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以上诸多因素存在，从史料记载来看，嫁妆问题仍是各地溺杀女婴最为主要的原因之一，“忍绝其天性之亲以为得计，是丰于嫁者之为祸烈也”③（《阳江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道光二年刻本）。下面为地方志中有关嫁妆与溺女的记载，用以说明清代各地溺杀女婴之普遍，以及溺女与嫁妆的直接关系。如湖南醴陵，“近时婚娶，浮靡颇甚。遣嫁者夸饰装奁，娶妇者侈陈肴馔……故中下之户，动以生女难育，溺女之惨，率多由此潜移默化”（《醴陵县志》卷一，《风俗》，同治九年刻本）；湖南兴宁，“于是育女苦于赔累，不仁者遂作溺女之计”（《兴宁县志》卷五，《风土志》，光绪元年刻本）；湖南桂阳，“后女家以奢相尚，衣服易棉布而绫缎，首饰易铜角而金银，甚且珠翠。时节馈遗，竞丰好盛，稍从简略，男家间相诮让。中人之产不胜苦累，致成溺女之恶习”（《桂阳县志》卷四，《风土》，嘉庆二十七年增刻本）；湖南嘉禾，“俗因谓婚易而嫁难，此又溺女之祸所胎也”（《嘉禾县图志》卷九，《礼俗》，民国二十七年刻本）；湖南沅陵，“其或索重奁而酿成溺女之风，贪厚聘而致有标梅之叹，知礼者不为”（《沅陵县志》卷三七，《风俗》，光绪二十八年刻本）；湖南永顺，“其或索重奁而酿成溺女之风，贪厚聘而致有标梅之叹，知礼者不为”（《永顺府志》卷四，《风土志》，乾隆五十八年刻本）；湖南龙山，“富者嫁一女或费千缗，而贫者弗计也，不需厚奁，故俗鲜溺女之风”（《龙山县志》卷一一，《风俗》，光绪四年刻本）；湖南慈利，“而吉礼之嫁子耗金，又特多于聘妇。谚曰：“盗不过五女之门。”又曰： “养女攀高门，养儿就地滚。”重女轻男，跃然词表。盖遣嫁物品，凡关日用细大所必备，以是种种，辄来溺女之反响。其忍心害理，是有二说： 一、家贫，忧后日治奁难；一、家贫，母积繁忧，常日缠足难”（《慈利县志》卷一七，《风俗》，民国十二年铅印本）；
广东阳江，“江俗婚嫁之费，动逾千金，甚或不惜破产以为美观。因之，以女为累，至有溺之而不举者，其事甚秘，法所不及，然而不仁甚矣。女亦人也，虑其嫁之不足以逞，忍绝其天性之亲以为得计，是丰于嫁者之为祸烈也。风俗之靡，转移有渐，士大夫有能自拔于俗者，当思有以惩其弊而为之倡，庶有豸乎”（《阳江县志》卷一，《地理志· 风俗》，道光二年刻本）；江苏蒸里，“贫家生女多则厌之，率行溺毙，以致娶妻聘媳甚难”（《蒸里志略》卷二，《疆域·风俗》，宣统二年铅印本）；浙江嘉兴，“女家量力装送，无厚嫁之失，故俗不溺女”（《嘉兴府志》卷三四，《风俗》，光绪四年鸳湖书院刻本）；浙江嘉善，“女家量力治装，无厚嫁之失，故俗不溺女”（《嘉善县志》卷八，《风俗》，光绪二十年刻本）；浙江诸暨，“婚亦论财，厚聘厚嫁……及成婚，庆节馈遗无算，每为家计累，故多溺女，然亦有得婿家利益者，终不以为劝也”（《诸暨县志》卷一七，《风俗》，宣统二年刻本）；浙江汤溪，“或男家计其妆奁之多寡，而爱憎其妇，姑妇父子因之慈孝有乖，故女当临嫁有明索父母之妆奁者，有归宁而益肆其贪饕者。此溺女之风所由来矣，反不若平民佃户指腹割襟之为愈也”（《汤溪县志》康熙五十五年刻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８６７页）；浙江西安，“西安旧俗，纳采、纳征颇尚华美，女家具奁率以奢丽相夸耀，贫者至破产不惜，故俗多溺女”（《西安县志》卷二○，《风俗》，嘉庆十六年刻本）；浙江龙游，“嫁则丰于妆奁，即富室惟艰，以故俗多溺女，有三举者，人争啧啧”（《龙游县志》卷二，《地理考·风俗》，民国十四年铅印本）；浙江平阳，“昔年邑多荒歉，艰于衣食，贫而多子者往往产女而溺之；又有贫家虑难遣嫁而溺者”（《平阳县志》乾隆二十五年刻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９１１页）；浙江淳安，“嫁女资奁亦病于厚，女生多不举，盖有由矣”（《淳安县志》卷一，《风俗》，光绪十年刻本）；浙江萧山，“贪者较妆奁，故有生女不举者”（《萧山县志》卷八，《风俗志》，康熙三十二年刻本）；安徽宿松，“嫁女多矜厚奁，称贷不恤，溺婴之习多从此起”（《宿松县志》卷八，《民族志· 风俗》，民国十年活字本）；安徽广德，“惟溺女，旧有此风，询之州人，大半亟望生男者为之，未必预为奁饰计”（《广德州志》卷二四，《典礼志· 风俗》，光绪七年刻本）；江西德兴，“自俗之弊，竞炫妆奁，铺张街衢，女随其后入门，盛饰则翁姑喜，否则反唇相稽（讥），率以女为劫，诞女则仇之，溺女之风于是乎炽”（《德兴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民国八年刻本）；江西吉安，“吾邑邑俗，家虽窭，其遣女也，奁资亦必在数十金以上，富人则金玉、锦绣，累箧连箱，有消耗数千至巨万者。逆料遣嫁之艰，忍人遂于女之初生即毙之以水，虽有育婴局补救万一，力亦未能胜残矣”（《吉安县志》卷三○，《民事志·风俗》，民国三十年铅印本）；江西龙南，“嫁女重妆奁，鼓吹迎送，炫耀俗目，贫者固难取办，富家亦难为继，故溺女成风，始作俑者流害不浅。近时士宦之家不以妆奁为轻重，渐从简便，此所以清其溺女之源者”（《龙南县志》卷二，《地理志·风俗》，光绪二年刻本）；
