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指出，向来儒学中很少人关注“曾点气象”，而宋代前贤对此略做提点，使儒学发展开一生面，“说出来也好”。但是，这种风气一转而为人人竞相谈论“孔颜乐处”与“曾点气象”，乃至于人人刊落工夫，轻视下学，虚说气象，其流弊就非常明显了。他反问：“而今学者何故说得恁地多？”“不成只说了与点，便将许多都掉了？”其鲜明的批判精神实在不让颜元等明清诸贤，且其评论中并没有一味主张否定“气象”，这更显公允。
又，今之学者往往据这段话极力强调朱子不喜言点，甚至进而演化为朱子晚年不喜曾点类型的理想人格代表者如陈来先生的观点：其一：“然而，终朱子一生，他始终对‘洒落’不感兴趣．他在中年追寻未发的思考和所要达到的境界与李侗仍不同，而他晚年更对江西之学津律乐道于‘与点’、‘自得’表示反感。反复强调道德修养的严肃主义态度。警惕浪漫主义之‘乐’淡化了道德理性的境界。其二：“朱子一生最不喜欢人说‘吾与点也’，其弟子一日求安乐法，朱子回答‘圣门无此法’(《朱子语类》，还是建立在“都是好用工夫处。通贯浃洽，卷一百一十三)，朱子认为‘闲散只是虚乐；不是实乐’，朱子显然是以敬畏排斥洒落。其三：朱子对于曾点采取了两种相互联系又有所矛盾的态度。他一方面从“天理”的积极意义上解释曾点气象……曾点本来未提到任何关于天理人欲的问题，朱于尽量把曾点乐处解释为“人欲尽处，天理流行”的道德境界。尽管如此，朱子也不得不肯定其超然自得的一面。然而，朱子更经常持的是另一种态度，即对曾点有所批评……特别是宋代受陆学影响较大的江西学者津津乐道于“曾点气象”而鄙薄主敬的严肃律己功夫，使朱子十分不满。我们说，如果我们全面地考察朱子的文献，就可以看出朱子所谓的不喜言点只是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一个侧面，至少我们能够在朱子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里，发现他大量高度称许曾点的文字如果一定要做个比较的话，那么毋宁说在总体上朱子赞许曾点的话要比批评他的话多得多。如果我们只过分强调朱子对“曾点气象”态度的某一个方面，就不可能了解他在此问题上的良苦用心，更会忽视朱子思想的复杂性与多侧面性。似乎可以这样说，所谓的朱子不喜言点，应该准确地表述为他不喜人空谈“曾点气象”等一切作为“尖处”者，而是希望人们能够在下学上达中自得。这在上文中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而且也能得到更多文献的支持。
而在这个意义上，他同样多次声明不喜人空谈“孔颜乐处”、不喜人空谈一贯、空谈大本、空谈仁体、空谈心体等等，我们自然不能因此就说朱子不喜这些吧？在朱子，单纯的说“与点”、说“孔颜乐处”，而“与点”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如馒头的尖处），都不足以尽圣贤之学的大观，而刊落下学、一味说与点，更不可能真正体会到“咏而归”的真义。因此，朱子的不喜言点，更应该被理解为对时人竞言“曾点气象”之流弊的一种警觉与反动，理解为对一种对时人流弊的批判，其意图是要去“扶醉人”。就此一段来看，我们还不能得出朱子不喜曾点的结论，尤其不能得出朱子终生不喜曾点的结论。
另外，朱子是不是一味地主张用敬畏排斥洒落？乃至是终身不喜“洒落”？上文足以表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洒落”在朱子的心中并不是一个绝对贬义的词汇，也不仅仅是一个代表理解文辞无滞碍的词汇。朱子同样认为，洒落气象也有虚实之分。但是时人眼中却只有这一点。真正的洒落气象非常令人敬佩朱子本人就曾强调：大抵观圣人之出处，须看他至诚恳切处，及洒然无累处。《文中子》说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天下皆疑吾独得不疑。又曰：穷理尽性吾何疑？乐天知命吾何忧？此说是。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吕焘录，1199年。但，人未到真正的洒落境界时有意做达，虚说洒落的弊端也很大。如他在与胡大时的信中强调：
“洒落”两字本是黄太史语，后来延平先生拈出，《论语》中通篇都是做工夫处，亦是且要学者识个深造自得底气象，以自考其自得之浅深，不谓不一再传而其弊乃至于此，此古之圣贤所以只教人于下学处用力，至于此等则未之尝言也。《文集》，卷五十三，《答胡季随·所喻两条前书》。
这里，朱子已经明确指出提倡洒落有其正面的价值，指出问题只是出在后人虚说洒落，或是说不做工夫先求洒落。朱子也正是针对这一现象才会强调，“圣贤所以只教人于下学处用力，至于此等则未之尝言也”。这并不表明他对“洒落”持一概否定的态度。我们说，虽然简单的词汇统计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朱文公文集》中共计出现“洒落”一词三十九次之多，《朱子语类》中共计出现“洒落”一词十二次之多。它们基本上都是在正面的意义上被朱子使用的。这足可以说明问题。在这一点上，付长珍博士的观点是很公允的：
