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艺梅区域的北移
我国历史上的元代，是蒙古贵族掌握国家权力的时代，史称元朝。由于种种原因，元朝统治中国的时间不长。如果从蒙古王朝灭金，统一北方（1234）算起，到惠宗至正二十八年（1368）明兵攻下大都（今北京），元室北迁，统一的元王朝灭亡为止，计有134年。如果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改国号为“大元”算起，则为97年。如果自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占领临安（今浙江杭州），宋室投降，元王朝基本统一全国算起，只有92年。如果再退一步从至元十六年（1279）宋王朝最后一个流王朝廷在岭南覆灭算起，只有89年。
就梅文化发展的的宏观进程看，元代处在两宋梅文化高潮的延长线上，与南宋以来梅花文化鼎盛发展紧密相连。宋朝遗民把梅花欣赏和尊尚的风气带到了元朝，以宋朝故都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延续了梅花欣赏的风潮，出现了冯子振、释明本、吴镇、王冕这样一些艺梅、咏梅、画梅的称名之士，其他以梅表号的文人更是不计其数。并且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巩固，艺梅地区扩展至元大都即今北京地区，改变了燕地自古无梅的格局。在这方面，元代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北方蒙古王朝统治的新形势下，一系列包含着民族歧视的政治制度如南人不登省台之职、科举时行时废、吏员出职、仕进多歧使汉族士人传统地位大为跌落，广大儒士尤其是江南士人蒙受极大的屈辱和压迫，其中一部分人或被迫或自愿放弃“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道路，他们沦处村野或浪迹市井，寄情于艺文书画，对梅花的隐者意趣和气节形象特别投缘与会心，因而百般爱赏和推重。这是宋代嗜梅崇梅之风得以沿袭的主要原因。在审美认识上，随着理学等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意识的发展，对梅花审美的渗透和影响有所加强。文人们艺植结友，梅花成了最普遍最受喜爱的芳菲景观。吟诗绘画，梅花也成了最流行也是最重要的创作题材之一，从总体上延续了南宋那样的创作热情，在绘画方面尤能别开生面，使梅花欣赏文化在艺术领域进一步拓展，艺术技巧与创作风范趋于成熟。这些都是元人取得的主要成就，下面从四个方面具体论述。
宋、金末年的战乱进一步加剧了梅花在北方地区的衰落。宋末元初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汴梁杂事”载：“罗寿可丙申再游汴梁，书所见梗概……开封府衙后有蜡梅一株，以为奇，遂创梅花堂。北人言河北惟怀（今河南沁阳）、孟（今河南孟县）州，号小江南，得太行障其后，故寒稍杀，地暖故有梅，且山水清远似江南云。”蜡梅的知名本始于北宋汴、洛一带，丙申指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两百多年后仍然对这一带生长蜡梅啧啧称奇，可见梅花在这一带已十分难得，整个河北地区谅必更是罕见。但随着新的大一统局面的巩固和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元朝定都今北京，梅艺之风随之北移。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漱芳亭：道士张伯雨（雨）号句曲外史，又号贞居，尝从王溪月真人入京。初燕地未有梅花，吴闲闲宗师（全节）时为嗣师，新从江南移至，护以穹庐，匾曰‘漱芳亭’。（张）伯雨偶造其所，恍若与西湖故人遇。”先秦以至汉唐时期，北方地区气候和整个生态条件较好，陕西、山东、河南等地多有梅花生长，但幽燕严寒之地未见有梅生长之迹。吴全节，饶州（今江西波阳）人，元朝著名道教宗师，从江南移来梅花，时间大约在大德末年、至大初年（1307-1308），从此北京地区园林开始有了梅花。
二、赏梅群体的扩大
