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集注》此节的定稿虽不属朱子的易箦之作，也当离此不远，其文云：
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只是心里要恁地快活过日而已”，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而门人记其本末独加详焉，盖亦有以识此矣。《论语集注》，卷十一，《先进》。
不妨先比较这段文字与朱子录示万人杰的修订本之间的异同：“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与“天理浑然，日用之间随处发见”相比，避免了给人以天理别为一物的印象；“乐其日用之常”与“适其所履之常”相比，更能与“言志”二字相符；而朱子删去“天下之乐无以加焉”一句，则是因为朱子不希望人们认为此乐为最高，转而轻视事为；他删去“用之而行，则虽尧舜事业亦不外此，不待更有所为也”一句，亦不是要去做事底，其原因上文已经有了说明。值得说明的是，朱子删去“但夷考其行，或不掩焉，故不免为狂士”一句，则清楚地表明了他只是想从曾点所见天理流行的这一个方面来诠释“曾点气象”的意图，也就是说，朱子有意不再提及曾点狂和行不掩言的一面；而在比较曾点和三子之别时，“其气象不侔矣”与“则不可同年而语矣”，其下语的轻重也非常明显，这也体现了其努力平衡胸襟与事功的苦心；而在朱子的所增上，其强调曾点的胸次必与天地同流的意图，我们就不必再说了。
总的来看，定稿先论曾点之见为因，再论其志、其胸次为果，然后嘎然而止，不再论其行——不论是行文的层次，还是所要表达的意图都很清晰。此后，历代对此定稿的注解甚多，其中颇能揭示朱子意图的有辅广的观点：
理欲不两立。须是人欲浄尽，然后天理自然流行，随事随处不待勉强用力，自无纤毫欠缺处。然惟圣人心与理一，而后能礼用兼备，朱子最终确定《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一节的定稿（以下简称定稿）的时间甚晚：不但上文所引朱子与廖德明的书信往复已在其七十岁之际，自然而然。若曾则以天资之高，而于此有见焉耳。故《集注》著“有以见夫”四字，便自断得曾所学之分量分晓。与后面程子所谓“曾点狂者，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之说相应。《四书大全·论语集注大全》，卷十一引。
曾所居之地不过只做得此等事，而浴沂、咏归数语亦其平时日用之常。夫“即其所居之位”，则无出位之思；“乐其日用之常”，则无作意之为，只此两句便又见得曾不愿乎其外、无入而不自得之意。不过与诸朋友徜徉自适，初不见其有三子之志，而其胸次悠然自适，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显然自见于言语之外，是则曾点之所乐也初无舍己为人之意一句，说得点之事实，胸次悠然而下数句，又形容得点之乐处分晓。赵顺孙：《论语纂疏》，卷六，《四库全书》本。
总之，在定稿中我们已经看不到曾点有丝毫所谓“狂士”的影子了。相反，他却被朱子打扮成了一位见识高妙、能够洞见天理，就目前资料来看，完全做到了时时存天理、灭人欲，并能“乐其日用之常”且又“从容自若”的理学家式的有“气象”者。其实，这也正是朱子极力推尊“曾点气象”的目的所在。同时我们也发现，这里朱子也有意回避了其弟子们针对曾点是否缺乏实行的疑问，而只是讲曾点的见地与胸襟，并尽可能的从“纲”与“目”的不同上把曾点与佛老（其实也是陆学）划清界限。这样，曾点就成了只是“初无”入世的念头儒学中本有认为尧舜孔孟异地皆然的说法，认为孔孟在尧舜之时之地就会有尧舜之行，反之皆然。故朱子这里说曾点“初无”入世念头，也就是在强调曾点在此时此地会乐其性分之常，而在需要应时之际自然会挺身而出。这表明，至此《论语集注》此节的定稿还没有确定。却会随时去体认天理的儒家典范。可以说，至此朱子对所谓“曾点气象”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他们所接触到的更多只是朱子在《论语集注》定稿中赞扬“曾点气象”的这区区一百多个字，又能有几人能够了解朱子在形成这段文字中的诸多曲折和深意呢？需要再次指出，朱子的“曾点气象论”具有明显的宋学特色，常常会创造性地自出己意，不拘原文。这里，我们只要“要其会归，遗其所寄”就可以了，不必与其争论文字训诂上的是与非。
（二）定稿中对二程“曾点气象论”的态度
以往我们对朱子论“曾点气象”的研究，总是集中在他的所谓“一百三十七言”上。其实，无论是朱子在这一节中的其他评论，虽然朱子已经认为曾点“言志，还是他在本节中引用前人的观点，所有这些才构成了他对“曾点气象”问题的完整看法。我们只要把视野扩大到本节的整体内容上，就能发现其中的很多消息。
上文已指出，朱子最终决定在定稿中只是正面突出曾点的见处，而回避他的“狂”和“行不掩言”，定稿也很好的完成了这一意图。但是曾点“不可学”的这一面毕竟就摆在那里，而且也都被二程提到过。朱子又该如何面对这一事实呢？在《论语集注》的这一节中，朱子除了自己直接评论外，还附上二程对此的评论作为补充：
