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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中庸》意释致用(4)

反观儒家,其内部也有不同学派,可它们能够相异相和。最典型的是南宋时的朱陆之辩。朱熹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都是当时学界泰斗,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学术门派,学术上各持己见,见解相左。在治学方法上,朱熹侧重“道问学”,强调“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陆九渊则侧重“尊德性”,不强调读书,不赞成“苦思力索”,他认为一切伦理道德的知识及是非标准,俱在“本心”之中,只要发明本心,即使“不识一字,亦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陆氏兄弟在史学家吕祖谦的邀请下,赶到江西铅山的鹅湖寺会晤,“相与讲其所闻”。会上双方唇枪舌剑,雄辩滔滔,先后辩论十日。尽管双方没有统一分歧,谁也没有说服谁,但朱熹在一首诗中抒发了自己对这次辩论的感受:“地势无南北,水流有西东。欲识分时异,应知合处同。”(《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分水铺壁间读赵仲缜留题二十字戏续其后》,《四部丛刊·初编·集部》,光盘版,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1998。)意思是不在乎彼此接受多少,只要相互有所启发,能求同存异就可以了。由于双方遵循的原则是“和而不同”,所以这场争辩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与弟弟一起参与聚会的陆九龄也是一位哲学家,四年后又与朱熹在铅山相会,心平气和地检讨和切磋了双方的分歧。六年后,朱熹邀陆九渊在自己主持的书院中做了一场讲座,也曾为陆的理论而动容。后来陆九龄去世,朱熹曾动情地说:“我与兄少不并游,盖一生而再见,遂倾倒以绸缪。”(《晦庵先生朱文公集·祭陆子寿教授文》,同上书。)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反对朱熹理学,然不但不把朱熹学说当做异端加以排斥,还摭拾其优点,与陆九渊相会同。“仆尝以为晦庵之与象山,虽其所为学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为圣人之徒。今晦庵之学,天下之人童而习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于论辩者。而独惟象山之学,则以其尝兴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篱之。使若由、赐之殊科焉,则可矣,而遂摈放废斥,若砆(亦称“武夫”,似玉的美石)之与美玉,则岂不过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群儒之说,以发明《六经》、《语》、《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后学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议者。而象山辩义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后学笃实为己之道,其功亦宁可得而尽诬之!”(《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一,《外集三·答徐成之·壬午》,809页。)

儒家与传进中国的各种宗教也没有发生过剧烈冲突。佛教东汉后期开始进入中华,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规模输入,隋唐时期完成了与中华文化的融合过程,产生了中国式的佛教。除个别统治者为了达到某些政治目的搞了一点短命的“灭佛”活动,中华对佛教是敞开胸怀接纳的。说儒家与佛教没有矛盾那是假话。特别是在人伦问题上,儒家鼓吹好男儿在家娶妻生子尽人伦义务,在外忠君爱国建功立业。而佛教则赞颂解脱世俗,六根清净,离弃君臣父子夫妇人伦,削发为僧,一心事佛。所以,许多儒家学者与佛教僧人发生过言辞激烈的辩论,甚至提出过排斥异端。但那都是停留在口头上,双方没有出现过武力冲突,儒家从没有依凭其文化主流地位对佛教发动灭绝性的“圣战”。总体上讲,以儒家为主导意识的中国统治者对佛教是包容的。佛教初传入时,为方便来华胡商的宗教活动,由官方出面建造了中国最早的佛寺——白马寺。史载汉明帝于公元65年派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去西域(印度)取经,途中遇天竺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携经东来,乃用白马驮经回洛城,次年建寺,遂以白马命名,前后共历时四年。作为世俗社会的统治者,梁武帝又承认“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梁书》卷二,《梁武帝纪中》,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就在他舍道归佛的第二年又下诏置五经博士,倡导儒术以治国。梁武帝还写下了不少融合三教思想的文字,这对佛教与儒、道的进一步融合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三教虽殊,劝善义一,涂迹诚异,理会则同。”(释道安:《二教论》,见《广弘明集》卷八,《四部丛刊·初编·集部》,光盘版,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1998。)南宋孝宗皇帝赵昚说过:“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静斋学士刘谧撰:《三教平心论》,卷上。《CBETA电子佛典(大正藏)》,中华电子佛典协会。)一些儒家学者也主张融合佛教。晋宋之际的隐士宗炳提出,“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明佛论》,见《弘明集》卷二,《四部丛刊·初编·集部》,光盘版,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1998。)隋代王通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提出了“三教归一”的主张,希望以儒家学说来调和佛、道二教。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柳宗元也认为,“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柳宗元哲学著作注译·送僧浩初序》,范阳等注译,268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而韩愈与李翱则在排佛的旗号下援佛入儒,对佛教宗派的法统观念与心性学说加以改造利用,提出了他们的道统说与复性论,开了宋明理学扛着儒家的大旗出入于佛道的先声。以后的宋明理学家们都是循着这个路数对待佛教。王阳明甚至一边批判佛教,一边成为“狂禅”。

