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的思想，特别是他的早期思想，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兴起以及它的性质、面貌，有很密切的关系。三十年来，前辈史学家范文澜同志在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国近代史》等重要著作中，以及其他研究者在各种论著中，都对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和他发起太平天国革命的历程有所分析论述，得出了一些共同的结论，形成了一些惯常的看法。他们的成果，为后来者的继续探索，奠定了一个基础。本文就是试图在这种基础上，提出和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洪秀全究在何时和怎样转变到立志进行反清革命斗争？基督教对他的早期思想起了什么影响？他是否只是借用了"上帝"这个名词来发动革命？他的早期著作是否宣传了政治平等、经济平等思想？等等。简言之，就是试图对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的思想基础作一研究。
对历史的正确认识来之不易。客观上，它受到历史资料的限制；主观上，研究者除了认识能力有高下之外，视野还不免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对历史的认识，总是一个过程。本文对洪秀全早期思想中一些问题的探讨，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希望能对这种认识过程的前进有所助益。
一、1843年以前的洪秀全及其思想
洪秀全于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1814年1月1日）（许多历史资料都用阴历纪时，而且往往纪月而不纪日，如勉强以公历推算，反不准确。为区别起见，本书凡以汉字标年月日者，指阴历；凡以阿拉伯数字标年月日者，均指公历。嘉庆十八年大致相当于公元1813年，所以用公历来计算洪秀全虚岁时，都以1813年起算。）出生于广东花县一个农民家庭，自幼接受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教育。据同他"巷里相接"的族弟洪仁玕的忆述："童年的洪秀全学习能力发展很突出，七岁入塾读书。五六年间，他已学过并能背诵"四书"、"五经"、古文和《孝经》；后来他自读了"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的一些较奇特的书。所有这些，他初读以后，即能了解。"（《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二节，见《太平天国》，第6册，"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据燕京大学图书馆1935年重印的1854年英文原本TheVi-sionsofHung-Siu TshuenandOriginoftheKwangsiInsurrection校改了译文。）由于他的学业优良，家庭对他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很快，他得到了老师和亲属的喜爱，他们以他的才学而骄傲，确信他将及时取得功名，甚至成为翰林--皇帝就是从翰林院选拔高级官员的，这样，整个家族也将因他的高位而得到荣耀。"（《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二节。据英文原本校改了译文。）
大约从十六岁以后直到三十一岁，即从1828年至1843年的十五年间，洪秀全的经历主要是两项：应科举，做塾师。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般读书人的寻常经历。
在这十几年间，洪秀全应科举的具体情况究竟怎样？这方面的历史资料不很充分。据洪仁玕忆述：
洪秀全的家庭对他的文才抱有很高的期待。在早年，约在仅有十六岁时，洪秀全就带着实现这种期待的希望，开始参加在广州的考试。
县考时，秀全的名字在榜上总是名列前茅，但他从未能得中秀才。（《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三节。据英文原本校改了译文。）
按照清朝的制度，童生考秀才，须经过县、府、院三级考试。县考要试五场，第一场被录取，即有府试的资格；但只有终场时的第一名才称为"案首"，"院试时相沿取以入学"（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5页，北京，三联书店1958。）。洪秀全十六岁那次应试，县考虽"名列前茅"，但看来并不是"案首"，这一年的府试或院试，他失败了。
洪秀全十六岁应试不中，即在家参加辅助劳动，不久受聘为塾师。其后，又有继续应试之记录：
1836年，秀全二十三岁时，他再次去广州应试。
下一年，1837年，他再次去省城应考。开始时，其名字在榜的前列，但后来又在榜的后列。（《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三节。据英文原本校改了译文。）
