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要附带交代一下，在胡适档案中还保存了一大批其他人的手稿。这些手稿可分三大类：
（一）各界人士向《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独立评论》等刊物的投稿。这些稿子往往附有作者写给编者的信。这类文献相当地多。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各界关心的热点以及人们对各种问题的具体主张及其理由，对我们了解那个时代很有帮助。因为它们未曾被刊用，便成了世上仅见的材料。而这些文稿的作者，并非都是无名之辈。其中颇有一些当时很有名或后来成名的人物。
（二）专著书稿。这部分稿子数量有限，大体是作者要求胡适帮助审稿和为书写序。胡适名气太大，求助者太多，他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于是便有许多不很幸运的作者的书稿，长期埋在这里。
（三）译著书稿。1930年，胡适组织了中基会的编译委员会，聘请著名专家丁文江、赵元任、傅斯年、陈寅恪、梁实秋、陈源、闻一多、姜立夫、丁西林、王琎、胡先骕、胡经甫、竺可桢13人为委员，胡适为主任。由胡适拟定编译计划，确定译书目录，召请有关专家从事翻译。他们的译稿必须经过编译委员的认可，方有出版的资格。送请胡适审阅的译著书稿，数量颇不少，其中有些胡适曾阅过一部分，并作了修改，大部分未作修改，大概是水平太差，不具备修改的基础。
以上所述文稿、书稿肯定绝大部分未曾出版，但究有哪些已曾出版，一时难以厘清。
这些他人文稿，对研究相关人物，研究相关学科的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恐怕它们难有问世的机会。
四
这批档案资料对全面而深入地认识胡适本人，自然具有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价值。任何个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包括家庭、亲戚、朋友、同事，以及因种种事件、种种因缘而发生各种关联的人物等等。每个人都生活在由上述种种人物而结成的人际关系之中。一个人的性情与修养、才华与事业，都是通过上述诸种人际关系而展现出来的。胡适档案以其丰富的史料为我们提供了胡适社会关系的全景画面。认真研究这些材料，一定可以帮助我们对胡适有更为全面而真切的认识，廓清某些片面和不实之论。
例如，鲁迅先生曾把胡适与陈独秀来作比较，说陈独秀的为人，好像他的门上明贴着招牌：内有武器，须小心，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胡适呢？招牌上写着：内无武器，尽可放心，而实际上，颇须小心，里面可能有什么（大意如此）。鲁迅的意思很明白：胡适不是个坦荡的以诚待人的人。我研究胡适近20年了，他写的东西，无论已刊、未刊，可以说，大部分我都看过，也看过不少别人所写关于他的文字。我总得不出和鲁迅相同的印象。当然，胡适交际广泛，是个深通世故的人。但他的通世故，不过是总力求理解人家，并无以权术害人之意。他若不能以诚待人，决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朋友；他若不能以诚待朋友，决不可能同那样多的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地位的人保持终生的友谊。胡适常自律：“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所谓“于有疑处不疑”，即不诬枉人，不作诛心之论，并非不分是非善恶。相反，朋友有过，他总是毫不矫饰，直言相谏。例如，他对刘文典就曾尖锐地批评他不该“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待”。这封信，即收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中，读者可以复按。
总之，若撇开思想信仰、政治主张不论，作为一个血肉性情的人来看，胡适应该可以说是一个胸怀坦荡、鞠诚待朋友的人。又例如，九一八事变后，胡适长期持低调立场，不主张对日作战；谋求交涉，寄希望于国际舆论。这在当时无疑是很不合时宜的。对他的主张，人们尽可以批评，但由此而论定为“卖国”，则显属诛心之论。实际上，胡适的主张，不过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凭他们的知识和理性，针对面临的形势而提出的一种选择。他们自认为这种选择相对来讲对国家利多害少。这是一个选择正确与否的问题，不是是否爱国的问题。我们看1935年华北形势危急的时候王世杰、傅斯年等给胡适的信，便可以明白胡适等一群教育界领袖是如何以中流自任，反对华北特殊化，坚持在危城中继续履行自己教育家的责任。从而可以知道，他们的爱国之心，与别人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观察的方法、选择的途径而已。当全国抗战爆发后，他破例地出任驻美大使。在当时，他认为这是战时应国家之召，尽一个公民应尽的兵役或差役义务。所以尽心尽力，除了日常外交工作之外，他时常连续奔走几万公里，在几十处地方，做上百次的讲演，以唤起美国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心，打破美国政界的孤立主义和重欧轻亚的观念，支持中国抗战。这些，在他给朋友和家属的信中都有充分的反映。他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曾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胡适致江冬秀的信（1939年9月21日）。）我以为，把这样一个人说成是一个卖国主义者，实在是天大的冤枉。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即认为胡适是个“全盘西化”论者，甚至还有更难听的说法，如什么“买办文人”、“崇洋媚外”等等。看看胡适与他的家人、朋友间的通信，可以知道，胡适一生最重要的时期，从1917年留学回国，到1948年离开北平，前后30余年的时间里，他始终关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同现代化相衔接，也就是如何推陈出新，创造中国的新文化的问题。自然，他心目中的现代化和与之相适应的新文化，只能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为借鉴。而西方发达国家，差不多都有侵略中国、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和劣迹。一般中国人，对他们的东西有相当的反感，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胡适动辄引证西方的模式来批评中国的旧传统，这是他背上“买办文人”、“崇洋媚外”和“全盘西化”的罪名的基本原因。但如果我们不单从形式上看问题，而是透过形式看实质，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更切合实际的、更公允的结论。
