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上，他既不赞成国粹主义排外论者，也不赞成所谓“有选择地吸收”的折中论者。排外论者之不足论，已是人所共喻的了，折中论却颇有市场。胡适认为折中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前面我已详细揭示，在胡适看来，文化的主体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天然的保护者。因为一种文化氛围所造成的千百万人的习惯与心理是极难改变的。如果对西方近代文化事先存戒惧之心，小心翼翼地来选择，那结果必然是寸步难行。他认为中国半个多世纪里改革不能成功，主要原因就是领导集团在西方文化面前犹疑、动摇，没有真知灼见。他认为，应当屏弃一切顾虑，全心全意地欢迎和接受西方的近代文化，让中国的古老文明在同这个新文明的密切接触与交流中，吸收新血液，摆脱沉疴，创造出适应新时代的新文化。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仍然给人民提供精神力量的东西是不会丧失的。担心丧失传统，而在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瑟缩犹疑，踟蹰不前，就会丧失文化更新的机会，就会丧失现代化的机会。这就是胡适在他那篇著名的英文论文《今日的文化冲突》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到1935年，围绕“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问题展开论争的时候，胡适进一步阐明了他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交融与中国文化再生问题的系统见解。他提出：
第一，文化本身是保守的。凡一种文化既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然有他的绝大保守性，对内能抵抗新奇风气的起来，对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养保护的。
第二，凡两种不同文化接触时，比较观摩的力量可以摧毁某种文化的某方面的保守性与抵抗力的一部分。……最不适用的，抵抗力量弱，被淘汰便最快，被摧毁的成分也最多。……
第三，在这个优胜劣败的文化变动的历程之中，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政府无论如何圣明，终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因为文化的淘汰选择是没有“科学方法”能做标准的。
第四，文化各方面的激烈变动，终有一个大限度，就是终不能根本的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这就是古今来无数老成持重的人们所恐怕要陨灭的“本国本位”。这个“本国本位”就是在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简单说来，就是那无数无数的人民。那才是文化的“本位”。那个本位是没有毁灭的危险的。（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见《胡适论学近著》，554～555页。）
因为胡适坚认文化的主体在人民，而千千万万的人民是传统的最可靠的保卫者。他完全不担心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人会失掉自己优秀的传统。因此，他一贯明确地主张中西文化自由接触，自由琢磨，从而使中国文化得到新生。和那些文化传统的卫道士们相比，胡适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信心要坚定得多。只有那些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才会害怕同自己的对手相遇。这个道理至为浅显。
由此我们看到，胡适同新儒家以及一切传统主义者的分歧，不在于是否抛弃中国的传统，而是对传统采取什么态度。后者是迷信传统、崇拜传统、株守传统，对未来充满恐惧。近年比较理性的台湾学者，也都看到了新儒家的这一特点。新儒家要求人们对固有传统要有充分的“同情心与敬意”。要像儒家宣扬重孝的观念那样，慎终追远，怀恩怀德，无改祖先之道。胡适同他们不同，传统只是历史，只是过去的东西，对于过去的东西，应当整理，应当总结。至于哪些过去的东西能够继续生存，或经过转化获得新生命，这取决于这些东西本身的内在价值和千百万人民的实际需要。假如它们本身的价值已经无法继续存在，你无论如何焚香膜拜，它还是无法复活。反之，如果过去的某些东西，仍能满足千百万人民的实际需要，你无论如何下令禁止，它还是会像生机旺盛的小松树一样，从石缝中钻出来。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惰力实在太大，又有大群大群的醉醺醺的人整日讴歌礼赞，促使胡适这类自由主义者，起而针锋相对地提出理性自责主义的原则，即主张对本民族文化的弱点勇于反省。1934年夏天，胡适在他所办的《独立评论》上接连发表三篇论信心与反省的文章，他强调“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祖宗的光荣自是祖宗的光荣，不能救我们的痛苦羞辱。何况祖宗所建的基业不全是光荣呢？”他引孟子的话说“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只有敢于同比自己强的人比较，发现自己的不足，产生深自愧耻之心，然后方肯奋然兴起，急图赶上。（参见《独立评论》，第103号。）盲目地讴歌与礼赞传统，只会使虚荣心膨胀，看不清世界大势，认不清自己的迫切任务，失去任何改革图新的机会。1935年6月12日，胡适在给陶希圣的一封信里，再次重申他的理性自责主义，信中说：“我深信救国之法在于深自谴责，深自忏悔，深自愧耻。自责的结果，也许有一个深自振拔而湔除旧污，创造新国的日子。”又说：“你试看看这三十五年的历史（指义和团运动以来的三十五年——引者），还是梁任公、胡适之的自责主义发生了社会改革的影响大呢？还是那些高谈国粹的人们发生的影响大呢？”
