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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嘉庆道光时期诗学(1)

§§§第一节方东树

方东树(1772—1851),字植之,别号副墨子。安徽桐城人。乾隆三十七年出生。“幼承家范,年十一,效范云《慎火树》诗,惊其长老。年二十余,用功心性之学,又学古文于同里姚鼐。”(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在姚门同学古文者有管同、姚莹、梅曾亮、刘开等人。乾隆五十八年,入县学,补弟子员,逾数年补增广生。多次应乡试不售。阮元总督两粤,嘉庆二十四年,延修《广东通志》,不久告竣。曾主廉州海门书院、韶州韶阳书院。道光四年,五十三岁,入阮元幕中授经,写成《汉学商兑》,批评汉学,倡程朱理学。六年归里,又主庐州庐阳书院、亳州泖湖书院、宿松松滋书院等。十二年,再赴粤东,旋归。十三年,姚莹延请编校其曾祖姚范《援鹑堂笔记》,客姚莹官廨。十五年,校毕。十七年,复赴粤东,客两广总督邓廷桢幕中。嘉庆以来,鸦片大量输入中国,道光十八年,多达四万余箱。粤中大臣请厉禁洋烟,“先生著《匡民正俗对》陈所以禁之之道,劝制军邓公复奏,不从”(郑福照《方仪卫先生年谱》)。十九年,始作论诗专著《昭昧詹言》。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方东树归里,著《大意尊闻》、《解〈招魂〉》,继续写作《昭昧詹言》。二十二年,“夷人犯顺,东南数省皆被祸,大帅多退避,先生时时痛心切齿”(《方仪卫先生年谱》),作《病榻罪言》。时邓廷桢为闽浙总督,“此书极论制夷之策,遣人上之浙江军门,惜方议抚不能用”(《方仪卫先生年谱》)。方东树一生坎坷,身世之感,国家之恨,时时郁积胸中。时姚莹有《又与方植之书》说:“翁年七十有二,生平未尝处一顺境”,“翁不忧一身,而悲愤时事。”方东树《复姚君书》说:“孤穷于世,乃至无一人可共语,胸中蓄言千万,默默不得吐。”方东树晚年以仪卫名轩,自号仪卫老人,贫亦甚。咸丰元年,八十岁。三月应邀主祁门东山书院,五月去世。

桐城派作为清代有深远影响的古文流派,形成于康熙乾隆时期,嘉庆时期又有发展。桐城诸人创作古文、评论古文,但也写诗、论诗。姚范《援鹑堂笔记》多有论诗处;刘大櫆曾编选过《盛唐诗选》、《唐诗正宗》;姚鼐因王士祯《古诗选》,编有《今体诗钞》。方东树《昭昧詹言》就王士祯所编《古诗选》和姚鼐所编《今体诗钞》所收作品一一具体批评,采录桐城诸老议论甚多。是书成于方东树晚年,集中体现了他的诗学主张。吴闿生《昭昧詹言序》认为,“其书所载,极宜分别观之。盖所录方、姚诸老微言要旨至多,而植翁自抒所见则不免臆断虚之习”,对方东树的诗学评价甚低,不符合实际情况。方东树的诗学是其生平论学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方东树尊祟理学,与此相联系,主张立诚有本;尤其遵从桐城派古文理论,以文法论诗,颇有特点。方东树对明代以来的诗学多有考察,有些看法似不无矛盾,但总的说来,和桐城诸老一样,比较偏于格调说,唐宋兼采。方东树论文,注重现实,“义必有本,不欲为无关系之文”(方宗诚《仪卫轩文集目录后识》)。其以文法论诗,尚格调雄奇,甚至可以说与其身世现实感慨不无关系。

一主张立诚有本

正如桐城派论文,方东树说诗,极重视作者修养。《易传》讲“修辞立其诚”,方东树用之于说诗,作为对诗人创作的基本要求。他说:“诗虽末艺,而修辞立诚,不可掩也。”(《昭昧詹言》卷十一,本节以下称引仅标卷数者皆此书。)所谓“立诚”,主要是指内心实诚,情意真挚。他说:“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卷一)“要之尤贵于立诚,立诚则语真。”(卷十四)这方面,方东树推重陶渊明、杜甫。他说:“读陶公诗,专取其真,事真景真,情真理真。”(卷四)“读陶公诗,须知其直书即目,直书胸臆,逼真而皆道腴乃得之。”(卷四)“试观杜公,凡赠寄之作,无不情真意挚。至今读之,犹为感动,无他,诚焉耳。”(卷一)他批评“相如、子云、蔡邕,皆是修辞不立诚”(卷三),“至明代空同辈,则全是客气假象”(卷一)。“阮亭多料语,不免向人借口,隶事殊多不切,所取情景语象,多与题之所指人地时物不相应,既乏性情,不关痛痒,即是陈言。”(卷一)“阮亭……多用料语衬贴门面,肤滥不精,苟以炫博而已。乍看已无过人处,入而索之,了无真情胜慨。”(卷一)“作诗必用本题故典及字句作料,乃是钝根。王阮亭一生不悟。”(卷一)

