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们的争论看文学革命的时代意义
一
当胡适以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而声名大振的时候，除了林琴南之类的前朝遗老遗少们嫉视他和攻击他以外，还有一批以留学生为主将的所谓新保守主义者对他施以猛烈的攻击。他们办起一个刊物，叫做《学衡》，于1922年1月在南京出版。梅光迪是创办这个刊物的主要参与者和主要撰稿人之一。（梅氏发表文章总数不多，但都是很能代表《学衡》精神的重头文章。如创刊号的《评提倡新文化者》，第二号的《评今人提倡新学术之方法》，第四号的《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等。）该刊物所发主要针对胡适的重头文章就有七八篇之多。其中尤以梅光迪、胡先骕两氏的文章攻击最烈，常挟有谩污之语。所以，胡适看了，颇不满意他们的格调。其1922年2月4日日记写道：“东南大学梅迪生等出的《学衡》几乎专是攻击我的。”又道：“我在南京时，曾戏作一首打油诗《题〈学衡〉》：‘《学衡》出来了，老胡怕不怕？’（迪生（迪生，即梅光迪字，又字觐庄。）问叔永（叔永，任鸿隽字。任是四川垫江人。民国初立，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1912年赴美留学，1918年回国。曾任四川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是中国科学社的创办人与主持人。）如此———原注）／老胡没有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了一本《学骂》！”（《胡适的日记》（上），258、260页。）
梅光迪在《评提倡新文化者》一文中，不指名地骂胡适“非思想家乃诡辩家”，“非创造家乃模仿家”，“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学衡》，第1期。）。
梅氏攻骂得如此厉害，而胡氏又大有鄙夷不屑的姿态，人们或不免以为两氏一向交恶，互为水火，从而疑及他们之间的争论或许是意气成分居多。
本文要通过他们的争论，透视文学革命的重大时代意义，首先要澄清他们的争论，非由交恶而来，甚至恰恰相反，乃是由其交谊颇密、互知短长、互相攻错而来。胡适自美归国前曾说：“吾数年来之文学的兴趣，多出于吾友之助。若无叔永、杏佛（杏佛，杨铨字。杨是江西玉山人。民国初立，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1912年赴美留学，1918年回国。曾任东南大学工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参与创立民权保障同盟并任总干事，1933年被特务暗杀。），定无《去国集》；若无叔永、觐庄，定无《尝试集》。”（《胡适留学日记》，1145页。）
胡、梅之交，颇有历史。
梅光迪（1890—1945）字迪生，又字觐庄，安徽宣城（宣城在胡适的家乡绩溪以北100多公里。近年，绩溪从徽州专区划出，并入宣城专区。）人，是清初大学者梅文鼎之后裔。少年丧父，12岁曾应童子试。当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梅氏就读于复旦公学。其同舍同学胡绍庭是胡适宗兄。绍庭每言及胡适，盛称其“负异才，能文章”，梅氏从而“心志之”。1909年秋，有一次，胡适去看望胡绍庭，至其居舍，遂与梅光迪相识并订交。1910年夏，胡、梅两人同船北上应庚款留美的考试。舟中数日，“每浪静月明，相与抵掌扼腕，竟夜不稍休止”（梅光迪为送胡适赴美而写的序，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480～481页。）。到北京后，胡适住在他二哥的朋友家，曾数次去会梅氏纵谈。考试结果，胡适入选而梅光迪落榜。迟一年，1911年，梅氏亦到美留学。胡在康奈尔，梅在西北大学，两人信片往来，极为频密。信中于国家事、家庭事、朋友间事、个人事及学问上事，无所不谈。他们都有很强烈的使命感，不但怀有学成报国之志，而且皆有意为祖国造新文学，皆有志弘扬祖国文化，唤起异邦有识者的敬意。胡适为此经常在当地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各团体发表讲演，都得到梅光迪的衷心赞佩。梅氏在一封信中说到：“幸有适之时时登台，发彼聋聩，彼亦当不谓秦无人矣。天下最伤心之事，莫如蒙冤莫白，任人信口雌黄，而无有为之辩护者。吾国之旧文明、旧道德，自谓无让人处，而彼辈乃谓为heathen，是可忍，孰不可忍！足下真爱国男儿。足下一篇演说，胜吾国教会中人出版之各种报纸万万矣。”（梅光迪致胡适的信，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411～416页。）