伊斯兰教唐代开始传入,元代以后开始为官方重视。以儒家为主导意识的中国统治者对伊斯兰教也是包容的。统治者允许清真寺的大规模建设。以北京为例,牛街清真寺是迄今北京保留的最古老、规模最大、最著名的伊斯兰教寺院。据传辽统和十四年(公元996年)由阿拉伯筛海那速鲁丁创建。明正统七年(1442年)曾进行了大规模扩建;明成化十年(1474年)奉敕赐名“礼拜寺”;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又按明朝风格对该寺进行了修葺和扩建,形成了今日规模。东四清真寺,初名“礼拜寺”,又名“法明寺”。据记载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由当时任后军都督府同知的穆斯林陈友独资创建。明景泰元年(1450年),代宗皇帝朱祁钰敕题“清真寺”匾额,故有“官寺”之称。

皇帝本人及大臣信奉或赞扬伊斯兰教的也有。朱元璋推翻元朝政权,跟随他一起打天下的主要将领都是回族,元末蒙古统治者把大量的回回人、色目人从大都、中都贬到豫南、淮西等地区。朱元璋当时就在这些地区,发展联合了许多色目人、回回人组成起义军。在这些回回人中,涌现出后来的明朝开国功臣名将,著名的有常遇春、胡大海、冯国勇、冯胜、丁德兴、蓝玉、沐英、华云、李文忠等。因此中国民间流传着“十回保一朱”和“十大回回保明朝”的说法。

在1946年出版的白寿彝教授《中国伊斯兰史纲要》一书中,有条脚注提到过“父老相传,明太祖原是回回;建文帝的出走,系赴天方朝觐。又颇有人相信,武宗也信教(指伊斯兰教)”(自寿彝:《民族宗教论集》,41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传说朱元璋的夫人马皇后就是回民。朱元璋登基后敕建清真寺于南京、西安及滇、闽、粤等地区。南京清真寺赐名“净觉寺”,落成后朱元璋数次临幸,并御制至圣《百字赞》赐清真寺,其文如下:“乾坤初始,天籍注名。传教大圣,降生西域。受授天经,三十部册,普化众生。亿兆君师,万圣领袖,协助天运,保庇国民,五时祈佑,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穷民,拯救患难,洞彻幽冥,超拔灵魂,脱离罪业。仁覆天下,道冠古今,降邪归一。教名清真,穆罕默德,至贵圣人。”(刘智:《至圣天方实录》卷二十,北京,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印,1984。)从《百字赞》中不难看出,朱元璋高度赞颂了真主和穆圣,褒扬了伊斯兰教。如果他对伊斯兰教没有包容意识,是写不出如此赞文的。波斯旅行家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哈塔伊于1500年游历中国,于1516年(武宗正德十一年)在当时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用波斯语写成《中国纪行》一书,作为礼物奉献给土耳其苏丹赛利姆一世。该书全面介绍了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状况。作者出于穆斯林的宗教感情,以较多的篇幅着重介绍了明朝王室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说:“宫廷内有皇帝专用的清真寺,有宣礼员,主麻日(星期五)皇帝到城外的清真寺做聚礼,以及穆斯林文臣武将对明朝开国的贡献、皇帝对他们的重用等。”说:“从皇帝的某些行为看,他已信奉伊斯兰教了,然而由于害怕丧失权力,他不能对此公开宣布。这是因为他的国家风俗和法规所规定的……”(《一位信奉伊斯兰教的明朝皇帝:明武宗朱厚照》,载中国经济网,2006-08-29)该书作者在华旅行碰上了正德年间(1506—1521),所以阿里·阿克巴尔的描述是他亲眼所见,与中国民间明武宗朱厚照崇信伊斯兰教的传说相吻合。传说正德皇帝曾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宗教进行过评述:“儒者之学虽可以开物成务,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老之学,似类穷神知化而不能复命归真。盖诸教之道各执一偏,唯清真认主之教,深源于正理,此所以乘万世与天壤久也。”可见其对伊斯兰教的推崇。他还亲自写了许多赞美伊斯兰教的诗,后来被编辑成了《御制尊真主事诗》。其中一诗曰:“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正德皇帝甚至还有一个阿拉伯文的名字,叫做妙吉敖兰(mejid-Allah),意思为安拉的荣耀。(《一位信奉伊斯兰教的明朝皇帝:明武宗朱厚照》,载中国经济网,2006-08-29)以上有关明朝皇帝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虽然多系传闻,不能作为信史,但这些传闻多是在中华回族兄弟中流传,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在中华大地,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是对抗,而是和合。

