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 ，对于当代世界历史的这种大变局 ，还是得有人对此作出反应 ，提出一种解释。所以 ，虽然对于 “大写历史 ”的关注 ，已经不是战后史家的兴趣所在，但有关 “大写历史 ”的问题 ，仍然值得关心 ，而且也大有人关心。譬如我们提到的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都展现了当代人对人类历史进程的长程思考。但福山和亨廷顿都不是历史学家 ，而是政治学
家。他们几乎在同一时期对人类历史的走向做了探索，但观点相左。福山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民主制度，会席卷全球，因此多元的历史就会走向终结。但亨廷顿则指出，虽然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维持了其在近现代世界的统治地位，但却不断受到其它文明的挑战，今后亦会如此。由此看来，世界历史仍然会保持其多元、多中心的趋势。这些著作的畅销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表明，对于 “大写历史”的思索，不仅有学者在从事研究，而且他们的研究，也受到许多重视。只是有点可惜的生死，这些原来属于史学的传统课题，现在却落入其他学科的人手中了。
但史学界中也有例外。比如上面提到的麦克尼尔，就是一例。麦克尼尔的第一本著作一炮打响以后，隔了好多年才出版其第二本重要的著作，那就是 1976年的《瘟疫与人类》。这里的原因，我们不清楚，但也许世界局势的剧烈变动，也会是一个因素，迫使他重新思考他的观察方式。因为麦克尼尔的第二本书，其考察点和侧重的方面，显出十分不同。与前著《西方的兴起》强调西方文明的独特性相反，《瘟疫与人类》注重人类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虽然他选择的是以瘟疫的传播这样负面的角度来观察。而强调人类各文明之间的交流，正是当今全球史研究的主要特征。以后麦克尼尔又朝这一方向继续努力；他的最新的一本世界史的著作是与他儿子约翰·麦克尼尔 (John R.McNeill)合作的《人际间的网络：鸟瞰世界史》。从其书名便可看出，这是一部注重描述、分析人类各群体之间交流、互动的历史著作。
全球史的兴起
麦克尼尔的例子表明，虽然历史的碎片化是战后历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向，但这并不表明，在历史学家的队伍里，已经没有人对 “大写历史”感兴趣了。如同柯娇燕指出的那样，史家治史一直存在两种兴趣：用原始材料写出专著和综合别人的研究来从事宏观历史的研究。其实作为美国清史专家的柯娇燕，写出有关全球史的论著，就表明她本人也在同时从事这两方面的研究。如果她从清史研究转向全球史 (当然并不表明她从此就不再从事前者的研究)，是一种她个人学术兴趣的转向，那么这一转向，其实也反映了全球史在近年的勃兴。的确，全球史在最近十年所受到的注意，不仅使其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历史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变迁，因为全球史不但在西方学界受到重视，而且在非西方地区的亚洲、拉美和澳洲，都激起了许多反响。
全球范围内史家对全球史的兴趣，自然与近年全球化的蓬勃开展有关。而全球化的开展，虽然史学界一时有 “失语 ”的现象出现，但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他们急于希望获得对这一历史变化的了解和理解。以美国为例，美国在一次大战以后，逐渐开设和强化欧洲史和西方文明史的研究和教学，比如把 “西方文明史”列为历史系的必修课程。但到了1960年代以后，“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逐步开始，并在大学里慢慢形成一种取代 “西方文明史 ”的倾向。显然，1960年代席卷欧美世界的左翼思潮和学生运动，为史学界中 “世界史”的兴起创造了一个契机。在西欧各国本来已有的对非西方文明的研究，得到了强化和深化，而在美国许多高校，则逐渐建立了 “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部门和单位，对西方世界之外的文明和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比如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逐步摆脱了欧洲汉学的传统，向 “区域研究”转化，其特征就是从注重古代中国文明，到研究近代中国的变迁及其与外界的关系。这一区域研究的趋向，与当时蓬勃开展的现代化研究，又有密切的联系。
现代化的研究，起初与近代史学的思想基础，有着密切的关系，那就是将西方的经验与非西方地区作比较，以显出近代西方的理念 (科学、民主、平等)和实践 (民主制、代议制和资本主义)，都具有一种普世的价值，有必要推广到全球。但在现代化的开展过程中，却孕育了一种多元主义。许多学者发现，要想用一种划一的标准来概括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显然是有所欠缺的，而且必然带有西方中心论的痕迹。因此现代化研究的结果就是，引起了人们对非西方地区经验的重视。有些学者因此提出 “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y)等概念。
