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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寺院与僧团基本情况统计(1)

§§§第一节 尼寺基本情况统计

建立寺院与成立僧团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条件。中国佛教寺院的建立,追溯到东汉永平十四年(71),“京师向西域天竺国,取得佛本,言是修多罗教。复请胡师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等翻译佛本,一从汉言。又立白马、兴圣二寺”[唐]释智升《续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一,《大正藏》第52册,第398页中。是年,明帝允许“五品已上杨城侯刘善峻等九十三人出家。时帝侍卫九品已上,镇远将军姜荀儿等一百七十五人出家。京都治民及妇女阿潘等一百二十一人出家”。随后“即立十寺:城外七寺,城内三寺。七寺安僧,三寺安尼,汉之佛法从此兴焉”同上,第401页下。文中所述出家一事并无其他资料佐证,但就尼寺与僧寺初置的比例3∶7而言,对本书有一定参考价值。

尼寺与僧寺比例的另一记录,保存在唐朝要求沙减僧尼的辩论中。大臣傅奕要求在原有基础上减少佛寺数量,认为“请减寺塔,则民安国治者。由妖胡虚说造寺之福,庸人信之,角营寺塔。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寺强成一旅,总计诸寺,兵多六军。侵食生民,国家大患,请三万户州且留一寺”。释道宣从佛教角度对此事的回应是:“于时二众不满七万,半为尼女,岂等大国之六军乎。”《广弘明集》卷八,《大正藏》第52册,第134页下。由此看出,释道宣认为唐朝尼与僧的比例是一半对一半,因而笔者认为,尼寺与僧寺的比例也在5∶5左右。以上从3∶7到5∶5的发展,如果排除作文者的个人观点,尼寺增长比例大于僧寺。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比丘尼的发展速度快于比丘。进而言之,比丘尼在汉至唐的佛教历史上,地位重要。

当然,寺有大小之分,从寺院的数量和比例来确定比丘尼与比丘的比例未免过于武断,需进一步分析。本章从寺院与比丘尼的基本数据入手,分析还原东晋宋齐梁陈时期比丘尼规模与发展速度。

一、东晋新建尼寺统计

1.洛阳竹林寺

案《比丘尼传》,建武元年(317)前,“(净)捡即剃落从和上受十戒,同其志者二十四人,于宫城西门共立竹林寺”《比丘尼传校注》,第1页。竹林寺位于洛阳。

2.洛阳建贤寺笔者据《比丘尼传》录安令首“从(佛图澄)及净捡尼受戒”,其父后“为清河太守”,推论寺立于洛阳。与安令首所立精舍

案《比丘尼传》:“(安令首)从(佛图)澄及净捡尼受戒,立建贤寺。澄以石勒所遗剪花纳七条衣及象鼻澡罐与之……因其出家者二百余人。又造五六精舍。”《比丘尼传校注》,第7页。依据各大部派戒律惯例,比丘尼僧腊满十岁后收徒。案净捡建武年(317)后从法始受戒律,那么327年后安令首才能从净捡受戒。另外,佛图澄于东晋永和四年(348)卒,建贤寺立寺应于安令首从净捡受业后,至佛图澄去世前,即327-348年间。按此时间顺序,佛图澄方能将“石勒所遗剪花纳七条衣及象鼻澡罐”在建贤寺立后与安令首。此外,后赵建平四年(333)从洛阳迁都至邺,那么佛图澄在洛阳活动的主要时间为(310-333)之间。根据上述条件判断,建贤寺最可能立于327-333年。

安令首另立的“五六精舍”,建造时间在建贤寺立后的东晋时期。

3.司州西寺

案《比丘尼传》:“及苻坚伪立(357-383),闻风敬重,为(尼智贤)制织绣袈裟,三岁方成。价直百万。后住司州西寺,弘显正法,开长信行。晋太和中(368-369)年七十余,诵《正法华经》,犹日夜一遍。”同上,第11页。苻坚即位三年后,即360年,西寺的建造时间,最可能在360-369年间。

4.弘农寺

案《比丘尼传》:“(尼妙相)十五适太子舍人北地北地在陕西省境内。皇甫达,达居丧失礼,相恶之。告求离绝,因请出家,父并从之。精勤蔬食,游心慧藏,明达法相,住弘农弘农地处长安与洛阳之间的黄河南岸。北岳,荫林面野。”《比丘尼传校注》,第13页。因“晋永和中(350)弘农太守请七日斋”时,妙相与白衣有问答,所以弘农寺建于公元350前,以属地命名。