江西广丰，“今富者聘礼辄至百金，奁具或罄其家，甚有扳附阀阅，以厚币为饵，又有虑遣嫁之难，忍不举女者”（《广丰县志》卷一，《地理志· 风俗》，同治十一年刻本）；福建永春，“百数十年前，聘礼无过百金者，生女过多者辄溺之，虽经慈善家之劝戒，育婴堂之救济，然不能免。近则聘礼动至数百金，无在百金下者，而妆奁之厚薄转未过问，虽穷乡僻壤，女孩均得保全矣”（《永春县志》卷一五，《礼俗志》，民国十九年中华书局铅印本）；四川眉山，“若赔嫁奁具，前从省约，今则夸多斗靡，好事铺张，且妆赠不丰，往往为婿家所厌薄，先后（妯娌也，见《封婵书》）奚落，妇姑勃谿，驯致秦晋失好，每由于此。贫者无力，动色相戒，甚至于溺女，可悲孰甚”（《眉山县志》卷五，《典礼志·民俗》，民国十二年铅印本）；四川合江，“而妆奁一事尤重。无识者第以嫁装之丰绌为衡，不问女性淑愿，而媒妁每夸妇装丰富，以期男家许诺，古人择德不论财之意荡然矣……虽贫苦，亦必备床帐、衾枕、箱柜始可以嫁，举债不惜，否则匪惟媒氏受诟，往往舅姑因此以虐其媳，夫以此薄其妻。是以世俗生男则喜，生女则戚，至有不举其女者，嫁难其一端也”（《合江县志》卷四，《礼俗》，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由上可以看出清代溺杀女婴的严重程度，一些地方甚至达到“十室而九溺女”①（《义乌县志》卷七，嘉庆四年刻本）、“溺女成风”②（《龙南县志》卷二，《地理志·风俗》，光绪二年刻本） 的地步。不仅是贫困之家因无钱置办妆奁而溺女，即使是中产、乃至富庶之家都有溺女行为，福建永安一带，溺女甚至世家大姓多于贫家①（参见雍正《永安县志》卷三，雍正十年刻本）。
那么，贫困之家艰于陪送嫁妆而被迫采取溺女的下策，尤可理解，富者为何溺女？我们可以通过富家陪嫁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本书第三章第一节在讨论嫁妆与聘礼的关系时讲到，嫁妆在某种程度上由聘礼转化而来，女家用男家提供的聘金为女儿筹备嫁妆，甚至女家可直接要求男家提供部分或全部嫁妆，如浙江路桥，女家于婚前“开单讨取新妇礼服、四季衣料及金珠饰物，谓之‘尺头’。尺头多者，赔贴必多，尺头少者赔贴亦少”②（《路桥志略》民国二十五年杨绍翰排印《崇雅堂丛书》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８５８页）；湖北通城“女家量单开梭布、钗环，并红线量付衣服长短则子交媒，并求男家体量代助筵席、衣被、奁饰，或五六两至十两不等，名曰‘过度’”③（《通城县志》卷六，《风俗》，同治六年活字本）。有了男家的资助，女家可大大减轻因陪奁而带来的经济负担。即使男家聘礼不丰，或者并没有对女家进行资助，贫困之家嫁妆简陋也是自然之事，无可厚非。然富户则不同，首先富家嫁女很少利用男家资助，如通城普通人家有“过度”之礼，“富家不用过度”④（《通城县志》卷六，《风俗》，同治六年活字本），并且富家轻聘礼、重陪嫁，“富家嫌于卖女，或不受金”⑤（《雩都县志》卷五，《风俗志》，同治十三年刻本），即使接受聘礼，在陪嫁时也将“所纳诸物，悉还男家，仍自备钗钏、衣服及妆奁、器皿”⑥（《平定直隶州志》卷五，《食货志·风俗》，光绪八年刻本），“妆奁每多超过聘礼”⑦（《华亭县志》第五编，《礼俗志》，民国二十二年石印本）。嫁妆与聘礼的多少常常为反比，“盖贫家聘礼，只索钱财，不重物品，其妆必少，甚至毫无。富者重礼物，不索钱财，其妆奁反多”⑧（《万全县志》卷九，《礼俗志·民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如家道殷实，聘金不过百元，而妆奁则甚丰厚，往往有逾数百金或数千金者”①（《安达县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东北卷，４６０页）。