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各地陪送“不动产”情况举例：浙江嵊县，“女当嫁时，凡所奉养舅姑及房中合用之物，如茶瓶、酒注、炉铛、椅桌、床帐、帷幕、首饰、衣服、仆妾、牛马、庄田，莫不毕具”（《嵊县志》卷一三，《风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四川武阳，“有的甚至将田地房屋等不动产作为陪奁嫁妆，陪奁高者可抵中等人家的家当”（《武阳镇志》１９８３年铅印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７６页）；贵州平坝，“有力之家更有以婢女，或金钱，或田房作赠嫁品者”（《平坝县志》第二册，《民生志·风俗》，民国二十一年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河南宜阳，“昔日有赔奁田者，谓之‘胭粉地’”（《宜阳县志》卷六，《风俗》，光绪七年刻本）；湖北石首，”女家备妆奁或媵婢、分田”（《石首县志》卷三，《民政志·风俗》，同治五年刻本）；湖南永兴，“其女家陪嫁装多从厚，亦有用仆婢、奁田者”（《永兴县志》卷一八，《风俗》，光绪九年刻本）；浙江桐乡，“桐乡濮氏富而无子，‘家万金悉舁女’。濮氏女的嫁妆中，‘田宅、奴婢、什物皆具’”（《清史稿》卷五百八，《列女》，１４０３０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云南，“清初吴三桂嫁女时，由于女婿王永康“家无儋石”，在陪送丰盛的奁物之外，又“买田三千亩，大宅一区”作为女儿的嫁妆”（《清稗类钞· 婚姻类》，２０３３页）；湖南沅陵，“极富者赠以田，曰‘奁产’”（《沅陵县志》卷三七，《风俗》，光绪二十八年刻本）。
以上所反映的都是各地富户的陪送情况，这一点我们从“极富者赠以田”、“陪奁高者可抵中等人家的家当”等用语中也可以看出。土地、房宅、奴婢等是一个家庭财富的标志，女家将这些资产以嫁妆的形式赠送给女儿，无疑为其新家庭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有时候，嫁妆中的巨额资产足以使一个普通男子一夜暴富，譬如表中濮氏女的丈夫吴生，骤获万金，“以妇富”；吴三桂之婿王永康，婚前“漂流无依”，婚后则“穷极奢侈，俨然厕于缙绅之列”①（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２０３３页）。达官显贵或富商大贾，因家庭财力雄厚而分财与女，是巨额资产做嫁妆的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则是，一些家庭希图利用厚奁来提高女儿的身价或弥补其不足。如以下个案：
案例１ 浙江人钟俊，“幼业儒，父母早故，孑然一身，教读以糊口，亲戚故旧皆远之。”后学业虽有所成，仍曰，“予贫犹昔”。“时山右富室官侍卫者，白姓，有女及笄”，“彼乡人以其武职，虑女有赳赳风，莫愿与为婚者”，唯独钟俊“知其丰于财，欣然许诺”。不久，钟俊被任命为“南都宰”，女家“盛备奁具，媵以婢仆百余，雇群艘，由水路行。运奁之日，自京至通，四十余里，络绎不绝于道者，翌日始毕”①（参见吴炽昌：《客窗闲话》卷三，９３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８８）。
案例２ 京城崇文门外王女，“年及笄，极慧美，而尻有尾”，人们“莫与为婚”。王氏“家故饶裕，以质库作奁资，有旧家子贪其财，遂委禽焉”②（参见俞蛟：《梦厂杂著》，１５４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
案例１中，钟俊妻白氏乃武官之女，乡人担心其不够柔美，“有纠纠风”，因此不符合当地人的择妇意向，难以出嫁，唯独士人钟俊“欣然许诺”。钟俊同意与白氏缔结婚姻，是由于自己十分贫困而白家可以提供丰厚的奁产。从这个角度讲，厚奁弥补了白氏做为武官之女的“不足”，成为婚姻缔结中保持平衡的砝码。案例２ 中，王氏女是个“尻有尾”的残疾女子，在婚姻市场中处于弱势，很难有人愿与为婚。但由于其家境饶裕，以价值“数万金之质库” 为嫁妆，从经济方面弥补了她的生理缺陷，终有旧家子娶其为妻。
