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盛唐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盛唐时期的中国经济繁荣，国力强大，不仅国内各民族地区的交流十分频繁，跨越国界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也登上新的高峰。强盛的国势造就文化的自信心，唐朝对于外来的文化抱持积极开放、主动吸纳的姿态，从而缔造出中华文明史上声势磅礴、光彩夺目的华章。
唐代的对外交通比较发达。通往中亚一线，丝绸之路重新开通，东起长安，中经河西走廊，越过葱岭，西至地中海以达欧洲，东西文明交流十分频繁。通往印度东南亚一线，有三条路线：一是往西经阿富汗转至印度；二是由川西入西藏，经尼泊尔至印度；三是由云南经缅甸进入印度。通往朝鲜半岛陆路可走辽西走廊至鸭绿江，海路由山东登州经辽东半岛到达。到日本也有南北两条海路。
在发达的交通线上，商人、使者、僧侣往来不绝，相望于道路。唐朝设有鸿胪寺，专门负责接待各国使节和来宾。许多地方还设有商馆，接待外国商人。朝廷还专设互市监、市舶使，掌管对外贸易。当时，与唐朝通好的国家达到70多个，涉及整个亚洲以及非洲、欧洲部分地区，与东亚、中亚的许多国家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
朝鲜半岛的新罗商人常结队至唐朝贸易，在唐朝长安和登州还设有新罗馆，文登县还设有新罗坊，供新罗商人住宿和交易。新罗派遣大批子弟到长安学习，不少人还参加了唐朝面向外国留学生的宾贡制的考试。在来唐的外国留学生中，新罗人最多。新罗人仿法唐朝改订了自己的礼仪和法律，并相继设置了博士来研究中国的天文、历法、医学、文史和儒家经典。新罗佛教也是传自中国，新罗人圆光和尚在中国研习佛教，回国后杂以儒家政治伦理，传播佛教教义，被尊称为新罗的"圣人"。新罗人喜好唐诗，白居易的诗集在新罗流传很广。朝鲜半岛的高丽乐被传至唐朝，成为唐代十部乐中颇为重要的一部。
日本全面吸纳唐文化，以"唐化"为最高理想。早在公元600年，日本就派出了遣隋使，学习中华文化。自公元630年起，相继派出了十多次遣唐使，每次都达五六百人。成员包括官员、留学生、学问僧及各种技术人才，他们在唐朝一般都要停留一年以上，广泛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佛法、文字、天文历法、音乐、美术、雕刻、手工制作等，回国全面移植唐文化，推动日本社会革新。发生于公元645年的"大化改新"就是在归国留学生高向玄理、南渊清安等人的直接主持或推动下进行的。"大化改新"推行的班田制、租庸调制以及二官、八省、一台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都是以唐制为蓝本。日本都城奈良完全按唐长安城仿制。日本古代曾经用汉字作为表达和记录的工具，后来，从汉字的楷书和草书分别发展成片假名和平假名。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与中国的鉴真和尚是不可忽视的人物。阿倍仲麻吕于开元五年（717）来唐，取汉名晁衡，后历官散骑常侍、镇南都护、潞州大都督。他的汉文修养很高，擅长诗文，与大诗人王维、李白交好。吉备真备留唐达近20年，他在公元734年回国时带去许多重要的典籍和器具。鉴真和尚是唐代著名高僧，律宗南山宗传人。天宝元年（742），鉴真应日本学问僧荣睿、普照的邀请，发愿东渡日本传法。经历六次起行、五次失败以至双目失明以后，终于在公元754年到达日本。他在日本除传播佛教外，在传播汉文学、医药、雕塑、绘画及建筑方面也做出了杰出贡献。
唐朝与天竺的贸易往来频繁。今天的孟加拉国及印度南部东西两岸，经常有唐朝的商船往来，天竺商船也常至广州、泉州进行贸易。中国出口的主要是丝绢、瓷器、铜钱，进口的主要是胡椒、棉花、砂糖等。天竺的制糖术、音乐、医术传至中国，产生了积极影响。
唐朝与天竺的文化交流史上，唐代高僧玄奘居功至伟。玄奘俗姓陈，名袆，佛教唯识宗创始人。玄奘幼年家贫，父母早丧，13岁剃度出家。前后遍访佛教名师，学习佛法，造诣日深。因感各派学说繁杂，难得定论，便决心至天竺学习佛教。贞观元年（627），玄奘离开长安西行，取道中亚，长途跋涉10多万里，到达天竺，于贞观十九年（645）回国。据史书记载，他回国之时，"道俗奔迎，倾都罢市"。在此期间，他游历天竺各地，带回天竺佛经600多部，回国后，译出经论75部，计1335卷。他撰写的《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载了途经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是研究中亚和印度古代历史的珍贵资料。据说，玄奘还把老子的《道德经》译成梵文，流传该地。
唐朝与欧洲也存在贸易及文化联系。唐朝的丝绸、瓷器，经过丝绸之路和"陶瓷之路"（由南中国海经印度洋到达非洲），转运于东南亚，达到波斯、叙利亚和非洲的埃及等国，很大一部分又转口至欧洲。天宝十年（751），中国的造纸术传入大食，后来又经中亚渐次传入欧洲，结束了欧洲使用质地脆弱的草纸和价格昂贵的羊皮纸的历史，促进了阿拉伯地区和欧洲的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国的炼丹术也传入阿拉伯地区和欧洲，欧洲的火药技术和现代化学就是在炼丹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唐朝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在吐故纳新的过程之中，也将中华文明推向极致。美国汉学家伊佩霞指出："与20世纪前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相比，初唐和中唐时的中国人自信心最强，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鲜事物……这个时期的中国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开自己，希望得到其他国家优秀的东西。"