梅氏对胡适的才华甚推崇，时而许之为“东方托尔斯泰”（同上书，307页。），时而许之为“稼轩、同甫之流”，冀其“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同上书，334～337页。）。当他得知胡适被选为某会会员时，梅氏称他“真能代表吾族少年，尚望足下努力，他日在世界学人中占一位置，为祖国吐气”（同上书，401页。）。胡适对梅光迪的才气亦颇赏识。可惜，他写给梅氏的信不曾见到，只能在其《胡适留学日记》中依稀看到一点点记录。1915年9月，胡适作《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其中说：“梅生少年好文史，近更摭拾及欧美。新来为文颇谐诡，能令公怒令公喜。昨作檄讨夫己氏，倘令见之魄应褫。又能虚心不自是，一稿十易犹未已。”（《胡适留学日记》，784页。）但自从文学革命的辩论发生以后，胡适有关梅光迪的评论多含有箴规之义。例如，1916年1月19日《和叔永题梅任杨胡合影诗》，其中题梅氏之诗曰：“种花喜种梅，初不以其傲。欲其蕴积久，晚发绝众妙。”（同上书，838页。）又如1916年7月13日记道：“觐庄治文学有一大病，则喜读文学批评家之言，而未能多读所批评之文学家原著是也。此如道听途说，拾人牙慧，终无大成矣。此次与觐庄谈，即以直告之，甚望其能改也。”（同上书，855页。）这已经是相当直率的批评了。可以说，梅氏对胡适的期许，不为过誉；而胡适对梅氏的箴规，似亦颇近事实。
两人在文学革命问题上的争论，主要发生在1916年。其间有时争论得甚为激烈，几乎有决裂之势。例如，8月8日梅光迪致胡适信，开头即谓：“读致叔永书，知足下疑我欲与足下绝，甚以为异。足下前数次来片，立言已如斩钉截铁，自居‘宗师’，不容他人有置喙之余地矣。夫人之好胜，谁不如足下？足下以强硬来，弟自当以强硬往。处今日‘天演’之世，理固宜然。此弟所以于前书特恃强项态度而于足下后片之来，竟不之答者也。”（梅光迪致胡适的信，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450页。）又如10月5日梅氏致胡适信称：“足下将弟前片掷还，本无足怪。因弟之讽刺惯习固不宜施之好友如足下者也。正拟作书自解，复来手札作道歉之语，足下之待友，真可谓真切大度矣！”（梅光迪致胡适的信，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459页。）梅氏发语“能令公怒令公喜”，而胡氏待人，有如“春风吹万碧”（杨杏佛语），一方虽有些傲气，但颇坦诚；一方待友“真切大度”，所以，虽多次发生“友谊危机”，终获化解。以致胡适临归国时，仍以感激的心情回忆他与梅氏的交往，认为梅氏的反对，正是催成他的《尝试集》的促媒剂。
胡适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又为新文化运动领袖，声名甚著。他不忘故人，曾托任鸿隽约请梅光迪归国后到北京大学任教。但梅氏对北京大学与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颇持批评态度，故表示“决不作入京之想”。1919年，梅氏归国，先落脚南京，“在那里大张旗鼓的讲演新文学，还带着攻击‘Huism’”（任鸿隽致胡适的信（1919年11月26日），未刊。）。但第二年他任教于南开大学，遇到经济困难，还是写信向胡适求助，胡适自然是慷慨解囊。胡到天津讲学时，亦去看望梅氏。据梅氏自己说：“数日之谈，总于彼此之根本主张无所更变，然误会处似较前为少。此亦可喜之事也。”（梅光迪致胡适的信，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473页。）
梅光迪尽管不赞成胡适的许多主张，但对胡适的事业一直是关注的。1922年5月，胡适办起《努力周报》，发表“好人政府”的政治主张。梅氏见了，居然欣喜异常，写信说：“兄谈政治，不趋极端，不涉妄想，大可有功社会。较之谈白话文与实验主义胜万万矣。”（《胡适文存》第2集第3卷，91页。）1927年，梅光迪赴美任教。这一年，胡适亦曾自欧赴美一游。两人异国相逢，重叙旧谊。足见胡、梅两人是争论归争论，友谊归友谊，可算是中国学坛上一件有趣的事。
抗战时期，胡适在美从事外交活动，梅光迪随浙江大学辗转避至贵州遵义。不幸于抗战胜利之年，病死在那里。1946年，胡适自美归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浙江大学校长、胡适的老朋友竺可桢先生代表梅氏家属，兼亦表示他个人的愿望，请胡适为梅氏写一篇传记。胡适答应了。但是，那时已到了烽火连天的时候，这篇传记似乎一直没有写成。
以上叙述胡、梅交往的大概情形，意在证明，他们在文学革命问题上的争论，完全是学术思想见解不同，并非意气之争。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从学术立场上去冷静分析和评估他们的争论了。
二