怎样才能内心实诚?方东树认为,要内心充实,精神贫乏容易导致虚假。他说:“诗以言志。如无志可言,强学他人说话,开口即脱节,此谓言之无物,不立诚。”(卷一)“立诚则语真,自无客气浮情、肤词长语、寡情不归之病。”(卷十四)他讲到要“满”。这“满”,也是内心要充实的意思。他说:“思积而满,乃有异观,溢出为奇。若第强索而为之,终不得满量。”(卷一)怎样才能做到内心充实?方东树认为,关键在于“有本”。所谓“有本”,指学有本源,行有本原。他说:“诗虽吟咏短章,足当著书,可以觇其人之德性、学识、操持之本末。”(卷四)学有本源,靠读圣贤书来培养。他说:“专学诗文,不去读圣贤书,培养本源,终费力不长进。”(卷一)“惟大家学有本源,故说本分语,虽一滴一勺,一卷一撮,皆足见其本。”(卷一)“既自家有才有学识,又必有得于古人,真传一脉,方为作者。”(卷一)“学古而真有得,即有败笔,必不远倍于大雅,其本不二也。”读圣贤书和修身联系起来,才能做到行有本原。方东树说:“诗文与行己,非有二事。”(卷一)“诚身修辞,非有二道。”(卷一)“义理渊深处,则在乎其人之所学所志所造所养矣。”(卷一)他批评“若王阮亭论诗,止于掇章称咏而已,徒赏其一二佳篇佳句,不论其人为何如,又安问其志为何如也?此何与于诗教也?”(卷一)“伪者作诗文另是一人,做人又另是一人。虽其著书,大帙重编,而考其人之本末,另是一物。此书所以愈多而愈不足重也。”(卷三)比如,“小谢(朓)所处之境,本无甚逆,因欲寄雅怀于诗,特地寻出‘怀旧无宦情’及别离等意以作诗本。其实,口中不要高贵,身恋之不舍。《朝雨》之篇,自供结状,……又其于君臣之际,经世之志,泛泛若浮苴漂木,太无情愫。”(卷一)“大约胸襟高,立志高,则命意自高;讲论精,功力深,则自然崇格;读书多,取材高,则能隶事;闻见广,阅历深,则能缔情。”(卷十四)“非淹贯坟籍,不能取词;非深思格物,体道躬行,不能陈理。”(卷一)这方面方东树特别推重陶渊明和杜甫、韩愈。他说:“读陶公诗,须知其直书即目,直书胸臆,逼真而皆道腴乃得之。质之六经孔孟,义理词诣皆无倍焉,斯与之同流矣。”(卷四)“渊明之学,自经术来。《荣木》之忧,逝水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饮酒》末章,东周可为,充虞路问之意。”(卷四)“杜、韩之真气脉作用,在读圣贤古人书、义理志气、胸襟源头本领上。”(卷八)“杜韩尽读万卷书,其志气以稷、契、周、孔为心。”(卷八)“读杜、韩两家,皆当以李习之论六经之语求之,乃见其全量本领作用。”(卷九)

立诚有本表见于诗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言者心声,未可强而能也”(卷一)。“古人作诗,各有其本领,心志所结,动辄及之不自觉。”(卷一)方东树推崇“直抒胸臆”,“从自家胸臆性直流出”(卷一),他说:“惟陶公则全是胸臆自流出,不学人而自成,无意为诗而已。”(卷一)“陶公曷尝有意于为诗,内性既充,率其胸臆而发为德音耳。”(卷四)“《饮酒》二十首据序亦是杂诗,直书胸臆,直书即事,借饮酒为题耳。非咏酒也。阮公《咏怀》,杜公《秦川杂诗》,退之《秋怀》,皆同此例,即所谓遗兴也。”(卷四)在他看来,无本不立诚为诗,则不免“强学他人说话,开口即脱节”(卷一)。“徒向他人借口,纵说得端的,亦只剿说常谈,强哀者无涕,强笑者无欢,不能动物也。”(卷一)“古人各道其胸臆,令人无其胸臆,而强学其词,所以为客气假象。”(卷一)方东树说:“阮亭用事,多出饾饤,与读书有得,溢出为奇者迥不侔。”(卷一)

