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心经常受到情绪的干扰，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这些情绪包括愤怒、恐惧、喜欢、忧虑等。韩非举了一例：“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闲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韩非子·说难第十二》，4633页。）卫灵公对弥子瑕的判断和处理前后巨大的反差，就是因为内心情绪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如此，人们时常犯这样的毛病，理智上知道孰对孰错，由于情绪的干扰，明知道正确却硬加反对，明知道错误却硬加赞成。所以儒家所说的正心，就是要克服情绪对理智的干扰。
§§§第八章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朱熹提示：)右传之八章。释修身齐家。
意释
和谐其家族在于“修身”。如何“修身”？看问题要克服片面性。人都有“辟”的毛病。“辟”就是片面性。这些片面性有的产生于人所“亲爱”，有的产生于人所看不起和厌恶，有的产生于人所敬畏，有的产生于人所同情，有的产生于人所轻视简慢。天下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喜欢的也看到其缺点，不喜欢的也看到其优点。诚如民间谚语所言：人看不到其儿子的缺点，看不到其庄稼成长得茁壮。所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是指自己看问题有片面性，就不能公正地对待家族中的每一个人，也不能使整个家族和谐。
致用
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洞穴中。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无可避免地犯坐井观天的错误。“盲人摸象”中盲人犯的错误是由他们的不幸造成的，非常值得同情。可我们正常人犯的片面性的错误则是可悲的。我们正常人犯片面性错误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不能控制住情感，时常情绪化地看问题，由情绪化而导致片面性。即“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第二，以自我为中心。“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自己的儿子是自己的继承人，相当于自己来生的化身。人往往感觉自己最美，当然也看不到自己的儿子有什么不美。农业社会最重庄稼，庄稼代表了财富。庄稼长的好坏就意味着你财富的多少。人的贪欲没有止境，谁也不会说自己的财富够多的了。同理，谁也不会说自己的官做得够大的了。为什么人们争权夺利永无止境？因为总是嫌钱少，嫌官小。特别是小农经济社会，每个家族都是由一家一户小家庭组成，出现矛盾，各家人都认为自己重要，自己正确，各家都不肯让步，造成家族不和谐。
§§§第九章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
意释
安定国家先要和谐自己的家族。不能教育好自己的家族成员使之和谐，却想让别人做到和谐，这是不可能的。君子治国和治家是一个道理，治国之道就立足于治家之道。比如，在家讲孝道，在国讲忠君，就恭敬尊长上讲，两者是相通的；在家尊兄长，在国听从长官，就服从位尊者上讲，两者是相通的；在家慈爱众子弟，在国也能够使民众自觉自愿为之奔走。《尚书·康诰》中说，护爱民众就如同保护自己刚刚出生的小婴儿，生怕有所闪失(“若保赤子”（《尚书·康诰》，107页。）)。治理国家时内心时刻保有这种心态，虽不敢说完全掌握了治国之道，也差不多。有好的出发点作为基础才能治理好国家，就像先出嫁才能有孩子一样。
致用
家是国的细胞、根基。家风好必然国风好，古今之通义也。家庭或家族为人提供做出判断的最初的价值尺度，这些尺度成为人处世准则的逻辑前提。比如，尊重长辈，形成了敬上的价值尺度和行为准则。宽厚地慈爱众子弟和晚辈，形成了扶掖后进、甘当人梯的价值尺度和行为准则。要让一个领导人履行好社会公仆的职责，固然不能没有制度的约束。但光靠制度肯定不够，更重要的是领导人要有真诚的爱人之心。诚有爱人之心，工作虽然不能都做得尽善尽美，但也不会差得太远。
为什么要重视家族培养的情感呢？因为在人的成长中，相对而言亲人之间的道德最为真诚。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1107页。）这段对话后来成为许多人诟病孔子的证据，也令许多赞誉孔子的学者难堪。笔者则以为，这段记载其实是为了表达“孝”的真诚度。父亲偷人家的羊固然不对，儿子应该坚持正义，反对父亲的错误行为。但是，坚持正义与孝顺父亲并不绝对对立，两者可以兼顾。所谓“隐”并非窝赃纵容犯罪，而是选用恰当的方式坚持正义。比如，儿子可以私下苦口婆心地劝说父亲把羊还给人家。父亲不听，儿子可以私下找被盗者用恰当的方式赔偿人家的损失，乞求对方原谅。总之，选项很多，大可不必一开始就不顾父亲名声，径直去官府举报。孔子认为，“孝”是最真诚的情感，此情感发出的一瞬间，容不得一丝一毫的算计，故成其为“直”。
《孟子》书里也有类似的记载。“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1154页。）孟子对舜的想象，很容易让人产生徇私枉法的印象。其实我们对他的话可以得意而妄言。他的意思是说，为了能够让父亲不受罪，舜在情感上恨不得放弃天子之位，带父亲到偏僻之处隐居。与对父亲的亲情相比，天子之位不过是随时可以抛弃的破草鞋。联想到当时许多贵族为夺君位而杀兄弑父，孟子所要表达的人的真亲情无疑是最神圣的。