落第的童生再次应考，每次都要从第一级考试县考做起。（只有经院试取为佾生者（略相当于备取生），下次应试可免县、府两级考试而径直参加院试。参见章中如：《清代考试制度》，上海，黎明书局，1931。）洪秀全这两次去省城前，必然又经历了县一级考试的磨炼。在府试中，第一场录取就可以应院试。院试主要是两场，一正试一复试。这里说洪秀全开始时名在前列，后来又在后列而落第，看来是院试未能通过。
在1837年这次落第后，洪秀全连续卧病四十多天。病后，"此时他仍再赴广州应试，并跟过去一样，在距本乡八哩的一所学校里任教师数年"（《太平天国起义记》第四节。据英文原本校改了译文。）。洪仁玕在后来的"自述"中曾概述洪秀全应考之事说，洪秀全"十二三岁经史诗文无不博览。自此时至三十一岁，每场榜名高列，惟道试不售，多有抱恨"。洪秀全三十一岁，正是1843年，这是洪秀全的最后一次应试。（参见《太平天国》，第2册，847页。道试即院试，清代各省学政原称学道。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考是在哪一年，另有不同的说法。［新西兰］麦沾恩著、胡簪云译《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上海，广学会，1931）一书第十四章说，洪秀全在1847年第三次府试落榜后去拜访罗孝全。经查G.H.McNeurChinasFirstPreacherLiang-Fa原文，"第三次"应作"又一次"。又，萧一山《清代通史》引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洪仁玕另一份供词中有洪秀全"考到三十四五岁"之句，洪秀全三十五岁为1847年。据此，洪秀全似于1847年春又一次应考。但洪秀全1847年春去广州系应召去罗孝全处学道，洪仁玕陪同前往，洪仁玕在1852年向韩山文（TheodoreHamberg）的述词完全没有提到此次去广州有应考之事。本文从1843年为最后一次应考之说。）
这些记录说明，洪秀全在1843年以前曾多次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洪仁玕明确提到洪秀全去广州应府、院的考试就有四次（洪仁玕的这些叙述，也有值得进一步推究之处，如据清朝定制，童试三年两考，丑未、辰、戌年为岁考，寅、申、巳、亥年为科考。1836年为丙申年，是科考年；而1837年丁酉，并非岁考年。因而有人认为不存在洪秀全1837年去广州应考之事。但实际上是有例外情况的。如遇有"恩科"时，就会以岁考作科考，乡试后再举行一次科考。所以广州在丁酉年有一次童试，并非不可能之事。国外有学者在论说洪秀全不可能1836、1837两年接连去广州应考时说，这"显违三年一次定例"。按此实有误解。三年一次是乡试，童生考秀才是三年两次。），而在每次去广州以前，他又须先在花县应考。人们知道，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以巩固其统治的一种方法。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使社会中下层的少数知识分子得以跻入统治者的行列，因而众多的知识分子深深地被这一制度所牢笼。洪秀全多次参加了这种考试，这一基本的经历，表明了这段时期的洪秀全不可能有推翻清朝、矢志革命的思想。
然而，也有历史资料记载了洪秀全1837年广州应考落第回家途中作了这样一首诗：
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
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洪仁玕自述》，见《太平天国》，第2册，848页。）
还说洪秀全在这次回家以后病中作了这样一首诗：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三节。）
这些诗句，充满了对于清朝统治的反抗情绪和洪秀全胸怀大志、要成就帝王之业的抱负。它们往往被认为洪秀全产生反清革命思想的起始。但是，如果我们正视洪秀全本人的上述实际经历，对于资料中的这种记载和据以作出的论断，不能不提出怀疑。
研究洪秀全的这些诗句，首先必须注意它们的来源和被宣布时的环境。人们知道，洪秀全在1837年落第回家的病中有过种种异象异梦。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是假装的。（如果说洪秀全在1837年已有意装病以宣传符瑞受命一套，那就不能解释此后为什么还去考清朝的秀才。）
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确定，当洪秀全后来立志发动革命以后，在太平天国立国以后，对于这次卧病和病中所见异象的记述，就有了许多附加的成分，大大地夸大了它的事实和意义。关于洪秀全在1837年病前和病中的上述两首诗，其真实性极可能受了后来突出神化洪秀全的异梦异象这种政治作用的影响。事实上，被认为属于洪秀全早期的某些言论、思想，由于后来的政治作用的需要而被改动、增添，以至脱离事实真相、前后互有矛盾的事例，不在少数。例如，洪仁玕在1852年的记述说，洪秀全在1845-1846年时曾得奇梦，梦见红日在其手中，醒后乃作"五百年临真日出，那般爝火敢争光"等八句诗。（参见《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七节。）这个梦和这首诗的政治作用是显然的。根据下面要研究的洪秀全在1845-1846年的基本思想，他不大可能在这个时期写这样的诗，洪仁玕1852年的这段记述已很不可信。然而不仅如此，洪仁玕后来在1861年所著《钦定英杰归真》一书中又进一步把此诗的写作时间提前到1843年洪秀全未拜上帝之时，并将首句"五百年临真日出"改为"天下太平真日出"（《太平天国》，第2册，573页。"五百年临真日出"，有继承朱元璋事业之意，改字后就完全掩盖了这一点。）。这当然更不可信。