其次，富裕之家陪送女儿的妆奁是普通人家的数倍、数十倍，如房山“普通人家备嫁妆四抬，富家八抬至十二抬已足，后则奢风渐启，大户有至数十抬者”②（《房山县志》卷五，《礼俗志·风俗》，民国十七年铅印本）；天津“中等人家，大率为二十四抬或三十二抬； 富者，则递加至百余抬不等”③（《天津志略》第一编第十一章，《礼俗》，民国二十年铅印本）；山西汾阳“嫁女，富户倍加衣饰、铺陈、桌椅、橱箱，杂用铜锡器皿，递减至贫家，则随身奁箧而已”④（《汾阳县志》康熙五十八年刻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５９９页）。因此，社会上一向有“上等之家贴钱嫁女，中等之家将女嫁女”的说法。动辄千金、万金的嫁妆，即使对于富户巨室而言，也是沉重的经济负担，若家有数女，真有“倾产”之险，难怪时人有“恒以富家生女不如贫家生女之有利”⑤（《万全县志》卷九，《礼俗志·民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的慨叹。在此情形之下，富家溺杀女婴也就不以为怪了。
由于不少家庭“因嫁一女竟至败产倾家，一蹶而不可复振”⑥（《成安县志》卷一○，《风土》，民国二十年铅印本），清代许多地方有“嫁女破娘家”、“盗不过五女门”之说，把女儿看作造成家庭贫困的根源。加之一些女子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体面，“当临嫁有明索父母之妆奁者，有归宁而益肆其贪饕者”⑦（《汤溪县志》康熙五十五年刻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８６７页），“甚有以争奁物涉讼者”⑧（《长寿县志》卷四，《风土》，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造成家庭内部的不和睦，有人将女儿比作“家贼”：
嫁女曾经百计图，又来向我索盘盂。家逢贼入真堪笑，顿使爷娘长物无。①（《武鸣县志》卷三，《风俗》，民国四年刻本）
嫁妆给家庭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加重了人们的性别偏见，许多家庭“以女为劫，诞女则仇之”②（《德兴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民国八年刻本），将女儿看作家庭的累赘，生育多女更被视为不祥之兆，彼此“相戒不育”③（《宁远县志》嘉庆十六年刻本，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５８２页），如果家有三女，“人争啧啧”④（《龙游县志》卷二，《地理考·风俗》，民国十四年铅印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即使不愁嫁奁的人家也不会多育女儿。溺女已经不仅仅是出于经济因素而做出的不得已之举，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普遍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比如清代名士汪士铎“家虽日裕”，却身有疾病，不敢“市药医之”，原因就是“连举五女”都需要嫁妆。⑤（参见萧穆：《敬孚类稿》卷十二，《汪梅村先生别传》，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２） 他在日记中慨叹生女之忧：“人不忧生女偏不受生女之害，我忧生女即受生女之害，自己是求人的，自己是在人教下的，女是依靠人的，女是怕人的。”所以他赞同溺女，主张“弛溺女之禁，推广溺女之法”，甚至偏激地认为：天下祸乱多就是因为人多，人多又是因为女人多，女人多了生育的人就更多，总之女人成了真正的祸水。⑥（参见《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汪悔翁（士铎）乙丙日记》卷三，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７）这种看法代表了当时社会中一批人的观点，由嫁妆之费引发了对女性的偏见，正是清代溺女之风难以禁止的主要原因。然而，为女所愁的汪士铎只看到自己家的多女，没有看到全社会的少女，溺杀女婴带来的最严重的社会后果，就是整个社会男女比例失调。以安徽来安县为例，据来安县志记载，此县先后于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６）和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做过两次人口普查。