嫁妆中的生活用品大致属于消耗品，其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递减；而嫁妆中的土地、店铺、宅院等“不动产”，则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值，应当是嫁妆中最为珍贵的成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后一类嫁妆往往给人们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此处以店铺为例。店铺与土地、房宅一样不能迁移，但与土地不同的是，店铺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经营。家庭在给子女分配财产时，很难对店铺进行分割，即它不能像土地那样随意划分成若干小块，按贫瘠进行搭配，以使每个儿子拥有其中的一部分，并独立耕种、收获（有关奁田的权属问题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因此，一些家庭在分家时，将店铺充做公产不分，为子孙共有。如休宁陈姓在分家阄书中特别说明：“屋宇田产俱父手分析，店业公存”①（《康熙五十九年休宁陈姓阄书·定例》，转引自章有义： 《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３１３页，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１９９７）。另一方面，店铺还需要投入很大的精力去进行日常的经营与管理，如果将店铺分配给不懂经营的儿女，不仅不能成为永久资产，还有可能赔钱导致店铺倒闭。在我们所搜集到的嫁妆资料中，陪送店铺的例子很少。
嫁妆中陪送店铺，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将店铺的所有权、经营权全部转移到女儿女婿手中，改由他们直接经营。如前文提到的崇文门外王氏女，“尻有尾”，父母“以质库作奁资”，将女儿嫁与一旧家子。婚后，旧家子企图将王女之尾割去，王女骂曰：“吾父以数万金之质库舁汝不为薄，尾何害于汝，必欲去之耶？”②（俞蛟：《梦厂杂著》，１５４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 此事例中，得到质库是旧家子娶王氏女的条件，从王氏女的责骂中也可以体现出，质库以嫁妆的形式全权转赠给了旧家子，由他直接经营管理并获取收益。这是店铺作为嫁妆的第一种情形。二是店铺继续维持原有的经营管理模式，出嫁女及其小家庭只获得店铺的收益权，而没有经营管理权。如林则徐的父亲在为儿子们分家时，考虑到已婚的长女、次女、五女嫁妆单薄，决定将龙门口四木间店面分给三人，“以补从前所不足”③（杨秉伦：《林则徐兄弟析产〈阄书〉》，载《文物》，１９８５（１２））。这里，分给三个女儿店铺作为追赠的妆奁，并不意味着由三家共同管理、经营店铺，而是将店铺的收益三人均分，原先的经营管理模式并不发生改变。正由于店铺的权属问题如此复杂，其权益往往纠缠不清，很容易引起经济纠纷，体现出不动产做嫁妆给婚姻、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嫁妆的规模
嫁妆的数量或额度按照家庭的贫富程度而定，即所谓的“丰俭各称其家”。不同家庭所陪送给女儿的嫁妆额度存在很大差别，从几两白银（甚至更少“有若无者”）到成千上万两不等。
下面是各地方志中所反映的嫁妆金额。
江西广丰：“遣女称家丰约，今富者聘礼辄至百金，奁具或罄其家”（《广丰县志》卷一，《地理志· 风俗》，同治十一年刻本）；
江西吉安：“吾邑邑俗，家虽窭，其遣女也，奁资亦必在数十金以上，富人则金玉、锦绣，累箧连箱，有消耗数千至巨万者”（《吉安县志》卷三○，《民事志·风俗》，民国三十年铅印本）；
福建平潭：“市井强有力之家，奁值累千金，至有鬻产治具者”（《平潭县志》卷二一，《礼俗志》，民国十二年铅印本）；
福建霞浦：“咸、同以前，有办全堂嫁装，费至数千金，间或因此破产者”（《霞浦县志》卷一二，《礼俗》，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福建古田：“今俗婚嫁只以财势相雄，市井强有力之家，奁值累千金，有鬻产治具者”（《古田县志》卷二一，《礼俗》，民国三十一年古田县志委员会铅印本）；
奉天海城：“富室嫁女，妆奁动值万金；贫家只服饰数事而已”（《海城县志》１９３７年铅印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６６页）；