5.建康建福寺

建福寺为东晋第一所尼寺。《比丘尼传》录:“晋建元元年(343)春,(明感)与慧湛等十人,济江诣司空公何充。充一见,甚敬重。于时京师未有尼寺,充以别宅,为之立寺。问感曰:‘何名之?’答曰:‘大晋四部,今日始备。檀越所建,皆造福业,可名曰建福寺。公从之矣。”同上,第15页。

这一条记录中,何充立建福寺没有疑问,但何时立寺史料记载不一。《大正藏》原文录立寺时间为“晋永和四年(348)春”[梁]释宝唱《比丘尼传》卷一,《大正藏》第50册,第935页下。《佛祖统纪》云:“(康帝)建元元年(343),中书令何充舍宅为建福寺。”《佛祖统纪》卷三十六,《大正藏》第49册,第340页上。《释氏六贴》录为“太初四年(389)”。

据《晋书》记载,何充永和二年(346)卒。那么,建福寺立寺必不能晚于永和二年。另《建康实录》录:“晋康帝时,置两寺,褚皇后立建兴寺,在今县东南二里,运渎西岸;中书令何充立建福寺,今废也。”晋康帝在位只有两年,即建元元年(343)与建元二年(344),建兴寺(延兴寺)立于建元二年,如按建福寺早于延兴寺,应在建元二年或建元二年前。又《比丘尼传》之“建福寺慧湛尼传”云:“(湛)建元二年渡江,司空何充大加崇敬,请居建福寺住。”《比丘尼传校注》,第21页。“建福寺康明感尼传”云:“晋建元元年春,与慧湛等十人济江,诣司空公何充。”同上,第15页。综上,建福寺应立于建元元年(343)至建元二年(344)间。

关于建福寺的废止年代,《南朝寺考》录:“(建福寺)康帝时建,隋初废。”《南朝寺考》,《大藏经补编》第14册,第630页。也就是说,建福寺自建元二年立后,至隋初废寺,经历东晋、宋、齐、梁、陈五代。

6.建康何后寺(永安寺)

何后寺,又名永安寺。《比丘尼传》录:晋穆皇帝“谓章皇后何氏曰:‘京邑比丘尼尠有昙备之俦也。’到永和十年(354),后为立寺于定阴里,名永安(今之何后寺是)”《比丘尼传校注》,第15页。《南朝佛寺志》录:“晋穆帝何后性耽释氏,造尼寺,所在西州桥侧南临大道(当今苍桥左近),后人呼为何后寺。”《南朝佛寺志》,《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一辑第二册,第46页。

如以永和十年立寺为准,则永安寺立于何法倪称后之前。何氏于升平元年(356),依礼成为穆帝皇后,时年17岁,那么永和十年只有15岁。再看晋穆帝升平五年(361)死时19岁,那么永安寺立寺时,他只有12岁。其立寺合理性存在诸多疑问。仅就穆章何皇后即位后居永安宫《晋书》第132页:升平五年,“九月戊申,(晋哀帝)立皇后王氏。穆帝皇后何氏称永安宫”。来说,寺以“永安”为名也较合理。最可能的情况为此寺先名“永安寺”,后或因触犯禁忌,或为纪念东晋何氏一族,更名“何后寺”。

慧远之姑,比丘尼道仪,“晋太元末(392-396),乃至京师住何后寺”《比丘尼传校注》第40页。《高僧传校注》第229页录:“(东晋慧远之弟释慧持)有姑为尼,名道仪,住在江夏,仪闻京师盛于佛法,欲下观化,持乃送姑至都,止于东安寺。晋将军王珣,深相器重。”。刘宋时期,“有女尼居之戒行不严齐,蔡光(兴)宗尝纳(何后)寺尼智妃为妾也”《南朝佛寺志》,《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一辑第二册,台北:明文书局,1980年,第46页。释令玉“少出家住何后寺禅房,为净曜尼弟子”。僧端从“广陵游上国,住于永安寺,为寺纲纪”。综上,笔者认为,何后寺在东晋至刘宋较为出名。

7.建康延兴寺

案《比丘尼传》,建元二年(344),“皇后褚氏为(僧基)立寺于都亭里运巷内,名曰‘延兴’。基居寺住,徒众百余人”《比丘尼传校注》,第23页。《建康实录》称为“建兴寺”:“晋康帝时,置两寺,褚皇后立建兴寺,在今县东南二里,运渎西岸。”《南朝寺考》:“延兴寺,晋康帝褚皇后所建,在运渎西岸”,“隋时废”《南朝寺考》,《大藏经补编》第14册,第630页。延兴寺为东晋南朝时期的重要尼寺。