胡适每谈起文学革命的历史，都要提到留美学生监督处的钟文鳌。此人每月给留美学生分寄官费时，都顺便附上几张传单，其中就有主张废除汉字、实行罗马字拼音的内容。胡适因反对他轻率无据的态度而引起对汉字问题的关切。胡适自幼在私塾读书时，已备感古文与日用语言的互相背离之苦。至是，当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时，乃提出“汉文乃是半死之文字”（《胡适留学日记》，759～760页。）、而白话是活文字的见解。那是1915年夏天的事。当时，胡适的朋友任鸿隽、梅光迪、杨杏佛、唐钺都在康奈尔大学所在的绮色佳（今译作依萨卡）城过夏。他们朝夕过从，时有讨论，从中国文字问题讨论到中国文学问题。“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胡适：《逼上梁山》，见《胡适自传》，108页，安徽，黄山书社，1986。）为了反驳梅光迪，胡适不得不仔细检讨自己的立场和见解。由是而想得越多，议论亦越多，两人相互辩难亦越多。梅氏愈辩愈保守，胡氏愈辩愈激烈，终于激出“文学革命”的想法来。那时，梅氏已决定转学哈佛大学，而胡适亦将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即将分手之际，亦正当辩论方酣之时。胡适乃乘辩论之余兴写成《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一诗。其中写道：“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儗。”（《胡适留学日记》，784～785页。）这首诗鲜明地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帜，以迎接一个思想和文学的新世纪。并且预言，文学革命之有功于社会，只有近代的科技革命差堪比拟。这首诗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它本身又可视为文学革命的实地试验。它随意引用新名词，不避俗语俗字，不受格律拘牵，叙事说理颇能自由。这都是前人诗少见的。任鸿隽见此诗，颇含讥刺地以诗中所用外国名词连缀成一首打油诗给胡适，诗曰：“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索鲁与霍桑，‘烟士披里纯’。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胡适留学日记》，788页。）对这首游戏的打油诗，胡适却作了很庄重的回答。他的答诗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同上书，790页。）这里一是提出“诗国革命”的目标，二是提出“作诗如作文”的途径，所以可说是提倡白话新诗的先声。
这首诗惹起梅光迪的强烈反对。梅氏说：“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poeticdiction）与文之文字（prosediction）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原注）已分道而驰。”又说：“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若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则诗界革命不成问题矣，以其太易易也。”（梅光迪致胡适的信，见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431～432页。）胡适见了梅氏的高论，大不谓然。第一，他不同意“诗文截然两途”的说法。第二，他认为梅氏误会了他的“诗国革命”的主张。他并非只是主张以“文之文字”入诗。他曾用心比较诗词进化的痕迹，以为诗词的发展趋势是愈益趋于不避“文之文字”，以便于表现实在的思想感情与真实的景物。胡适所想望的诗界革命，本意主要在反对雕琢文句而无真实的内容。他在1916年2月3日日记中写到：“与觐庄书，论前所论‘诗界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之意。略谓：今日文学大病在于徒有形式而无精神，徒有文而无质，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而已。今欲救此文胜之弊，宜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胜之弊也。”（《胡适留学日记》，844页。）这以后，梅光迪于3月14日、3月19日两次致信再辩“诗之文字”问题，但究未提出“诗之文字”到底如何不同于“文之文字”。却说“文学革命，窃以为吾辈及身决不能见，欲得新文学或须俟诸百年或二百年以后耳”。并表示，自己“初有大梦，以创造新文学自期。近则有自知之明，已不作痴想”。这意思主要是表明，他决不肯做胡适的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