奉天阜新：“富者动逾数千金，贫者量力而已”（《阜新县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１８１页）；
奉天北镇：“富室动费千金，贫家亦多寡不等”（《北镇县志》卷五，《人事· 礼俗》，民国二十二年石印本）；
吉林安达：“如家道殷实，聘金不过百元，而妆奁则甚丰厚，往往有逾数百金或数千金者；反之，家愈贫，而聘金逾多，甚有荡其所有仅足谋一妇者，而女家妆奁则除一身更无长物矣”（《安达县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４６０页）；
四川长寿：“近来风气渐趋奢靡，物价奇昂，以数百金嫁一女，殊不足道，视前辈饶裕之家，至多以二百金为限者，且数倍矣”（《长寿县志》卷四，《风土》，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
四川合川：“回具奁仪如帐被、如衣服、如首饰、箱匣、陈设器物，富室有费千金，无力者亦非二百金、百余金不可”（《合川县志》卷三○，《风俗》，民国十一年刻本）；
直隶无极：“纳币、亲迎，女家致回奁，然贫不能具者，则略焉。按无极婚娶，尚从俭省。中人之家，仪币十余金而已，女家妆奁不过布素”（《无极县志》卷一，《地理志· 风俗》，光绪十九年圣泉书院补刻本）；
直隶衡水：“豪富之家，间有以数百金作嫁资者，此则准诸古昔，大不侔矣。毕婚后，男家之费什一，女家之费什九”（《衡水县志》卷五，《典礼志· 风俗》，乾隆三十二年刻本）；
直隶枣强：“豪富之家，有以数百金作嫁资者，非复曩昔之朴俗矣。毕婚后，女家之费恒数倍于男家”（《枣强县志》卷一，《典礼志》，嘉庆九年刻本）；
河南郾城：“女家以妆奁送男家，谓之；‘送嫁装’，中家费五、六十金”（《郾城县志》卷一，《方舆志· 风俗》，乾隆十九年刻本）；
湖北武昌：“女家奁具美备，动费千金，乡里小民从而效之，亦敝俗也”（《武昌县志》卷三，《风俗》，光绪十一年刻本）；
湖北通城：“娶仪、嫁仪，两家各耗数十至百余金不等”（《通城县志》卷六，《风俗》，同治六年活字本）；
湖南永定：“惟妆奁竞尚华靡，力足者动费千金，即力不足者亦转相效尤，至鬻田以偿所费”（《续修永定县志》卷六，《风俗》，同治八年刻本）；
湖南醴陵：“旧俗赠赔奁之物，以华赡相高，素封之家，舁者动以千百计，而男家必多致聘钱”（《醴陵县志》卷四，《礼俗志》，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
广东阳江：“嫁女装饰、奁产，以多为尚，母氏爱女或竭所有而不之顾……江俗婚嫁之费，动逾千金，甚或不惜破产以为美观”（《阳江县志》卷一，《地理志· 风俗》，道光二年刻本）；
广东广宁：“乾隆年间，中平之家妆奁之费大约数十金，或百金，即富厚之家亦不过三五百金。迩来多有倍于此者”（《广宁县志》卷一二，《风俗》，道光四年刻本）；
广西上林：“咸、同以前，男家送聘金制钱二十四千文者谓之中礼，三十二千文者谓之上礼，迨光绪中叶后，有送至小洋六十、八十、百元不等者；女家赔奁所费称是，或且倍之，冀争体面”（《上林县志》卷六，《社交部· 风尚》，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广西陆川：“女家妆奁，富者或费千金，或数百金；中人之家亦多在百金以上”（《陆川县志》卷四，《舆地类· 风俗》，民国十三年刻本）；
江苏嘉定：“俗尚浮华，男女婚嫁，即中人之家亦非四、五百金不办”（《嘉定县续志》卷五，《风俗志》，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山东齐河：“纳聘上者数十金，妆奁倍之，非厚索而薄嫁者”（《齐河县志》卷三，《风土志》，乾隆二年刻本）；
浙江乌青镇：“其赠嫁之具，昔甚简朴，中等之家所值仅一二百金，迩年俗尚奢靡，富家倡始，而中等之家相率效尤，大抵自四五百金至千金不等，甚至割产举债，或高索礼金，司阃摒不装嫁”（《乌青镇志》卷一九，《风俗》，民国二十五年刻本）；
浙江定海：“赠嫁之具，昔颇简朴，中人以下之家不过略备衣服、箱笼、用具，约值二三百金而已。迩年习尚奢靡，富家倡始于前，一女出嫁，动辄数千金，中家相率效尤，大抵以千金为律，甚至割产举债而不惜，亦可异也”（《定海县志·方俗》，民国十三年铅印本）