前面已经说过，对非西方经验的兴趣，并不仅止于学界。美国 1982年成立的 “世界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学会的建立 ，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区域研究的成果以及美国中学老师和大学生希望扩大他们历史视野的。因此学会的人员构成 ，既有大学教授 ，也有中小学教师。学会的几任会长中 ，也有不少是中学老师。可见对于世界史的兴趣，存在着各个层面 ，在教育界有广泛的需求 ，也反映出这一历史观的变迁 ，有着广大的社会基础 ，因此影响广泛而深远。
“大写历史”的再生
那么世界史在 1970和1980年代的重振 ，与近年全球史的兴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一句话 ，关系很大 ；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和发展。全球史强调分析文明、地区和社群之间的交流 ，是全球化在历史观念上的体现。而全球史的写作，其主要目的就是为全球化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定位 ，指出和分析其意义。在这一意义上看 ，全球史可以视为是 “大写历史 ”的复苏和再生。说它是再生，是因为这一 “大写历史 ”，与以前兰克等人所创立的、以民族 —国家的兴起和竞争为主线的 “大写历史 ”，迥然不同。如上所述 ，从史宾格勒以来的宏观历史探索 ，都在不同程度上和从不同的角度 ，质疑和挑战了近代、亦即植根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但昌盛发达于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民族主义的历史观及其表现———民族 —国家史学。如果前言民族 —国家史学与世界史和全球史之间 ，存在一种张力 ，那么这一张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已经演化成一种公开的对立 ，虽然谁胜谁负 ，还有待揭晓。
全球史对历史观念的另一个冲击 ，就是挑战西方中心论。与它和民族 —国家史学的较量相比 ，这一挑战则似乎胜利在望。至少从二战以来 ，大多数史家和社会科学家 ，都力图摆脱西方中心论。虽然成效不一 ，但意愿无容怀疑。即使像麦克尼尔 ，也在其意指鼓励西方人士气的《西方的兴起》一书中 ，强调文明的交融和文明之间的相互借鉴。换言之 ，西方文明在近代的崛起 ，并不纯粹是一种 “天命所归 ”，而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并且近代西方人在许多地方也受惠于其它文明。
这一看法，在以后的世界史和当今的全球史研究、著述中，不断得到深化和加强。如在中国影响很大的、斯塔夫里阿诺斯 (L.S.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就开宗明义，说他著述的目的，是提倡一种全球史观，从月亮上看地球，突出西方与非西方并没有差别，在文明发展上亦无分轩轾。而由近年本特利 (Jerry Bentley)和齐格勒 (Herbert Ziegler)所著的、中文书名为《新全球史》，更注重文明的多元传统和相互之间的碰撞和互动。该书的原名为《传统与碰撞》(“传统”为复数)，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这一主题。从指出文明的多元性 (采用复数而言)，是为了摆脱西方文明、或某一个文明中心的观点，而 “碰撞”的用法，则强调文明或地区之间的交流。这两本全球史，都试图超越民族 —国家史学，用 “文明”(civilization)、“区域”(region)等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历史的演化和走向。它们不但在美国畅销，而且也被译成各种文字 (譬如中文)，在世界各地都有反响。
我们说全球史的兴起，代表了历史观念的变迁，是因为它从一个在战后少人青睐的领域，借助全球化的动力，在当今已经成为国际史学界的一个显学。 2000年在奥斯陆召开的、有历史学界的 “奥林匹克”之称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主题，就是研讨全球化下的历史学变化。这一主题在 2005年悉尼召开的第 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再次得到重申并有进一步的深化。上面提到的世界史学会，虽然成立于美国，但在近年却选择在世界各地召开其年会 (2011年的年会将在北京召开、与首都师范大学协办)，其参加的人数逐年增多。除了该学会在1990年出版的《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由本特利任主编)以外，另一份《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也在2006年问世。2009年在纽约召开的美国历史学会年会，其主题是 “历史学的全球化 ” (Globalizing Historiography)，由本特利等人拟定，当时的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斯皮格尔 (Gabrielle Spiegel)做了相关的主题发言，号召史家重新检视经过后现代主义洗礼以后的历史阵地，让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产生更多的互动。总之，全球史的兴盛，是世界范围史学界的新潮，激起了历史学家对于 “大写历史”以及探究历史因果规律的新的兴趣。