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６）的调查中，全县总人口数为１９５７８７人，其中男子１０４２９４人，占总数的５３％强，女子９１４９３人，占总数的４７％弱。而在道光三年（１８２３）的户口统计中，来安县人口总数增长到２４７２３０人，其中男子数为１３３３５９人，约占人口总数的５４％，女子数为１１３８７１人，约占总数的４６％。①（参见《来安县志》卷三，《户口》，道光十年刻本）仅十余年间，男性比例就增加了一个百分点，我们不能不说，溺杀女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而男女比例失调的直接后果，即是许多男子无法娶到妻子。江西南安知府黄鸣珂在谈到溺杀女婴给当地带来的严重后果时说：“男女之生按阴阳之术，不啻天生配偶也，如我仅留一二女，所生者仅一二男，家家如是，其数亦相当，不患无配也。抑知溺女多，则男比多，女比少，一二子只能换一二妇，多则其子皆鳏矣。江省之多鳏夫，其弊由于此。”②（《南安府志》卷三十二，《新造录》，同治七年刻本）
根据来安县的比例，我们即使按照一夫一妻无妾的家庭格局来计算，也有８％的男性不得不鳏居，而有限的女性资源分配不合理，更增加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整个社会男多女少的前提下，又有“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的伦理原则，使得妇女丧夫之后不能再嫁，而男子只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不仅丧妻后可以再娶，即使妻子健在也可纳妾。如此，贫家男子娶妻无望，富家大户妻妾成群。如果将以上因素考虑在内，鳏居男性的比例还要扩大。男多女少，又导致女性在婚姻市场中成为稀缺资源，比如湖南辰州“生女多溺死，故女甚贵，再婚亦须三十余金，前夫久而复讼，谓之求敷，讼牒中，十有六七，甚有男子仅三四十岁，而女子已六七十岁者，其老死不得娶者，又比比然也”③（《中国风土志丛刊》第９册，《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六，１１４４页）。
各地严重的溺女现象，引起清代皇帝的高度重视，朝廷多次下诏严禁溺女。
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上奏：“福建、江南、江西等处，甚多溺女之风。忍心灭伦，莫此为甚。请敕严行察禁，以广好生。”顺治帝下令：“溺女恶俗，殊可痛恨，着严行禁革。”①（《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二五，９６７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乾隆帝谕令军机大臣等：“江西向有溺女之风，最为残忍。亦曾屡经饬禁，并着该抚查明，如尚有此等相沿恶习，即据实查办，一并严行禁止俾士民家各知凛遵。毋得仍蹈前辙，以副惇化施仁至意。”②（《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一二，１００２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皇帝针对溺女等恶俗下令：“阴阳化生，人道之始。若民间生女，皆弃而不育，则生息何由而蕃……先出示严行禁止，并设法妥为化导，以革浇风而正伦纪。其各省有似此者，均着一体示禁。”③（《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三○二，１４８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同治帝谕令：“民间溺女，乾隆年间部议照故杀子孙律治罪，例禁綦严。乃据该御史奏，近来广东福建浙江山西等省，仍有溺女之风，恐他省亦所不免。实属伤天地之和，若不严行禁止，何以挽全民命。著各直隶督抚董饬所属地方官出示严禁，并责令各州县劝谕富绅，广设育婴处所，妥为收养。俾无力贫民，不至因生计艰难，再蹈恶习。傥仍不知悛改，即治以应得之罪，毋稍姑贷。”④（《穆宗毅皇帝实录》卷一六八，４８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