应该指出的是，朱熹之所以重视工夫论，是因为他感到一味地洒落、玄远，则无法找到下手处，其目的是为了给普通人成圣提供具体有效的可行之路。他的偏于理性主义的敬畏境界，乃是对洒落境界所作的限制和补充。但他内心深处却十分向往洒落自得、浑然至乐的自由境界。朱熹也并非以敬畏排斥洒落，“从心所欲不逾矩”依然是他心仪的理想之所。
上述辩解非常重要，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朱子为什么会在定稿中那么渲染曾点的胸次悠然，类似的话在《文集》和《朱子语类》中非常多。朱子于此强调，不规规于事为之末了。
二、朱子“易箦之叹”考
最后，我们必须要提到所谓朱熹针对“曾点言志”的“易箦之叹”问题。在朱子去世后不久，祝穆即在《新安文献志·朱文公易箦私识》一文中对朱子弟子们所记录的朱子“易箦”之叹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此后清人夏炘（字心伯，人称弢甫先生，1789-1871）又在《述朱质疑》中对祝的观点提出了反驳《述朱质疑》，卷十六，《祝和甫（即祝穆）易箦辨不可信说》。但无论是在以蔡沈、黄榦为主的朱子诸位弟子们的记录中、还是在包括祝氏等人的质疑中，都没有提到朱子“易箦”之际围绕“曾点言志”节的态度是否有所转移，是否有过“叹”。朱子认为，古人所做多实，今人所说多虚，这是古人与今人的最大不同。事实上，最先提出朱子在“曾点言志”问题上有“易箦之叹”的，反而是几近五百年后的明人杨慎，据程树德《论语集释》引：
按：《丹铅录》云：朱子易箦之前，悔不改此节注，留后学病根……
那么，一直让后人关注的是，朱熹真的有过针对“曾点言志”一节的“易箦之叹”吗？流行的观点认为，虽然朱子在晚年一直在对《论语集注》进行改动，他对“曾点言志”一节更是屡屡改写，但如杨慎所说的“易箦之叹”既不见于朱熹本人的晚年书信中，也不见于其弟子所编辑的《朱子语类》和他们各自的文集中，甚至也不见于杨氏之前的任何记载中，其真实性大可怀疑。对于杨慎本人，《四库提要·子部·杂家·通雅》条则直斥其为“好伪说以售欺”，自然见得在面前”之上的，并对杨编造的许多所谓“古本”颇为不屑今人王嘉川总结胡应麟对杨慎讹误的指陈，计有十条。其中就提到“无中生有，影撰作伪”和“引文讹误，妄改原文”两条。见《布衣与学术——胡应麟与中国学术史研究》，第418 、425 页，商务印书馆，2005 年版。况且，朱子在其去世前仅两个月时还在和陈淳讨论该问题，至少朱子还是有非常充足的时间来对这一节进行修订的。因此，“易箦之叹”不存在。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朱子在其《论语集注》中对“曾点言志”一节的评论和其在晚年决大多数时间里对此问题的评论有出入，也不排除朱子有“易箦之叹”的可能性。
当然，就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所有材料来看，朱子在去世的前几天仅仅修订过《大学》、《中庸》两书，对于他一生都颇为关注的“曾点言志”一节，他与陈淳对该问题的讨论基本可被视为他的最后之论。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之前，所谓朱子就“曾点言志”的“易箦之叹”都只能是或然的。
问题的关键点还在于，只要我们能对朱子晚年修订《论语集注》此节的艰苦过程稍有了解，则也能体会到朱子最终确定定稿的文字时，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而且定稿的确定距其“易箦”只有很短的时间（不足一个月？极有可能是他和陈淳的谈话才最终促成了完成了定稿），这些因素都说明“易箦之叹”的可能性甚微。
问题似乎只能到此为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曾细检四库所收的杨氏《丹铅余录》、《丹铅续录》、《丹铅摘录》、《丹铅总录》诸书，就是这小部分，却并没有找到程氏所引的相关文字，程书的引文出处显然是错误的。就我掌握的资料看，这一点还没有被人指出过。其实，程氏所引文字出自后人编辑的《升庵集》：
朱子晩年有门人问“与点”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人说此话，《论语》自“学而”至“尧曰”皆是工夫……又易箦之前悔不改“浴沂”注一章，留为后学病根’，此可谓正论矣。杨慎：《升庵集》，卷四十五，《夫子与点》，《四库全书》本。按，杨慎的作品非常烦杂，也多重复，其诸作品之间的关系可见李勤合的硕士论文《杨慎丹铅诸录研究》一文。
这里，杨氏所引朱子的两段话，前半部分出自《朱子语类》，原文为：
（陈淳）因问向来所呈“与点说”一段如何。(朱子)曰：某平生便是不爱人说此话，《论语》一部自“学而时习之”至“尧曰”都是做工夫处，不成只说了“与点”便将许多都掉了……《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
比较这两段话可知，杨氏的引文比较随意，与原文也颇有出入。杨氏所引朱子的后一段话则不知所自。应该说，其可信程度并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