微观与宏观的互动
那么 ，这一全球史与历史学的碎片化 ，又形成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这一关系 ，亦可折射出史学的未来发展和前景 ，那就是虽然史学走向碎片化是一个趋势 ，但也有人希望对此加以整合。如同柯娇燕所说 ，从来就有两种史家 ，一种喜欢做宏观的考察 ，而另一种偏重微观的研究。而其实这两者之间 ，显然又常有交流和互动。比如柯娇燕本人 ，就是一个例子。而新全球史的领军人物本特利 ，以前也写过有关文艺复兴学术文化的专著。所以 ，微观和宏观研究之间，可以交流和互动。换句话说 ，历史的碎片化 (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记忆史学和妇女史等等 )和全球史的兴起 ，可以相互补充、交流甚至融合。我们可以看两篇文章 ，以考察这一趋势 ，并作为本讲的结束。第一篇是由中国读者熟悉的、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 (UC/Irvine)教授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撰写的。彭慕兰的《大分流》，受到不少中国学者的注意 ，还引起了一些争论。应该顺便提一下的是 ，该书出版以后 ，在西方学界、而且不仅是中国学界，都有着较大的影响。彭本人也成为所谓 “加州学派 ”(California School)的代表人 ，也是新全球史的干将。比如彭是《全球史杂志》的创始主编之一 ，为全球史研究者在《世界史杂志》以外 ，又提供了一个新的交流园地。两个杂志的不同在于 ，前者更为注重战后全球化产生以后 ，世界历史的交融和变动 ，而后者也发表在这历史时期以前的相关历史论文。
彭慕兰文章的题目是 ，“社会史与世界史 ：从日常生活到变化的模式 ”。他在文章中对他用的 “社会史 ”，做了一个界定 ，认为有三个侧重点。第一是有关日常生活 ；第二有关社会、团体和国家的关系 ；第三有关社会运动。从他的说明来看 ，第一个方面就是许多人心目中的 “新文化史 ”。而彭慕兰认为 ，这三种社会史 ，其实都可以与世界史产生互动 ，而有趣的是 ，他认为第一种社会史，也就是最能代表历史碎片化的史学 ，最容易与世界史交流。彭做了两点解释，第一是这种历史研究 ，主要考察寿命长短、消费水平、初婚年龄、生育率、升学率、犯罪率等等，而这些课题，出现在许多社会，几乎不受时空的限制，因此容易比较。第二，这一类的历史研究，与民族国家史学，关联最少，因为它注重的是性别、城乡、机械化和非机械化等课题的比较，显然比国别之间的比较，更为容易。第二种社会史考察各种集团 (社会团体、政府组织)行为之间的关系，那也很可以采取世界史的眼光，将相似的集团的构成和行为 (如港口城市的发展与水手生活)做比较研究。在彭慕兰看来，第三种社会史与世界史的结合，相对比较难一些。但他指出，许多社会运动，其实都受到一种跨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女性主义、无政府主义、废奴主义等等。最后彭慕兰还认为，如果要研究前近代的历史，全球史家或许可以更深入地研究各个帝国的构成和行为，因为比如清朝治理边疆的政策，与沙俄帝国统治西伯利亚和奥斯曼帝国控制巴尔干地区，有不少可比之处。
有趣的是，彭慕兰的文章没有特意强调走出民族国家史学的束缚 (也许在西方学界已经是一种共识和默契)，但他的例证，则充分证明了这一意图。由此看来，其实全球史与新文化史，异曲同工，都企图走出近代民族史学的范式。这一倾向，在下一篇文章中，也有充分的表现。该文章的题目是 “妇女史、世界史和新叙述的建构”，作者是茱蒂 ·辛塞尔 (Judith Zinsser)。这篇文章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是一篇评论文章，以近年出版的四本有关非洲、中东、亚洲和拉美地区的妇女史著作，做一综合评论。辛塞尔指出，这些著作都意图在这些地区的历史研究中，提供一个妇女史的角度，而这些角度，又都对人们所熟悉的研究范式、历史分期和历史事件，提出了新颖的见解。就拿历史分期来说，一般的史家都熟悉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的三段分期法，但这一分期法，却往往不适用妇女的历史经验。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从妇女史的角度，文艺复兴无法成为近代社会的标志的看法。辛塞尔指出，这些新的尝试，在她评论的著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呈现。而同时，这些著作都试图比较近代社会到来以后，妇女经验的不同和相似之处。这一经验的共同之处在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一般都造成妇女地位和生活条件的恶化。妇女的自主权、生育选择和活动范围，都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限制。当然，这种恶化与限制，又是存在地区差异的。而且各地区妇女的对应之策，也有明显的不同。比如在中东地区， 妇女在公共场合 ，被要求佩戴面纱 ，遮住脸庞。但这种遮盖 ，其实又为妇女的自由活动 ，提供了比以前更有利的条件。而对这些历史经验异同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正为妇女史和世界史的结合 ，创造了条件。
未来史学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