8.洛阳东寺

案《比丘尼传》,竺道馨“住洛阳东寺,雅能清谈尤善小品”,“晋太和中(366-370)有女人杨令辩,笃信黄老专行服气”,两种宗教在争取信众方面发生冲突,竺道馨不久卒于病。洛阳东寺立于368年前。9.历阳乌江寺

案《比丘尼传》:“道容,本历阳(今安徽和县)人,住乌江寺。”《比丘尼传校注》,第28页。《六道集》:“时尼道容,住历阳乌江寺。”[清]弘赞辑《六道集》卷四,《续正藏》第88册,第164页下。《佛祖统纪》:“咸安元年(371),有乌来巢太极殿,帝召曲安远筮之曰:‘西南有女人师,能除此怪。’时尼道容住历阳乌江寺,召至都。”《佛祖统纪》卷三十六,《大正藏》第49册,第340页中。综上所述,乌江寺在安徽和县乌江镇。因为道容于“晋明帝时甚见敬事”,也就是说,晋明帝时期(323-325),道容尼已闻名于建康。但东晋尼寺之兴,起于建福寺,要么乌江寺立在建元二年(344)后,要么乌江寺为东晋第一所尼寺,要么“晋明帝”为误写。

10.建康新林寺(波提寺)

新林寺立于晋简文帝咸安二年(372),乃简文帝为道容尼所立。案《比丘尼传》,简文帝“为(道容)立寺资给所须,因林为名,名曰‘新林’。即以师礼事之,遂奉正法”《比丘尼传校注》,第28页。《六道集》:“(晋简文)敕建新林寺以(尼道容)居之。”[清]弘赞辑《六道集》卷四,《续正藏》第88册,第164页下。《佛祖统纪》:“(晋)简文帝诏,为尼道容建新林寺。”《佛祖统纪》卷五十三,《大正藏》第49册,第463页下。《法苑珠林》:“晋《南京寺记》云:‘波提寺在秣陵县新林青陵,昔晋咸安二年简文皇帝起造,本名新林寺。时历阳郡乌江寺尼道容,苦行通灵,预知祸福。世传为圣。’”《法苑珠林》卷三十一,《大正藏》第53册,第526页中。新林寺后更名为波提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咸安二年立寺这一时间较准确。

11.建康简静寺

案《比丘尼传》,简静寺乃司马道子太元十年(385)为比丘尼支妙音所立。《法华传记》:“尼智通少出家,住京师简静寺,信道不笃,元嘉九年,师死罢道,嫁为魏郡梁犀甫妾生男。”[唐]僧详述《法华传记》卷九,《大正藏》第51册,第92页中。天监十五年(516)后,释僧旻“于简静寺讲《十地经》”《续高僧传》卷五,《大正藏》第50册,第463页上。 综之,简静寺自东晋立后,至萧梁仍存。笔者认为,简静寺毁于梁末侯景之乱。

12.建康谢镇西寺(又名塔寺、庄严寺、兴严寺)

案《南朝佛寺志》引《建康实录》:“晋穆帝时置尼寺三所:彭城寺、谢镇西寺、外有何皇后寺。在县东一里南临大道。”《南朝佛寺志》,《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一辑第二册,第46页。《南朝寺考》:“庄严寺,晋穆帝永和四年(349),镇西将军谢尚舍所造也,亦号塔寺。其地南植竹格,港临秦淮。逮宋大明中,路太后置庄严寺,赚其同名,改此寺为谢镇西寺,或称谢寺。历代高僧有昙无谶、慧次、僧宝、僧智、僧宗皆止于此。陈宣帝太建元年寺焚。”《南朝寺考》,《大藏经补编》第14册,第630-631页。《南朝寺考》引《建康实录》塔寺记:“今严寺即谢尚宅也”,“在今县城东南一里二百步。尚尝梦其父告之曰:‘西南有气至动人必死,行当其锋,家无一全。汝宜修福建塔寺,可以攘之。若未暇立,可杖头刻作塔形,见有气来,则凝之。’尚悟惧,遂刻小塔于杖头,恒置左右。后果有异黑气,遥见西南,从天而下,始如车轮,渐弥大,直冲尚家。尚以杖头指之,气便回散,合门获全。气所经处,数里无复孑遗。遂于永和四年,舍宅造寺,名庄严寺。宋大明中,路太后于宣阳门外太社西药圃造庄严寺,改此为谢镇西寺。至陈太建元年,为延火所烧。五年,豫州刺史程文秀更加修复,孝宣帝敕改名兴严寺,至今也”《南朝寺考》,《大藏经补编》第14册,第631-632页。