当然,统治者也对回族进行过打压,但那是出于政治原因,不是出于宗教原因。对穆斯林正常的宗教活动并不干预。老北京回族有一传说,康熙皇帝亲自考察牛街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后,严厉斥责和警告了下面官员将宗教活动视作“聚众谋反”的诬奏,并向鼓励人们向善的牛街清真寺赐匾旌表。“康熙三十六年六月,圣谕:朕评汉回古今之大典,自始之宏道也。七十二门修仙成佛,诱真归邪,不法之异端种种生焉。已往不咎,再违犯者斩。汉诸臣官分职,时享君禄,按日朝参;而回,逐日五时朝主拜圣,并无食朕奉,亦知报本,而汉不及回也。通晓各省:如官民因小不忿借端虚报回教谋反者,职司官先斩后奏。天下回民各守清真,不可违命,勿负朕恩有爱道之意也。钦此钦遵。”(佟洵编著:《伊斯兰教与北京清真寺文化》,228页,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

以儒家为主导意识的中国统治者对基督教也是包容的。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当时称为景教。聂斯脱利为东罗马君士坦丁堡主教,主张基督有神、人“二性二位”,在东罗马被视为异端,受到迫害。唐贞观九年景教僧侣阿罗本将此教传入中国。“据景教碑文所记,贞观十二年秋七月诏曰:‘大秦国大德阿罗本,愿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这是在长安奉旨敕建的第一所景教寺。又高宗时‘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国富无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唐时中国三百余州分为十道,曰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天,言十道即指景教流行遍中国而言。又玄宗时,令其兄弟宁国第五王,亲临教堂,重建坛场,装饰一新。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先朝五帝画像,安置于教堂之内。且亲题堂中楹联,亲书堂中匾额,悬于高空。又肃宗时,‘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又时郭子仪‘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五旬节今称圣灵降临节,乃耶稣复活后五十日之纪念祭。”(朱谦之:《中国景教》,68~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唐代统治者不但不排斥景教,甚至允许景教徒入仕为官。至于唐武宗会昌灭佛,景教连同被禁止,那是出于政治原因,不是出于宗教上排斥异端。

蒙古人利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征服了许多民族,使得许多信仰景教的民族迁移到中国内地。与此同时,来自欧洲的罗马天主教也开始传入中国,其中最主要的是方济各会修士。1294年,罗马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孟高维诺来到元帝国的首都“汗八里”,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开设教堂。元朝也里可温教既包括景教,也包括天主教。据历史记载,元朝时中国的基督教徒,人数达到了3万。以至于朝廷专门设立了一个叫崇福寺的机构来管理也里可温教,这个机构就是一个宗教事务管理部门。不过元朝的也里可温教徒大部分是来自中国西北部的一些非汉民族。元朝推翻后,这些教徒被迫逃到边远地区或者回国。(参见佟洵:《也里可温在蒙元帝国的传播及消亡原因初探》,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

明末天主教开始进入中国。自1552年至1800年,在华外国耶稣会士约780多名,中国耶稣会士约130多名。来华耶稣会士中,葡萄牙籍最多,其次是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西班牙、奥地利、波兰、瑞士籍的。耶稣会在中国发展很快,崇祯十年(1637年)有教徒4万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达30万。康熙六年有教堂159座,遍布于今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江苏、广西、广东、山西、陕西、山东、四川、云南、河北等省及北京。入教的百姓之众毋论,光与之结交的士大夫就不少。如沈一贯、叶向高、徐光启、邹元标、焦竑、沈德符、李贽、李之藻、章潢、方以智、何乔远、袁宏道、袁中道、杨廷筠等均是万历、天启、崇祯朝的重要人物与知名之士。其中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受洗入教,成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此外,还有一些宦官、宫女受洗入教。(参见阮炜:《十七世纪的士大夫基督教徒》,载《广东社会科学》,1993(2);林坚:《明末天主教儒者杨廷筠》,载《中国天主教》,1990(1)。)

世界上有一个民族及宗教是最难以与其他民族融和的,这就是犹太民族及犹太教。犹太人究竟何时进入中华,没有确切的说法。但北宋时,当时政治中心开封居住着犹太人社团这是无疑的。流浪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哪都遭到猜忌、排挤、迫害、乃至屠杀。唯有在中华得以与各民族人民兄弟相处,安居乐业。在世界其他地区,犹太人越受到迫害越不屈服,越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几千年了,犹太人就是不与当地民族融合。只有在中华例外。以色列驻华大使海逸达博士接受《北京科技报》记者采访时就开封犹太人融入中华说:“这是唯一一个犹太人社团融入当地社会的例子。”(《寻找开封犹太人后裔续:采访以色列驻华大使》,载《北京科技

报》,2006-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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