程子（此为小程子）曰：古之学者优柔厌饫，有先后之序……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许之亦以此，自是实事，后之学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又曰（此为大程子语）：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诚异二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谓狂也。子路等所见者小，子路只为不达为国以礼道理，是以哂之，若达却便是这气象也。
又曰（此为大程子语）：子路冉有公西华皆欲得国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点狂者也，在上述问答中，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言乐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曾点知之，故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又曰：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论语集注》，卷十一，《先进》。
这里，朱子在引用二程的观点时有两点值得玩味：
其一，从朱子编订《论语集注》的一贯体例来看，他在讨论某一含有歧义的话题，而需要引用前人的一些差异较大的观点作为补充时，通常会把自己较为认同的观点放在前面。在这里，朱子显然是有意的把小程子的观点放在前面以做强调。对于这一点，我们在体会到朱子在讨论“曾点言志”一节时的复杂心情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大程子的观点一再遭到弟子们的质疑、而他又对一味宣扬曾点之乐的流弊颇有所警觉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卷四十，《论语二十二·先进下》。朱子亦云：
程子论三子言志自是实事一段，甚好。及论夫子与点一段，虽尧舜事业亦优为之”的疑问，意却少异，所以《集注》两裁之。《朱子语类》，卷四十，《论语二十二·先进下》。（吴必大录）
前一条是伊川的观点，后三条是明道的观点。需要指出，此前朱子在编订《论孟精义》时，先载的是明道语，后载的伊川语，而《论语集注》特意把伊川语移到明道语之前，朱子对二人观点的轻重之意显然自见。
其二，无论是小程子的原话（见上文），还是朱子所摘引的部分内容，这些文字都撇开了对“曾点之乐”的直接褒贬，却是在讨论“后之学者”的好高之弊。这段话既包涵有一定的警诫意味，又在一定程度上对“曾点气象”本身有所回护，符合朱子对于“曾点言志”问题的一贯思路。朱子这种安排的目的，既希望对“曾点气象”有正面的宣扬，又希望尽可能的对过分渲染“曾点气象”所带来的弊端有所消解。
从朱子处理二程材料中，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他对自己在《论语集注》定稿中对“曾点气象”的一味推许还是心存顾虑的。他更希望人们认识到一味宣扬“曾点气象”的流弊。这就促使我们必须要注意朱子不喜言点的一面。
（三） 如何认识朱子晚年的不喜言点
与朱子在定稿中给予“曾点气象”极高的评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子在晚年的非正式场合多次强调自己不喜言点，其典型者如：
（朱子）曰：某平生不爱人说此话。《论语》一部自“学而时习之”至“尧曰”，都是做工夫处，不成只说了与点，而《朱子语类》中也收录了吕焘在同年就“曾点言志，便将许多都掉了。圣贤说事亲便要如此，事君便要如此，事长便要如此，言便要如此，行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处。通贯浃洽，自然见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说与点，正如吃馒头，只撮个尖处，不吃下面馅子，许多滋味都不见。向来此等无人晓得，说出来也好，今说得多了，都是好笑，不成模样。近来觉得说这样话，都是闲说，不是真积实见。昨廖子晦亦说与点及鬼神，反复问难，转见支离没合杀了。圣贤教人，无非下学工一贯之旨……学者且要其万理中千头百绪都理会，四面凑合来，但他还没有流露出要删除这一句的意思见《朱子语类》，自见得是一理，不去理会那万理，只管去理会那一理、说与点，颜子之乐是如何？程先生语录事事都说，只有一两处说此，何故说得恁地少？而今学者何故说得恁地多，只是空想象……不要说总会，如博我以文，约我以理，博文便是要一一去用功，何曾说总会处……圣贤之学，非老氏之学。老氏说，通于一，万事毕，其它都不说，少间又和那一都要无了方好。学者固是要见总会处，而今只管说个总会处，如与点之类，只恐孤单没合杀，下梢流入释老去，如何会有“咏而归”的意思。《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朱子十四·训门人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