如上述记录属实,笔者认为,谢镇西寺原为尼寺,刘宋时改作僧寺。

13.建康太后寺

案《比丘尼传》,禅林寺“僧念为法护尼弟子,从师住太后寺”。《南朝寺考》:“太后寺,不知其所以起,疑晋褚何二后创之,距治城寺不远,故桓玄废寺为苑,即移寺僧居于太后寺焉。”同上,第644页。虽太后寺在长安也有一所,但文中的太后寺应指建康太后寺。《南朝寺考》引《建康实录》:“桓玄筑别苑于治城冶城,故址在今南京市。刘孝标注引《扬州记》云:“吴时鼓铸之所,吴平,犹不废。”,先是太元十五年(390),孝武为沙门立寺,至是尽移僧众于太后寺,而以寺为苑。”《南朝寺考》,《大藏经补编》第14册,第645页。按此,太后寺位于建康,为东晋时所建。

关于太后寺的建造者,笔者与《南朝寺考》所录观点不同,东晋朝孝武帝时期,称得上太后的有四位:第一,明穆庾皇后,即庾文君。成帝即位,称皇太后。但薨于咸和初年(327-328),不可能立寺。第二,简文宣郑太后,即郑阿春。咸和元年已薨,太元十九(394)年,孝武帝追其为简文太后,并立庙于太庙西路。第三,康献崇德太后,即褚蒜子。第四,孝武文李太后,隆安四年(400),崩于含章殿。以上四位太后中,太后寺较可能是褚太后或李太后所立。褚太后已于建元二年(344)立延兴寺。兼考地理位置,“建兴寺在今县东南二里,运渎西岸”;而太后寺靠近治城寺,治城寺“在城西北,本吴治铸之地”《南朝寺考》,《大藏经补编》第14册,第643页。延兴寺与太后寺分属两地,应是两寺。也就是说,要么太后寺是褚后于延兴寺外另立的一寺,要么是李太后所立之寺。笔者认为,此寺为李太后太元十五年前所立更为合理。

14.广陵中寺

案《比丘尼传》:“光静,本姓胡,名道婢,吴兴东迁人也。幼出家随师住广陵中寺”,“(受)具足(戒)之后,积十五年,虽心识鲜明而体力羸惫”,元嘉十九年(442)卒《比丘尼传校注》,第81页。笔者认为,中寺应建于刘宋前,因为光静的尼师在光静成为比丘尼前已住中寺,根据戒律,沙弥尼受十戒后,至少要随师两年学戒后才能受具足戒。光静元嘉十八年患病,此时她受具足戒已至少十五年,加上两年作沙弥尼的经历,她是元嘉初或更早一点加入广陵中寺比丘尼僧团。以中寺命名的寺庙,常见于两晋,如道安于邺中寺见佛图澄,弗若多罗于弘始六年(404)于长安中寺译《十诵律》。综之,江陵中寺或建于东晋末,或建于刘宋初,笔者倾向于建于东晋末。

15.吴郡朱明尼寺

案《吴郡图经续记》卷中,《吴郡志》卷三十一:朱明尼寺“东晋时建”,“邑人朱明舍宅为寺”转引自黄敏枝《宋代妇女的另一侧面——关于宋代的比丘尼》,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卷下,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624页。

16.建康铁索罗寺

案《南朝佛寺志》:“铁索罗寺,本晋时尼寺,在城南门外。宋元嘉十一年(434),有西域尼铁索罗居此,因以其名称寺焉。”《至正金陵新志》卷十一下“祠祀志寺院二”录“瑞相院,亦名铁索罗寺,在城南门外。”《乾道志》:“(铁索罗寺)本晋时尼寺。宋元嘉七年,西域梵尼七人至建业,十一年,尼铁索罗等三人又至,因号铁索罗寺。”《六朝事迹编类》卷下“铁索寺”:“因铁索罗国尼至,遂就此建寺,以铁索罗为名。”《比丘尼传校注》,第90页。综上所录,笔者认为,刘宋正值比丘尼发展时期,新建尼寺确有可能,但元嘉七年已有外国尼约七人至建康,住景福寺。晋时尼寺为外国尼住,后改名一说,较新建尼寺说法,更符合当时社会语境,所以将此寺归于东晋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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