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4.17 周六 晴
昨天下午,我约高岩村支书雷安镁谈话。他把我引到村委会的五楼会议室。会议室有一圈圆桌,圆桌上摆满了会议记录本、党员活动登记等资料。他找了块抹布,把我面前的桌面擦了擦。
我让他别忙乎,坐下来说话。雷安镁穿着整洁,敞开的西装里是洁白的衬衣,脸上的胡须也刮得干干净净。我心想,这个雷安镁与清太坪的村支书到底不一样。要不是他介绍说已经五十四岁,我还真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他给我的茶杯里续了点水,我们就村里建设和村干部建设等打开了话匣。他告诉我是九八年参加村干工作的,在这之前是供销社职工。从村主任当到村支书,一干十多年了。过去,村里没有公路,经过多方努力,修成了村到组、组到户的公路,改造了电网,有了“三箱四线”,解决了吃水问题。我们是省旅游局的对口帮扶单位,这些年,省旅游局没少给我们帮助,帮我们搞了五年规划,建起了五层楼的村委会,为潘家湾二三四组的村民建了沼气,亮化了一些房屋,在村民走廊安装了体育健身器材。可以说,没有省旅游局的支持,就不会有高岩村的今天。雷安镁说起这些年的变化如数家珍。
雷支书边说边翻一本新农村建设资料汇编。我问起一组和五组的村民关于移民政策的反映。他两手的手指交叉着,回忆道:过去没有移民前,一组和五组在上码头和中码头,下码头不是我们村的。上码头和中码头都在老街的中心。后来库区移民,镇政府没有随迁,搬到别的地方,这些移民们改变了坐在家里收钱(出租房屋)的状况,他们很失落。我问,为什么他们普遍反映“三通(通电通水通路)一平(平地)”的平地费没给呢?雷支书思忖一会说,这费用是移民办直拨的,不会不给。他拿起手机给镇移民办的应主任打了电话,电话那一头耐心地给他解释。那个钱是按人口算的,每人1650元,其中平地费是570元,其他的包含搬迁费等。还有占地费每亩6000元,加百分之五十增值共3000元,一分钱也没少给。给不给是原则问题,给多给少是政策问题。按照有关政策,移民打破一只碗也要赔。有些人在库区之前就走了,但有房子和地在库区(175以下),他们也获得了赔偿,不少移民认为他们沾了光,心理有点不平衡。移民迁到新的地方,每人每年还补贴600元,一直补20年。现在的房子都建得很大,每户五层楼,都有五六百平米,他们的日子总的来说是不错的。我说,我们入户走访,看到是现代化的沙发,液晶电视,家里进门就要脱鞋,与城里没什么两样。雷支书颔首称是。
关键是我们这儿开放不够,雷支书说。移民都快十年了,但没有开发新的产业。一、五组原先是按照临街特色小区建的,由于开发没有成气候,人气不旺,过去的热码头成了冷码头。现在要重建一个码头,去年就立项了,但迟迟没能开工。新码头要能建好了,来神农溪观光漂流的游客就可以上岸,不愁没人气,这要有与之配套的吃、住、玩、游、购设施。我考虑在二环以内建个农家园,栽上椪柑、李子、桃子,特别是潘家湾的西瓜日照时间长,很甜很水,在当地早有名气,再养上土鸡,综合开发,真正实现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景。我被他描绘的远景所深深感染,心里暗暗赞叹:真是一个明白人。我说,这一切并不遥远,建码头的事,我们一定反映上去,争取早日动工,早建早收益,让乡亲们看到希望。
雷安镁习惯地捋了捋头发,继续道:后三峡发展,不能光给钱,要鼓励移民搞项目,这个项目不是大项目,而是以家庭为主,进行小型种养殖。移民的日子应该不会有多大问题,国家拿出一部分钱买养老保险,再加上自己投保,“双女户”补贴,有的还有低保享受,国家20年的扶持,只要不是天灾人祸,过日子不会有太大的困难。雷安镁诠释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谈到“三农”,老雷叹了口气。“三农”政策强农惠农,照顾弱势,但有些狡猾的人心理就不平衡,有的在背后搞名堂。开会很难哪,不给钱不来,每次都得30元,组长人均一块五一年,组不大的,也就百来元,给他们补点电话费,一年两百,也解决不了大问题,但也只能这样,这些钱从村委会的房屋出租金里支。好在我什么事都干在明处,不捞百姓一块钱,没人拿捏我,连续十二年高票当选。对过去我没有遗憾,对未来我有想法。现在上面调子很高,要求很严,什么问题都不能出村,可给村干部的待遇又低得不能再低,一年也就4000元,计生专干和民兵连长各1500元,这能解决什么问题?光是电话费每年少说2000元,工作成本高,要不是凭精神,谁愿意干啊?不少人说,干这个不如外出“打洞子”(打钻)。现在做个小工每天也能得80到100元,还管吃管住管烟酒。像我这样,帮哪个老板当当管理,计个账,少说月薪也能拿个三四千。今年八月就要换届了,我不想再干了,年龄大了,视力、记忆力都下降,身体也不如前。我现在不提出辞呈,是因为我想拿那个离职补助,一年180元。我说,不止,是1000元。他不信,当场打电话给一个叫李部长的,核实以后,说,您说得对,是1000元。自然选掉,我才能拿到这个补助。不然,太亏了。我说,如果上边和乡亲们继续让你干呢?他笑而不语,只是摇头。家里有没有困难,我又问。他眉毛一扬,说,我家里日子算过得下去,两个女儿大的毕业于四川大学,小的毕业于中南民大,一个学的美术,一个学的音乐,现在都在深圳一家信贷公司供职。今年春节我们老两口去深圳过的年。爱人动过两次手术,干不了重活,开了个小卖部,自己养活自己没问题。我这人喜欢抢先,原来在二组时,我第一个在山上盖平房,现在在四组,我也盖了幢二层小楼,算不上别墅,但风格别致。说到这儿,老雷脸上很满足的样子。
我让他谈谈基层党建,他不紧不慢地呷了口茶,说,我们村里党员18人,平均年龄50岁,普遍老化。大学生村官是个新事物,但没有把这件事做实。有的大学生对农村工作不太懂,做不出实绩,只想镀金,老百姓不认,培养不出感情。当地年轻有能力的都外出了,只能培养年龄大点的。我们去年发展了两个新党员,一个46岁,一个52岁。老化问题很难解决。我们18个党员中,有不少是在大集体时发展的,有的自身素质不好,做的不如百姓,让他“双带”啊,带个屁啊。上边出发点是好的,让老百姓多得实惠,各种补贴很多,但像天女散花,不集中,给得不痛不痒。有个村民拿到粮种补贴卡,一看才一百元,说,还不如摸牌吃个冲。国家最好把这些零零碎碎的补贴集中起来,搞点基本建设,解决道路和水的问题。山区的粮补,实在是花的冤枉钱,一亩按两季算,钱给了,但有的户头长年不在家,地也荒了。有的房子不修,风吹雨淋,成了危房,国家也要补贴。现在讲要“通达、通畅”,一公里路10万元,要了项目,费了好大劲,但路修好了,有几个人用啊。有个叫送子园村的,名册上160人,只有10人在家,将来,山是空山,村是窝巢,路建得再好也没用。
时间不早了,我问老雷,当村干有什么体会?他说,村干要自重,如果老百姓不认你了,你就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