又如，《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日》都说洪秀全1837年卧病凡四十余日，"自三月初一日升天，至送下凡时约四十余日"。但《钦定英杰归真》却说三月初四日鸟语喧哗、阴雨放晴，洪秀全吟"鸟向晓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一诗，霍然病愈；而另一种太平天国的官书《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又是另一种说法，洪秀全三月初一日子时升天，越两日下凡，复于初三四日升天大战妖魔。这些升天、下凡的神话暂且不论，但所谓洪秀全在三月初四日写"太平天子事事可"一诗，却由此可见破绽，实为子虚乌有之事。这篇《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还记录了洪秀全1837年病中所唱的《十全大吉诗》十首。诗有许多隐语，至今我们还不能全部解释，但其中包括叫人民敬信上帝、洪秀全是真命天子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我们姑不论一个人在狂病中能否清楚地念出十首诗而被别人听得明白、记得确切，就是以诗的内容来说，这时洪秀全还没有接触基督教，还没有"看明天书"，怎么可能教人去信仰上帝？所谓1837年唱这十首诗，分明也是后来的编造。
这些事例说明，历史研究者在利用这类涉及洪秀全早期思想的材料时，应该十分谨慎。对于前述所谓洪秀全在1837年就写了那两首"龙潜"诗、"斩邪留正"诗的说法，也应作如是观。诚然，对于一个熟读经史，热衷功名的人来说，屡试不售的打击是巨大的（屡试不售无疑在洪秀全以及洪仁玕身上造成极大的精神创伤。后来，洪秀全刚刚起义开国，就在永安弹丸之地举行考试，建都天京后对科举考试极为重视，洪仁玕到天京的当年就举行"会试"等等，都可以看做补偿这种创伤的反映），发出不平之鸣以至某种愤激之声是可能的。洪秀全如果当时的确有过这类诗句，其内容和词句与今天所见的这些诗句也必然有所差异。（洪秀全在1837年病中作"斩邪留正"诗一事，见于《太平天国起义记》一书。人们说，《太平天国起义记》是瑞典传教士韩山文根据洪仁玕在1852年的叙述和材料写成的，此时洪仁玕在香港，未参加太平天国革命，他只是客观地转述昔年亲耳听到的洪秀全讲述异梦的经过，并无神化洪秀全之意，因而《太平天国起义记》所记是可靠的。这似乎忽略了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洪秀全1837年异梦的真正情况是一回事，金田起义前夕洪秀全为了发动起义的需要发展夸张了异梦的情节又是一回事。如下文将要讨论的，洪秀全在1848年冬"诏明"《太平天日》的故事，这个故已经大不同于1837年的异梦了。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这时都在花县，经常见面商谈有半年之久。如果强调洪仁玕只是"客观"转述，不会"神化"洪秀全，那么，这个客观中必已包括了洪秀全的"主观"。至于说这首诗至迟在1854年已有流传，这与所讨论的1837年是否有这首诗并无关系。如果说有关，那倒是恰恰否定了这首诗1837年病中所作，因为传抄者注说，这是"真主"洪秀全在花县水口庙题壁的律诗（参见萧一山编：《太平天国诏谕》，北平，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1935）。总之，《太平天国起义记》是重要史料，研究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和活动必须充分利用它，但重要史料、第一手史料所记并不一定都是历史的真实，并不一定都可靠，否则，我们的任务就轻松多了。）
洪秀全在1837年不可能形成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思想，这不仅根据他在这段时期中的基本经历，而且也根据他这年病中的其他言行。就在洪仁玕说他写了"龙潜"诗回家后，他的病发作了，他以为死日将至，对他的父母家人说："我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我的生命快完结了。父母呵，你们对我的爱，我的回报是多么糟呵！我再也不能去获取功名以显扬你们了！"（《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三节。据英文原本校改了译文。）这番话表达了洪秀全对不能成就功名以光耀父母的惭愧和遗恨，哪里有同时写出"龙潜"诗等诗的思想基础呢？（《洪仁玕自述》说"龙潜"诗是洪秀全1837年落第在回家船中所作。但《太平天国起义记》中洪仁玕曾提到洪秀全此次落第是雇轿回家。有人认为这与在舟吟诗之说有矛盾，因而把"龙潜"诗的写作时间放在1843年落第时。其实，就研究洪秀全早期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龙潜"诗的写作时间即使推迟至1843年，也是与这段时期洪秀全的基本思想、基本活动相矛盾。这样字句的"龙潜"诗，很可能出现于洪秀全做了天下真主以后以说明其"潜龙"时期志向。）
二、开始拜上帝并非开始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