宋代梅花欣赏的高潮起于南方，金朝统治区本土出生的人对梅花的感情远不如南方人，有关审美认识也相对肤浅些，多着意春色第一、赠别寄远之类，有关梅花品格神韵方面的欣赏和赞美也多拾林逋、苏轼等人牙慧，少有自得之见。至于元好问这样的文学大家一生钟爱的却是北方最为多见的杏花元好问《赋瓶中杂花七首（予绝爱未开杏花故末篇自戏）》，《遗山集》卷一三。。其《杏花二首》写道：“一般疏影黄昏月，独爱寒梅恐未平。”元好问《杏花二首》其一，《遗山集》卷九。对林逋咏梅之意的抵触情绪溢于言表。入元后随着国家统一和南北文化的交流，我们看到花卉欣赏的这种区域性差异不断消解，“北人不识”遗笑南人的现象逐步成为过去，北方人士对于梅花的了解和欣赏不断加深。元代文人中耶律楚材、郝经、刘因、白朴、胡祗遹、萨都剌、马祖常、丁鹤年等黄河以北人士对梅花品格、神韵的认识和欣赏与南方人相比都大致不差，耶律楚材就以“梅花主人”自号陈栎《梅花主人赋》，《定宇集》卷一二。。尤其是当他们流寓南方，天长日久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会逐步培养起对梅花的兴趣。萨都剌在《题喜里客厅雪山壁图》一诗中回忆为官福建时的经历：“今年入闽关，马蹄出没千万山。……何人蹇驴踏软沙，出门无处不梅花。”萨都剌《题喜里客厅雪山壁图》，《雁门集》卷一。正是南方的生活逐步培养其赏梅的兴趣。类似的经历也发生在明清文人身上。明人杨基诗中提到一位山西籍同僚陈则威，“以晋无梅花，以管勾职初来江西，即求识之。省左掖东槛有海棠一小树，则威尤钟爱之，日数次至花下，风雨昏暮不忍去也”杨基《西省海棠》诗序，《眉庵集》卷三。。这位山西人显然对梅花闻名已久，而这年初到江南，或未赶上花期，想必来年得见，迷恋之情当不让于海棠。
梅花不仅为越来越多的北方人士了解和喜爱，同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层面的重视和爱赏。画家文同说“梅独以静艳寒香，占深林，出幽境，当万木未竞华侈之时，寥然孤芳，闲淡简洁，重为恬爽清旷之士之所矜赏。”文同《赏梅唱和诗序》，《丹渊集》卷二五。这是北宋中期的情况。范成大说：“梅天下尤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范成大《范村梅谱》。杨万里说：“呆女痴儿总爱梅，道人衲子亦争栽。”杨万里《走笔和张功父玉照堂十绝句》其三，《诚斋集》卷二一。这是南宋中期的情况。宋以后虽然总体上无复其盛，但随着社会人口的发展尤其士林阶层的不断壮大，三教九流爱梅之士绝对数量在不断增加。我们即以医士为例，两宋未见从业中有以好梅知名者，而元许有壬《题韩医梅斋》许有壬《题韩医梅斋》，《至正集》卷五。、李祁《赠医士罗梅村》李祁《赠医士罗梅村》，《云阳集》卷一。诗就描写了两位术业高超而复笃慕清雅、爱好梅花的医家。其后明万历间杭州医士沈太洽庐名梅花屋，置圹梅花泉畔，“期与花同死生，因自号梅痴”李流芳《明高士沈愚公墓志铭》，《檀园集》卷九。，名闻杭城。这些传统士林的边缘群体，也可以说是市民阶层的文化群体，也解事好梅之雅，整个士林状况就更不难想象。
三、文人墨梅的繁荣
元代承两宋梅花欣赏高潮之势，风气最盛、收获最大的首推绘画领域。文人画兴于宋而盛于元，山水和花鸟是最重要的题材，而花鸟画以其技术相对简单尤为文人之乐事。墨梅与墨竹，两宋画家创发在先，经过文同、扬无咎、赵孟坚等众多画家的努力，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入元后成了文人画中最流行的题材、独立的画类。在整个文人画家队伍中，出现了一些专以画梅名世的画家。
在文人画发展的大背景下，元以来的墨梅艺术也有了划时代的演进和变化。宋代墨梅可以说是水墨写梅发展的初级阶段，写实的成分仍较明显，取材多属细梗秀枝，构图清雅清晰，笔法细致简练，而元以来，这种优雅简约的古典风格，这种写实技巧与写意笔法相对平衡和谐的状态逐步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率然写意、诗书画更为融合一体、相互映发的创作意态和风格。
首先是取象和构图上的变化。梅花的“老枝怪奇”之美早在范成大时代就大加标举，只有到了元代才开始转化为绘画形象，老干枯根、虬枝曲梗、苔斑节眼的老梅形象成了墨梅画最基本的构图，这不仅大大丰富了梅花形象的语汇，有效寄托了坚忍不拔、历炼老成的人格理想，同时与“疏影横斜”、淡花点缀的传统意象之间构成了丰富的对比节律，营造起强烈的视觉张力，大大增强了梅花形象的表现力。具体说来，元以后的墨梅构图大致有两种风格，一种简淡疏雅，多取疏枝瘦朵，构图较为简单抽象，笔法较为粗率淡泊，更多文人墨戏的意味，如元代的吴镇；一种更多专业画梅的意味，如王冕的墨梅，画幅阔大，枝干舒展奔放，构图千丛万簇，千花万蕊，气势张扬凌轹，具有强烈的视觉表现力，开后世巨幅密体写梅之先河。这两种繁简各异、疏密不同，各有其致，标志着文人写梅进入极其成熟的阶段，奠定了后世文人墨梅发展的风格传统，影响极其深远。
其次是诗书画的综合。元人的墨梅更多书法意味，写干、发枝、点苔、剔须，笔法多书家意趣，同时写梅多题诗序文。