数十年来，人们批判胡适的所谓“反传统主义”或是什么“全盘西化论”，其实都不过是针对他的这种理性自责主义。在那外患特别严重的年月里，这种理性自责主义也许真的曾经发生过一些消极影响。但一种思想、一种学说、一种主张，其本身的精义何在，实质如何，这是一回事；它在社会实践中发生了什么曲折，产生了什么实际效果，这又是一回事。正如今天前苏联人和中国人不能把曾经发生过的挫折、痛苦要马克思负责一样，如果当年中国人中确有一些民族虚无主义，甚至民族投降主义，也不应要提倡自责主义的胡适负责。想当年，周作人并不曾宣扬什么自责主义，到头来他屈节事敌。而恰恰是提倡民族自责主义的胡适劝他“识得重与轻”，悬崖勒马，逃出魔窟。
胡适的自责主义实可称在中国患难重重、人们思想迷离混沌的年代里的一点点比较健全的民族理性，它算不得顶高明，但在远离战斗着的人民的广大知识分子群中，它确是表现了理性的力量。无怪乎钱玄同称誉他这位老友是“思想界的医生”。
四
胡适遵循自己理性的指引，在他一生的学术文化实践中，始终努力于中西文化结合的尝试。他重建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的努力，他对新教育的开拓（例如改革新学制、提倡女子教育、强调普及教育、提出高等教育的新观念等等），他对新道德的提倡，对民俗礼仪的改革，如此等等，大而至于治国大计，小而至于绘画技巧（有一次，胡适为陶冷月所作画题词，谓：“陶君作画参用东西画家的方法，格局、意境多用中国法，光影、渲染则多用西法。有成见的人也许看不惯这种不中不西的作法。但我们平心观察，都不能不承认这是很正当的尝试。”并提出，最好不露调和的痕迹，而能成中西结合的大功。），他都主张本中西结合的原则从事改革与创新。这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值得今天的学人认真加以考察和检讨，以便认清前人在中西文化结合的大事业中究竟做过些什么，有什么经验和教训给我们今天的工作提供借鉴。
胡适在二三十年代，曾亲自主持和领导了两项有重要学术文化意义的工作，一项是整理国故，一项是编译西书。前者屡遭诟病，后者几乎无人提起。实际上，这两项工作最能表现胡适力图使中西文化互相联结、互相交融，以创建中国新文化的深长用心。
关于整理国故，在他亲手拟定的计划中，提出了整理的标准，这就是：“（一）校勘；（二）必不可少的注释；（三）标点；（四）分段；（五）考证或评判的引论”。显然，经过这样的整理，一则可以保存最有价值的古典文献，二则可使人们容易认识古文化的真价值。这是对待传统文化典籍的最健全的方法。这项工作，胡适尽可能地吸收了当时第一流的学者来参加，如马幼渔、刘文典、俞平伯、朱希祖、单不庵、沈兼士、顾颉刚、沈尹默等等。他们的工作是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的。
另一项编译西书的计划，是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下成立的编译委员会领导进行的。胡适亲任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邀集一批最有名的科学家和学者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从胡适手拟的编译计划可以看出，这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文化建设工程。计划中说：“无论是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各选择最好的历史（著作——引者）一种或数种，并选择可以代表那个时代或那（个）国家的思想、文艺作品若干种，使我们对于那（个）时代或那（个）国家的文化可以有明了的了解。例如，古希腊，我们拟译一部公认的希腊通史名著，和几部希腊专史（如哲学史、艺术史），此外再选择五十种希腊人的名著（剧本、历史、哲学等等），罗马时代也是如此。中古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均如此。到了近世，除选择近世的通史和专史之外，又当加上各国的通史和专史，又当以一国为单位，每国选择若干种名著。”在工作程序上，“斟酌国内的需要，拟先用全力翻译重要的历史名著，而以余力翻译曾在世界文化史上发生重大影响的学术文艺作品若干种”。在选书和选择译者及译稿审查等方面，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项编译计划如能逐一实现，那对于中西文化的沟通与结合必定发生有益的影响。可惜，胡适整理国故与编译西书的两项计划，都被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所打断。
我认为，今天我们要提倡中西结合，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上述两项工作仍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已经有人在做这样的工作。但据我所知，这两项工作，特别是编译西书的工作，远未建立起统一的、健全的、高水平和高效率的学术领导核心。而没有这样的核心，就不会有计划周详、省费省时而又高质量的工作成果。我们应当充分总结前人的经验，做好这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不久前见到海外学者成中英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谈到中西哲学思想相结合的问题时说道：首先需要以西方哲学来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然后还要以中国传统哲学去理解西方的哲学（大意如此，不及查其原文——引者），人们都觉得他说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新见解。其实，早在70多年以前，就在我们前面曾略加引述的《先秦名学史》的《导言》里，胡适就说过几乎同样的话。胡适说：“新中国的责任是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忽视了的本国的学派。如果用现代哲学去重新解释中国古代哲学，又用中国固有的哲学去解释现代哲学，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在运用思考与研究的新方法与工具时感到心安理得。”重读胡适这段文字，再纵观其一生思想行事，我相信，若不是不肯放弃偏见与成见的人，他对胡适的文化观的现代意义就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