在胡适的全部著述中，介绍外国思想的文字甚为有限。而在这有限的介绍文字中，人们只要细心阅看，应可发现，他的介绍不是照抄、照搬，而是相当中国化的阐释。胡适遗稿中的《杜威的“正统哲学观念”与中国哲学史》（编者拟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里，我要稍微提一下前些年我同吴森博士的一点争论。吴博士太强调了胡适对杜威思想的“中国化”的功夫，认为他是打着杜威的招牌，贩卖自己的私货，认为他的思想与杜威思想完全是两回事。我则认为，在实验主义一些最根本的观念上，两人是一致的。只是，胡适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时加上了“中国化”的阐释功夫。有没有这层“中国化”的阐释功夫是大不一样的。只有对中国传统有相当领悟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胡适一生著述，绝大多数都可看做对中国传统的重新阐释，也就是他所说的“整理国故”。我略估计一下，胡适一生著述2000余万字中，至少80%是直接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典籍和思想、人物为研究对象的。这其中固然有不少是做批判的、破坏的工夫。但同样也有不少是予以正面阐释、做推陈出新的工夫的。像《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白话文学史》，以及关于老子、孔子、墨子、王充、李觏、朱熹、顾炎武、颜元、程廷祚等思想家的许多独立的研究文字；还有关于王莽、王安石等历代改革家的论述，以及大批的古小说考证文字等等，都是这方面很有影响的著作。这些足以表明，在胡适看来，中国传统中也不乏积极的、至今仍有其价值的东西。而他同学界朋友的往来书信有相当多的部分涉及传统学术遗产的内容。他觅得罕见的珍本的快乐，他对某些古人的“奇见”的赏识，他与朋友讨论这些相关问题的执著，他对朋辈整理国故中有新创见时由认同感而引起的兴奋……这一切，在大量书信中都留有记录。而这些，同样可以证明，他决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的一个人。
我不否认，胡适有激烈攻击中国旧传统的言论。其中有些言论是人们难以接受的。但如果了解发表这类言论的背景，了解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不同思想流派激烈论争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胡适那些过当的言论都是有所激而发。当他的对手们认为“西化”就是“蛮夷化”，认为中国“自古就是用美德铸成的黄金世界”的时候，胡适的过激言辞就可以理解了。
大凡在争论中，双方各自要强调自己看重的那一面道理去批驳对方，往往都会发生过当的言论。如果不顾及争论一方对有关问题的正面阐述，而只把争论中的过当言论孤立地提取出来，一定会得出片面的结论。胡适所保存的大量书信，极有助于我们了解民国时期思想文化论争的背景，因而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胡适的思想实质。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即胡适同中国许多老辈学者的深挚友谊。这些老辈学者都受过很完全的传统教育，有深厚的国学修养和很笃实的传统道德观念，例如蔡元培、梁启超、张元济、高梦旦、汪孟邹，乃至傅增湘、王小航（照）等等。读者从他们的通信中可以看出，胡适与这些老辈学者互相敬重、互相勉励和互相关切的那种情谊。如果胡适是一个狂妄的反对一切传统的人，他们之间的这种友谊是无法设想的。
胡适同辈或与他有亲交的晚辈都能够证明，在实际生活中，胡适是一个颇重传统道德、而又颇能尊重传统生活方式的人。他不同于守旧派的是他并非为了排斥新道德和新生活方式，而固守旧垒；他终生努力把旧传统包容着的民族生活同新时代连接起来，所以他极力倡新。但不以“新”而自居“奇”，不以“新”而自名“高”。他自己就是把旧传统与新时代连接起来的一个典型。人们都已经知道，他对婚姻、家庭问题的态度最能体现他的这种典型特点。他很不赞成那种一旦得了新思想，就不屑与旧人为伍的态度。他同新进少年固然有许多共同语言，他同老辈的人也能有所沟通。在这一方面，他颇与蔡元培相近。不了解他的人，还以为他“与旧势力太周旋了”，太讲调和了，怪他旗帜不鲜明。胡适在给钱玄同的一封信里最明白地表示了他的真实态度。他说：“我所有的主张，目的并不止于‘主张’，乃在‘实行这主张’。故我不屑‘立异以为高’。我獉‘立獉异獉’并不獉獉‘以为高獉獉獉’（着重点是原有的——引者）。我要人知道我为什么要‘立异’。换言之，我‘立异’的目的在于使人‘同’于我的‘异’（正当的‘立异’，皆所以‘求同’）。”从此态度出发，在实际生活中他才成为一个能为新旧人物都接受、都予以尊重的一个人。也因此，胡适是一个在东西文化激烈冲突与震荡中，最能自如地应付而无特别困惑的人。指责胡适破坏一切传统或埋怨胡适旗帜不够鲜明的人，都不了解真正的胡适。记得多年以前，一位研究胡适的朋友，把胡适在北大教书时的形象写成西服革履、满口“密斯”的人。我当时告诉他，这样写是不合实际的。大体说来，胡适在国内，能很自然地过一种东方人的生活；在国外时，能很自然地过一种西方人的生活。所以，在国内，除了有特别需要的场合，他都是着中式装，吃中国饭，讲中国话，行中国礼，过中国人的生活。把胡适想象成“全盘西化”的人物典型，实属大谬。那位朋友颇不以我的话为然。迄今仍有许多人，很不了解真正的胡适是个什么样子。我想，刊布胡适档案会有助于人们了解胡适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