四、"安史之乱"与帝国的衰落
当人们还陶醉于大唐盛世时，唐朝开始踏上了由盛转衰的历史旧辙。唐玄宗在位后期，"渐肆奢欲，怠于政事"，宠幸贵妃杨玉环，整天沉迷于声色。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玄宗无心理政，把一切权力委任给宰相李林甫、杨国忠等人。
李林甫乃一代奸相。他口蜜腹剑，善于钻营，很能迎合皇帝的旨意，专擅朝政达十六七年之久，使得天下大乱。杨国忠乃杨贵妃远房堂兄，靠裙带关系进入官场，并官至宰相。他本人无德无能，但权倾一时，飞扬跋扈。吏治腐败、社会不治带来严重的后果，最终酿成天下大乱---"安史之乱"。
安禄山是粟特族和突厥族的混血胡人。他虽出生行伍，身为蕃将，但"外若痴直，内实狡黠"，很精通升官诀窍，又心怀野心。通过贿赂李林甫，巴结杨贵妃，向朝廷以"忠"献媚，博得了唐玄宗的宠信，很顺利地步步高升。安禄山身高肚大，唐玄宗开玩笑问他："你这个胡人肚子那么大，装的什么东西啊？"他乘机献媚说："没有什么杂物，只有忠心而已！"表示只有对唐玄宗的一片赤胆忠心。唐玄宗明知是阿谀奉承，却毫不在意。
安禄山深知杨贵妃很得唐玄宗宠爱，就极尽所能讨杨贵妃欢心，45岁的他竟拜29岁的杨贵妃为养母，进出宫室都以"贵妃儿"自称，使得唐玄宗更加宠信他。安禄山每年都会用重金，甚至奇珍异兽行贿李林甫、户部尚书裴宽等高官，使得他们在唐玄宗面前经常为他说好话，这样，"禄山之宠益固不摇"。
安禄山在天宝元年（742）升为平卢节度使，至天宝十年（751），他已经相继身兼范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统帅兵力近20万人，占了唐朝地方兵力的近四成，而当时的中央兵力也不过10万人。而且，他还被封为东平郡王，开了唐朝边将封王的先例。安禄山"凶逆之萌，常在心矣"，在掌握地方军政实权后，便伺机反叛。
安禄山与杨国忠在争权夺宠中素有矛盾。公元755年，安禄山以"将兵入朝讨杨国忠"为借口，率20万大军在范阳（今北京西南）起兵反叛。玄宗对其叛乱毫无戒备，接到消息后，十分震怒，立即任命封常清、高仙芝领兵东征，平定叛乱。由于准备不足，唐军节节败退，叛军很快攻陷东都洛阳。公元756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与唐室分庭抗礼。
唐玄宗在西逃途中，禁军发动兵变，杀死杨国忠，迫使唐玄宗下令缢死杨贵妃，以谢天下，想以此堵住安禄山之口。但安禄山意不在此，继续举兵强攻。
不久，年迈的唐玄宗逊位，其子李亨即位，是为唐肃宗，命节度使郭子仪、李光弼等主持平叛事宜，暂时稳住局势。此时，叛军内部产生分裂，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其部将史思明不愿奉安庆绪为帝，率军归顺朝廷，唐军乘机收复了长安、洛阳。
公元758年，史思明再次叛乱，与安庆绪遥相呼应，大败唐军，不久，他杀死安庆绪及其部将，势力猛增。公元759年，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并再陷洛阳。公元760年，史思明被其长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在洛阳即皇帝位，随即叛军内部自相攻杀，势力锐减。至公元763年，唐室方平定叛乱。
"安史之乱"长达近八年，极大地消耗了唐朝国力，破坏了社会生产，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叛乱平定后，唐朝并未再次兴盛起来，而是陷入了地方割据的局面。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节度使势力壮大，成尾大不掉之势，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有的甚至称王称帝。同时，在中央，宦官势力也开始猛增，形成专权之势，不少皇帝都是由宦官拥立和废弃。此外，官场上官僚们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出现了分别以牛僧孺、李德裕为首的朋党之争。公元875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给唐朝以致命打击。
公元907年，朱温废掉唐昭宣帝（即唐哀帝），建国号"梁"，唐朝正式寿终正寝。此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陷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分裂局面。中央集权的帝国彻底瓦解，不仅中原地区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的统治者都自立为帝（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在南方的十国（其中一个在北方）也以皇帝自居，中国又进入了朝代更迭频繁、纷争不断的乱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