宋人画梅也有题诗题词的现象，但并不常见，诗画之间也未及统盘操作，而元人墨梅图像与诗文，书法与绘画穿插布局、相映生辉，把文人画墨戏适情、主观写意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元代的咏梅文学因此也转到了题序梅画为主的新格局。
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元代画家的墨梅理论、技法更为自觉，出现了吴太素《松斋梅谱》那样图文并茂、全面系统的大型画谱，它既是文人实践的理论资料汇集，同时也是画梅技法的普及教材。后世托名流行的《华光梅谱》、《王冕梅谱》都源出于此。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墨梅在经过北宋后期以来两个半世纪的发展和积累，其艺术传统已进入完全成熟的阶段。
四、气节意志的进一步强化
元人对梅花的欣赏和认识与宋人相比，从总体上没有明显改变，但也有些微妙的迹象。从人员来说，元代的嗜梅者更多仕宦淡薄或江湖闲逸之流。从北宋林逋开始梅花就最得隐者之偏好，但在元蒙统治和传统儒仕制度受到冲击的条件下，这一群体急剧壮大，带来了思想情感上与封建统治的疏离乃至抵触之势。元代文人透过梅花意象不只是表达幽隐闲静的意趣、淡泊自如的境界，同时多寓一份傲峭和不屑，一份睥睨和抗争在里面。如王冕《孤梅咏》：“孤梅在空谷，潇洒如幽人。……鼎鼐既不辱，风味良自珍。孰信姚黄枝，来作爨下薪。”王冕《竹斋集》卷中。《素梅》：“千年万年老梅树，三花五花无限春。不比寻常野桃李，只将颜色媚时人。”“和靖门前雪作堆，多年积得满身苔。疏花个个团冰雪，羌笛吹他不下来。”《竹斋集》续集。《墨梅》：“我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同上。《梅先生传》：“梅先生，翩翩浊世之髙士也，观其清标雅韵，有古君子之风焉。彼华腴绮丽，乌能辱之哉。以故天下人士，景爱慕仰，岂虚也耶。”同上。不畏寒，不屈俗，世俗功名不能辱，表达重点在一种否定与对抗，语气中总有一种严不可犯之气节。我们可以用明人的比较之言来说明与宋人的差别：“马鹤窗浩澜有言：‘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写梅之风韵。高侍郎季迪“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之句，状梅之精神。杨铁崖廉夫“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之句，道梅之气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志余》卷二四。宋人赏梅以幽静淡泊之风度神韵为主，而元人则以坚贞不屈、敢作敢为之气节意志为主。宋人不缺这份意思，但元人比宋人说得更集中，更明确，更有力，可以说进一步强化了梅花象征的野逸品格和傲峭个性。
五、理学等思想观念的渗透
理学的产生、发展及其官学地位的确立是宋元思想史的核心内容。统治思想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作为不断成长并走向统治地位的思想潮流势必对同时流行的梅花欣赏风气有所渗透和影响。这种影响早在宋代就已开始，这里有必要追溯一下两宋理学宗师的赏花故事和思想态度。据邵伯温记载，程颐拜访邵雍，时值春天，邵雍欲与他同游天门街看花。小程推辞说：“平生未尝看花。”邵雍说：“庸何伤乎？物物皆有至理，吾侪看花，异于常人，自可以观造化之妙。”程颐于是说：“如是愿从先生游。”邵伯温《易学辨惑》。邵氏这一观点比较重要，可以说代表了理学家自然审美的基本立场。周敦颐、程颢都有不除窗前草，欲观“自家意思”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一一《濂溪学案》下附录程颢忆周敦颐语。、“造物生意”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二。的记载。这一立场统一于理学“即物究理”、“格物致知”的认识论，统一于自然、性理浑然贯通的本体论。理学家把自然看作是天理流转化育的产物，自然物色虽然林林总总、形形色色，但由于是天理生机的贯彻体现，都具有自足的本体性质。观照自然、吟咏自然，主要是要体悟那流行化育、无所不在的天理，体现人从容得道、无往不乐的胸襟修养。用南宋理学家魏了翁的话说，是“以草木文章，发帝机杼；以花竹和气，验人安乐”魏了翁《黄太史文集序》，《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这是理学家自然审美观最为简明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