二诗重文法

桐城派论文,主张言有物,方东树用之于论诗说:“言中有物,故闻之足感,味之弥旨,传之愈久而常新。臣子之于君父、夫妇、兄弟、朋友、天时、物理、人事之感,无古今一也。”(卷一)主张言而有物,因而重诗中之意。方东树说:“以意求诗,玩《三百篇》与《离骚》及汉魏人作自见。”(卷一)“意已经前人说过,切忌袭用。”(卷一)主张“创意艰苦,避凡俗、浅近、习熟、迂腐、常谈,凡人意中所有”(卷一)。指斥“浅俗之辈,指前相袭,一题至前,一种鄙浅凡近、公家作料之意与辞,充塞胸中喉吻笔端,任意支给,雅俗莫辨,顷刻可以成章……万手雷同,为伧俗可鄙,为浮浅无物,为粗犷可贱,为纤巧可憎,为凡近无奇,为滑易不留,为平顺寡要……为用意肤浮无当。”(卷一)怎样才能做到言有物,有创意?方东树认为,“最要是一诚,不诚无物”(卷一),“修辞立诚,未有无本而能立言者”(卷一);“至于兴寄用意尤忌熟,亦非外铄客气假象所能办,若中无所有,向他人借口,只开口便被识者所笑”。上述“立诚”、“有本”之说,与此密切相关。

桐城派论文,又讲须言有序。言有序,主要指文章的组织经营,即所谓文法。“诗与古文一”(卷十四),方东树尤以文法说诗。他说:“言之无物,不立诚,若又不解文法变化精神措注之妙,非不达意,即成语录腐谈。”(卷一)文法非常重要,他说:“本领固重要,而文法高妙,别有能事。”(卷一)“如荀子义理本领岂不足,而文乃不如李斯。故知诗文虽贵本领义理,而其工妙,又别有能事在。”(卷一)诗之“工拙高下,又存乎其文法之妙”(卷一)。他甚至说:“诗文别有能事在,不关义理也。”(卷一)他所说的“别有能事”,就是“文法”。

方东树讲文法,主张文从字顺。他指斥“浮浅俗士,未尝深究古人文律,贯序无统,僻晦翳昧,颠倒脱节,寻其意绪,不得明了。或轻重失类,或急突无序,或比拟不伦,或疏密离合、浮切不分、调乖声哑,或思不周到,或事义多漏,或赘疣否隔,为骈拇枝指,或下字懦,又不切不确不典,凡此皆为不知文从字顺各识其职之病。”(卷一)所谓“文从字顺各识其职”,出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方东树认为:“韩公《樊宗师铭》言文,可以移之论诗。”(卷一)

方东树讲文法,尤其注重具体的字辞、句法的讲求。他说:“字句文法,虽诗文末事,而欲求精其学,非先于此实下工夫不得。”(卷一)“字句亦为文家一大事。”(卷一)他说:“用意高深……而字句不典不古不坚老,仍不能脱凡近浅俗。”(卷一)“欲成面目,全在字句音节。”(卷一)同对用意一样,他要求字辞、句法避熟。关于字、辞,他说:“文者,辞也;其法万变,而大要在必去陈言。”(卷一)“只是一熟字不用,以避陈言,然却不是求僻,乃是博览而选用之,非可以饾饤外铄也。”(卷一)“又虚字不可随手轻用,须老而古法。”(卷一)“谢、鲍、杜、韩,其于闲字语助,看似不经意,实则无不坚确老重成练者,无一懦字率字便文漫下者。此虽一小事,而最为一大法门。苟不悟此,终不成作家。然却非雕饰细巧,只是稳重老辣耳。”(卷一)关于句法,也就是造言,方东树尤其注重,他说:“造言,其忌避亦同创意,及常人笔下皆同者,必别造一番言语,却又非以艰深文浅漏,大约皆刻意求与古人远。”句子不能平顺,古诗“大抵有一两行五六句平衍说,即非古”(卷一)。句子之间,“以断为贵,逆摄突起,峥嵘飞动倒挽,不许一笔平顺挨接”(卷一);“不肯平顺说尽,故用离合、横截、逆提、倒补、插、遥接”(卷八)。“俗人接则平顺衍,不接则直是不通”,“古人文法之妙,一言以蔽之曰:语不接而意接。血脉贯续,词语高简”(卷一)。“离合虚实,参差伸缩”,“入不言,出不辞”(卷一),浑化无迹,不可端倪。方东树认为曾巩“篇法少变换、断斩、逆折、顿挫,无兀傲起落,故不及杜、韩”(卷一)。

方东树重点讨论了七古和七律的作法。他认为,七古、七律和古文在作法上类似。谈到七古,他说:“须解古文者,而后能为之。观韩、欧、苏三家,章法剪裁,纯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独步千古。南宋以后,古文之传绝,七言古诗,遂无大宗。”(卷十一)其所谓“诗与古文一也”的说法,正是在谈到七律的作法时提出的。