这种亲情哪的人都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是英国保守主义者、铁女人，一向民主、人权、法制不离口。在她得知自己的儿子马克·撒切尔介入赤道几内亚未遂政变将被引渡到赤道几内亚法庭审判后，这位母亲赶紧赶到南非与马克和他的律师商讨如何避免马克被引渡到赤几受审。不惜花大价钱保释儿子，并继续资助儿子打非常昂贵的官司。据说她的儿子原本就是个花花公子，学习成绩很差，经常惹祸。可撒切尔夫人却一直溺爱自己的宝贝儿子。马克·撒切尔这次被抓后，他的双胞胎姐姐卡罗尔在伦敦希思罗机场被记者团团包围，要求采访。她对弟弟的事丝毫也不感到意外，淡淡地说：“我已经习以为常，从小到大我就一直生活在他所制造出来的种种丑闻中。我的母亲非常爱马克，真不敢想象她知道此事后会有什么反应。”（《撒切尔夫人宠子祸事多》，载《北京青年报》，2006-02-13）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离任时也给自己的儿子谋了个国际奥委会委员。对他们这些做法的合理性这里不加讨论，但就人心皆有真诚的亲情这一点来说，东南西北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如果能够带着如同对待父母一样的真诚感情对待君主、长官，如同对待子女一样对待下属，如同对待兄弟一样对待周围的朋友和同事，即便工作有一定的失误，也不会有太大的误差。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朱熹提示：)右传之九章。释齐家治国。
意释
统治者的表率作用很重要。其一个家族讲仁德，即能带动一国风行仁德；其一个家族互相谦让，就能带动一国互相谦让；其一个家族贪婪专横，就会导致一国之人犯上作乱。一国之治乱兴衰的关键就在这统治者能否管理好自己的家族。这是说，他以一句不好的话作为指针，就能够毁掉整个事业；他是个好人，率人以德，就能够安定整个国家。尧舜以仁引导天下，民众马上向仁跟进；桀纣以暴虐展示于天下，民众随之就反抗。统治者下的命令违反天下人的意愿，人民必然不从。统治者本人具备了这种优点，才能要求别人具备这种优点；统治者本人没有这种缺点，才能批评别人的这种缺点。自己身上不具备“恕”道，而要求别人明白“恕”道是不可能的。自己的家族都管不好，是不能管好一国的，所以统治者治国的前提是管理好自己的家族。
“《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诗经·周南·桃夭》，130页。）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一个女子要出嫁，会使家族的亲缘连接面更加扩大，更多的人都成为一家人，就像茂盛的桃树，枝叶更加浓密。所以整个家族的人都非常快乐。“《诗》云：‘宜兄宜弟。’（《诗经·小雅·蓼萧》，177页。）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大家都成为好兄弟。懂得兄弟之情，才可以教导民众。“《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诗经·曹风·鸤鸠》，169页。）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君子的做派没有差错就能够成为四方的楷模。首先能够为父子兄弟所取法，然后能够为民众所取法。“此谓治国在齐其家。”——以上所引诗句，都是在说明治理好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族。
致用
这里所赞颂的尧舜，实际被当作人民的精神领袖。社会当然不会像儒家所说的那么简单：“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因为人的秉性中包含着自私、狡诈、冷酷、丑陋的一面。但也不能否认，由于作为个体的人渺小、懦弱、迷茫，每一个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他人的自私、狡诈、冷酷、丑陋的侵害。人们也渴望避免受到侵害。为了永远避免受到侵害，人的禀性中也包含着对宏伟、刚毅、智慧、美好、善良的渴求与崇拜。由此，人们需要真正具备这些高尚品质的精神领袖，能够在他们的激发和感染下工作。世界级的精神领袖有孔子、耶稣基督、佛陀、穆罕默德；民族和国家级的、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民族和国家级的伟人有印度的圣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东帝汶的古斯芒、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小到一个企业也有自己的伟人，如日本的大企业家涩泽荣一、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稻盛和夫。他们代表了人的良知，也感化了周围的人。比如松下幸之助为什么能够成功？最主要的是他用自己的道德感化了员工。什么道德？慈悲襟怀。他说：“古时候，仁德天皇看到举国炊烟寥落，便知道人民穷困，而免除了3年的赋税。3年后，举国炊烟袅袅，他才认为‘民已富有，恢复课税。’据说，这一段时间里，皇室荒芜，没有重修。也许这只是传说，重要的是，有同情人民的慈悲胸怀，才是古今的领导者所应具有的态度。这是日本一个优良的传统。也因为如此，封建时代才会出现许多明君。这件事也是繁荣的根源。我认为在讲求民主的今天，领导者必须具备关切人民福祉的胸怀。”（[日]松下幸之助：《经营者365金言》，秦忆初译，114页，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87。）有了慈悲的胸怀，松下先生就从来也没有把企业当作自己的私产。他说：“从本质上说，企业经营不是私事，而是公事，企业是社会的公有物。当然，从形式上或从法律上说是属于私营企业，其中也有个人企业。但是，就其工作和事业的内容来说，都是带有社会性的，是属于公共范畴的。由此，即使是个人企业，其经营方针，不能只从私人的立场和方便来考虑。”（[日]松下幸之助：《实践经营哲学》，滕颖译，2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松下先生认为领导人的道德至关重要。他说：“一个人想让另一个人动，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当然，用力量或理论或许行得通，却无法产生很大的功效。我认为以德服人才是最重要的。领导者具有令他人仰慕之德，才能产生领导者应有的权威，及其他各种力量。因此，领导者必须努力提升自己的美德。一面培养行动的力量，一面具有感化反对者、敌对者的美德。要能够时时了解对方的心境，更不可一刻或忘对自我的修持。”（[日]松下幸之助：《经营者365金言》，秦忆初译，111~112页。）松下先生绝非空说，而是表达了他几十年经营实践中内心的感受。松下先生的感受说明，即便是在市场经济和法治极为发达的当代社会，人们仍然离不开道德的熏染和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