可见，不同家庭所陪送的嫁妆差距很大，由十余金至千万金不等，不少人家因陪奁而“割产举债”，这与“奢嫁”之风有很大关系（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嫁妆为多少“金”，并不意味着直接用金银陪嫁。人们只是出于习惯将陪嫁的各种物品折合成银两，以体现其具体的价值，同时也体现出人们对于一副嫁妆到底值多少钱的关注。由于直接以银钱为嫁妆的情况并不多见，关于嫁妆的具体数目只能通过大致估算得出。清人李光庭在《乡言解颐》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尝有夫妻以打烧饼为业者，门前看过嫁妆，夫曰：“这副嫁妆准值五百两。”妇曰：“不值，至多三百两。”彼此坚执反目，夫捉妇头发乱殴。妇曰：“再添上五十两。”夫犹不依。妇负痛呼曰：“算他四百两罢了。”旁观者劝曰：“只管打闹，炉上烧饼都焦了。”夫曰：“坏一炉烧饼什么要紧？埋没了人家一百两银子，情理难容。”①（李光庭：《乡言解颐》卷三，３３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卖烧饼的夫妇宁可焦掉一炉烧饼，也要争论清楚这付与他们毫无干系的嫁妆的价值，生动地反映出时人对于嫁妆的关注。当然，只有当嫁妆达到一定规模时，才会引起人们的这种关注。有清一代，最为隆重的嫁妆当属皇帝大婚中皇后的妆奁。光绪帝大婚时，皇后的嫁妆共二百抬，分两次恭进，运送嫁妆的队伍从皇后家浩浩荡荡前往紫禁城，那种隆重、豪奢的场面自不待言。有关皇后的妆奁问题，我们将在本书第二章中详细论述。
除皇族外，清代官员之女的嫁妆也十分可观。如前文钟俊的岳父为“侍卫”，其女的嫁妆从水路需要两天时间才运送完毕，“自京至通，四十余里，络绎不绝于道”②（吴炽昌：《客窗闲话》卷三，９３页）；近人吴汝伦的外祖父马鲁迂在蜀地为官，吴汝伦母亲出嫁时“装赀甚盛”③（吴汝纶：《吴汝纶全集》第一册，２５８页，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０２）；泰兴老吏徐某，其长女“年及笄”，相貌“中下姿”，州小吏“艳徐富，求婿徐”，专为得其厚奁④（参见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２０８４页）。但是，由于官员们爱追求“廉洁”的名声，对女儿嫁妆的实际价值往往比较隐讳，因此很少见到确切的数字记载。只有以俭朴著称的曾国藩，明确规定嫁女奁金只有２００两银子⑤（参见《曾国藩全集·家书》，７８７页，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４）。尽管如此，他的小女儿曾纪芬出嫁时，曾氏夫妇已经去世，各项遗产近三千两银子成为纪芬的嫁妆。对于自己的嫁妆之多，曾纪芬深感自责，认为“已愧于文正公之训诫矣”⑥（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１９页，台北，广文书局，１９７０）。如此算来，贪官污吏们给予女儿的陪嫁恐怕还要有倍于此。
与官员“内敛”的态度相反，商人在陪送女儿嫁妆时则偏重于“夸俗”。许多商人之女的嫁妆都有明确的银两记载，他们不仅对此毫不隐讳，甚至有所夸大。如有人为清人龚炜之子与某湖商女做伐，特意说明“奁资可得数千金”①（龚炜：《巢林笔谈》，１２２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山西洪洞韩承宠娶晋商亢氏之女，“奁金累数万”②（徐珂：《清稗类钞·婚姻类》，２０４０页）；江宁某商人在义女出嫁时，“奁赠十万金，使成嘉礼”③（同上书，２０７６页）。这些“数千”、“十万”，当然只是一个大概数字，但足以说明商人奁赠之盛。
除官员、商人之外，还有一类特殊群体拥有丰厚的嫁妆，这便是清代的妓女群体。尽管历代都有不少妓女与风流雅士所留传的佳话，但真正能够得到爱情并“善终”的毕竟是妓女群体中的少数。因此，大部分妓女都设法通过其所从事的职业暗自积攒私财，利用金钱的吸引力找到男士，然后“携资而嫁”。许多妓女的财产因此相当可观，近人汪康年记载了苏州妓女阿招的嫁妆情形：
阿招，苏州名妓黄桂英之婢，“有姿首”，且“颇有私积”，与沈某情意相投，“沈韶秀而乏资”，阿招用积蓄作为嫁妆，与沈结姻，“挟以至者殆万两，故屋中一切铺陈、饮食之费，皆出之女”。杭州某绅士之子闻其事，说：“婢如此多金，其主人可知，奇货不可失。”于是“遍贷得千金”，到苏州取悦黄桂英，“亦时言欲娶黄”，“不意其状偶为黄桂英窥得一二，遂尽发其诡谋”④（汪康年：《穰卿随笔》，１２７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