方东树认为:“七言长篇,不过一叙、一议、一写三法耳。即太史公亦不过用此三法耳。”(卷十一)所谓叙,“有逆叙、倒叙、补叙、插叙,必不肯用顺用正”(卷十一)。所谓议,要与主题有关,“豪语须于困苦题发之,失志时不可作颓废语,苦语须于佛仙旷达题发之,流连光景须有悟语、见道根,山水凭吊须发典重语,酬赠应答须发经济语”(卷十一)。“议也,或夹叙夹议,或用于起最妙,或用于后,或用于中腹。”(卷十一)所谓写,指描写。“无写但叙议,不成情景,非作家也”(卷十一)。“写也,或夹在议中,或夹在叙中,或用于起尤妙,或随手触处生姿”(卷十一)。叙、议、写三者结合,“其能处,只在将叙题、写景、议论三者,颠倒夹杂,使人迷离不测,只是避直、避平、避顺”(卷十一)。

关于起和结,方东树说:“诗文以起为最难,妙处全在此,精神全在此。”(卷十一)“起法以突奇先写为上乘,汁浆起棱,横空而来也。其次则队仗起。其次乃叙起。叙起居十之九,最多亦最为平顺。……若平直起,老实叙,此为凡才,杜、韩、李、苏、黄诸大家所必无也。”(卷十一)“凡结句都要不从人间来,乃为匪夷所思,奇险不测,他人百思所不解,我却如此结,乃为我之诗。如韩《山石》是也。不然,人人胸中所可有,手笔所可到,是为凡近。”(卷十一)

七律应该说也有所谓叙、议、写的问题,只是不可能像七古那样恣肆。方东树特别讲到七律的写,他说:“诗人成词,不出情景二端。二端又各有虚实、远近、大小、死活之殊,不可混淆,不可拘板,大约宜分写,见界画:或二句情、二句景,或前情后景、前景后情,或上下四字三字、互相形容。”(卷十四)比如,杜甫《秋兴》八首之一“三四景,五六情,情景交融,兴会标举”(卷十七)。“第六首,思曲江。……中四句虚写曲江景物,浅深大小,远近虚实”(卷十七)。“第七首,思昆明池,中四句分写两大景、两细景”(卷十七)。“《登高》,前四句景,后四句情”(卷十七)。关于叙,他说:“固是要交代点逗分明,而叙述又须变化,切忌正说实说,平叙挨讲,则成呆滞钝根死气。或总挈,或倒找,或补点,不出离合错综,草蛇灰线,千头万绪,在乎一心之运化而已。”(卷十四)与前面所讲句法不容易分开。方东树注重七律的句法。他说:“句法则须如铸成,一字不可移易,又须奇警华茂典实,声响律切响亮。”(卷十四)声响于七律至关重要,他说:“声响最要紧,调高则响。”(卷十四)除此而外,关于七律的句法,方东树少有具体论述。显然在他看来,前面所述句法的基本原则,对七律也是适用的。

方东树尤其强调七律的章法,他认为:“诗之诸体,七律为最难,尚在七言古诗之上。……七律束于八句之中,以短篇而须具纵横奇恣开合阴阳之势,而又必起结转折章法规矩井然,所以为难。”(卷十四)“章法不成就,则率漫复乱,无先后起结、衔承次第、浅深开合、细大远近虚实之分。令人对之昏昧,不得爽豁。”(卷十四)七律章法,具体说来,“起句须庄重,峰势镇压含盖,得一篇体势。起忌用宋人轻侧之笔,如放翁‘早岁那知世事艰’,须以为戒,而以‘高馆张灯酒复清’、‘风急天高猿啸哀’、‘玉露凋伤枫树林’等为法。震川论《史记》,起势来得勇猛者圈,杜公多有之。杜又有一起四句,将题情绪叙尽,后半换笔换意换势,或转或托开。大开大合,惟杜公有之,小才不能也。寻常五六多作转势,不如仍挺起作扬势更佳。结句大约别出一层,补完题蕴,须有不尽远想。大要如此,不可执著。结句要出场,用意须高大深远沉著,忌浅近浮佻凡俗”(卷十四)。前面所论中部分写情景,偏于内容,显然也可视作七律章法一端,起结与七古有相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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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逾耳顺,乾隆依然春秋鼎盛,乾纲在握,为大清的长治久安,励精图治。但大清开国已百余年,内忧外患,树大中空。傅恒身染沉疴,伊继善病在垂危,后宫内闱风波不断,宵小太监秽乱中宫,官场贪墨婪贿成风,山东巡抚国泰借岩灾之后,侵吞库银,造成藩库亏空。奸臣和申告巴结逢迎,扶摇直上,贪受巨额贿赂,又杀人灭口,成为炙手可热的暴发户。加之天下灾荒,教匪趁机惑众,西疆又骚乱不宁。乾隆盛世难继,危机四伏。为挽救大清王朝的极盛之世,乾隆宵衣旰食,呕心沥血,下决心整顿吏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