆圈带,直径10厘米,年代定在春秋早期;其他如M265:30,中心为圆眼宽鼻猴面纹,有额纹,向外依次为锯齿纹带、芒纹带、蛇头纹带、芒纹带,直径10.7厘米,年代定在春秋中晚期;M121:1,中心为圆鼓眼、高鼻狐面纹,有胡须,向外依次为芒纹带、小圆圈纹带、虺形纹带、芒纹带,直径13.2厘米;M182:6,中心为圆眼宽鼻头虎面纹,有胡须,向外依次为小圆圈纹带、半圆纹带、涡纹加虺形纹带、半圆纹带,直径8.7厘米等(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页80-93,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昆明羊甫头M19等墓葬亦有发现(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4期。)。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抽象动物花纹扣饰数量比较多,延续时间长,在从春秋早期到西汉后期的四期墓葬中都有发现,造型风格一脉相承。此种扣饰在西汉以后不多见。

中心浮雕或焊接动物扣饰此种扣饰一般为背面凸起,正面凹下,贴嵌绿松石或孔雀石,并在正面中心浮雕或焊接立体或半立体动物形象,种类有鹰、孔雀、牛头、蟾蜍等。如呈贡天子庙M41出土的鹰头形扣饰,正面浮雕圆形鹰脸,斜伸高鼻,鼻根两侧镶圆锥形玛瑙两枚表示双目,直径17.5厘米,年代在战国中期偏晚(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4期。);晋宁石寨山M13出土孔雀开屏扣饰,扣面正中浮雕一孔雀作开屏状,孔雀的头与胸部为圆雕,凸起成为立体,尾及两足镶于平面上,直径16.6厘米;同墓还出土牛头扣饰,正面镶嵌小圆点绿松石,中央焊接一圆雕牛头,直径13.8厘米,墓葬的年代定在西汉中期(此据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页83,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另张增祺《晋宁石寨山》(页82,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称,“尾及两足为漆绘”。);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出土蟾蜍扣饰3件,牌面正中浮雕一四肢伸展的蟾蜍,墓葬年代大致在西汉中晚期(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12期。)。

边缘镂雕或浮雕动物扣饰此种扣饰和中心浮雕或焊接动物扣饰一样,一般也为背面凸起,正面凹下,贴嵌绿松石或孔雀石,在扣饰边沿饰有镂雕或浮雕动物形象,形成一个圆形纹饰带,常见动物种类有猴子、牛、鸡等,也有一些想象或神化动物。此类扣饰比较集中地分布在晋宁石寨山墓地,如M6出土2件猴边扣饰,其中1件正面嵌小圆点绿松石,中央镶一红色玛瑙扣,其外用朱、黑两色漆绘出八角光芒,边缘作鎏金半立体猴子一周,计10只。猴子的姿势是前一只的尾巴搭在后一只的头上,后一只的右前足抓着前一只的左后足,头偏向内,直径13.5厘米;同样的造型在石寨山M3、M10、M13、M71亦有出土。又如M13出土的牛边扣饰,正面中央嵌一红色玛瑙扣,其外镶嵌绿松石小珠及玉环,边缘有浮雕小牛一周,首尾相接,共12头;同样的造型在石寨山M3、M4、M6、M7、M10亦有出土(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页82-94,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江川李家山墓地采集有1件“鸟边贴绿松石圆形扣饰”,边缘透雕7只鸟头形兽,一只接一只,中央贴绿松石片(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2期。)。

此种扣饰一般中央嵌玉、玛瑙管等,动物形象装饰于边缘,形成连续纹饰带。动物形象多样,有猴子、狐狸、猫头鹰、鹦鹉、牛等。此类扣饰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墓地发现较多,如晋宁石寨山M22出土的1件,正面镶嵌孔雀石小珠,边缘上端及左右两侧均有浮雕鹦鹉图像,下端为连弧纹;M16出土的1件,正面中央用玉管镶成长方形框,其外嵌孔雀石小珠一周,上、下方有连弧纹,边缘上端及左右两侧有浮雕小猴10只,首尾相接;M13出土的1件,正面中央先铸成方框,分左右两格,每格中横镶玉管三支,其外嵌孔雀石小珠,边缘四方为浮雕小狐14只,首尾相接(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页82-94,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年。)。江川李家山M10出土的1件,边缘饰猴子12只;M20出土的1件,边缘饰猫头鹰8只等(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2期。)。

另外,有少数长方形扣饰呈现某一类场景,其中也包括一些动物形象,如石寨山3号、6号、7号墓各出土1件的斗牛扣饰,器型基本相同,大小、纹饰略有区别。以3号墓出土的1件为例,纹饰情节可分上、中、下三层。上层跪坐10人,做观望状;中层左右两侧各跪坐4人,亦在观望,正中1人弯腰作开门状;下层正中有1扇门,门外1牛冲入,1人在牛后执棍作赶牛状,门左右两侧各有4-5人,或蹲或立,秩序较乱,高5.7厘米、宽9厘米(张增祺:《晋宁石寨山》,页83,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

3.自然形扣饰

自然形扣饰的形制,依表现题材形状为准,不像前两类扣饰,在题材布局上要受到一定的束缚,因此是所有牌饰种类中图像最生动的一类,制作也最精美,表现动物形象最丰富。题材上可以分为动物相食搏斗纹、狩猎纹、祭祀纹等,此外还有一些表现单一动物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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