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四年（１８７８），检讨王邦玺上奏请求禁止民间溺女，光绪帝谕令：“民间溺女本干例禁，若如所奏各情，亟应设法拯救。着刘秉璋查照该检讨所递章程，因地制宜，量为变通。责成所属州县，实力劝办，仍随时督催访查，不得视为具文。一面晓谕居民，嫁娶务从简俭，以清其源。并著咨行各直省督抚，一体查照办理。原折暨章程，均着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⑤（《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六八，６４页）
在皇帝的倡导下，各地官员也都积极开展禁止或防范民间溺女的运动，他们发布各种禁诫文书，力图消除此陋俗。比如前文提到的阮元，他在担任浙江巡抚时，发现金华“贫家多溺女”，于是将自己的俸禄捐献出来，给每个生女儿的家庭发一两银子的哺乳费，具体做法为：“贫户生女者，许携报郡学，学官注册，给喜银一两，以为乳哺之资，仍令一月后按籍稽查，违者惩治。盖一月后顾养情深，不忍杀矣，此拯婴第一法。”①（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８７页） 阮元认为，人们溺杀女婴一方面出于家庭贫困或重男轻女，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对于新生的婴儿没有感情，所以忍心溺毙，如果出钱让父母将孩子养育一个月，自然会建立起身后的感情，以后不给银两也舍不得溺杀了。如此，既节省费用（每家只需一两银子），又唤起了人间的父母子女至情，所以他得意地称此为“拯婴第一法”。
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兴泉监司蔡琛在厦门创建育婴堂，取名为“普济堂”，他在碑记中记录了建立此堂的缘由和整个过程：
盖闻不齐者，生民之气数；转移者，用世之权衡。天留缺陷，则以人事为之补救；人有阽危，则求利济而期得所。“西铭”曰：“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推斯语也，与凡负性之俦、含生之类，皆不忍恝视； 矧牧民者目击皤皤白发、呱呱黄口，无生之乐、有死之哀，犹能晏然已乎？
甲申秋杪，予奉命调任兴泉监司。乘剔弊之后，首以去蠹、除奸、察吏、安民为务。如是者行之期年，商樯不惊、萑苻无闻，出作入息，人安恒业之常。偶因祈祷雨泽，行历郊野，见道旁有遗弃之婴儿、野外多未埋之胔骼，而羸老孤贫，又复乞怜号泣，心窃惄焉伤之。细求其故，盖厦门内接漳、泉，外达澎、台，四方来往者实繁有徒；一旦旅邸无依，非零落于陌路，即转死于沟壑，势使然也。闽人习俗，凡女子遣嫁，夫家必计厚奁；故生女之家，每斤斤于后日之诛求，辄生而溺毙。更或贫者，忖不能自寸，并生男而溺之。余思天性寡恩，大乖伦理；异乡失路，谁切饥溺？因与厦防黄司马谋兴普济堂，以代其养。黄司马告以厦门旧有育婴堂一所，规模初备，系前署观察、今湖南廉镇官所建；缘未置义产、未治器具，以致竟成虚设。余首捐廉俸贮库，黄司马见而欣悦，亦同捐廉俸。不数月间，闻风慕义者捐至五千圆。署厦防张司马请置义产，余以事闻于制府苏公、中丞庄公、方伯钱公，均许其可。于是新屋宇，置器具，定立条规，慎重行之；易其名曰“普济”，期事有所兼及、惠有所并施也。其大端：或雇乳母以哺婴孩、或募老妪以恤弱小、或给口粮以养衰老、或设医药以周贫病、或施棺木以瘗旅亡、或掩骸骨以免暴露，俾少有所长、老有所终，生遂死安而已。其细目：则为之立年限以定婚嫁、随寒暑以给衣食、严内外以密防范、别勤惰以赏罚、治膏腴以供经费、选方正以司出纳，一年之用度几何、终岁之收养几何？堂有书记、官有册籍，班班可考。庶几期斯堂于不朽耳；非所谓生民不齐之数、天留残缺之事，将求利济而期得所者以行补救之术也哉？
维时共襄其事者，则有提师吴公、台澳总戎甘公、观察张公、郡守秦君、兴化守佟君、泉州守陈君、永春牧嘉君、海关司榷彭君、中衡参戎朱君、署中衡游戎金君、厦门司马黄君、建宁司马张君、金门别驾梁君、莆田王令、仙游胡令、晋江方令、惠安杨令、南安靳令、安溪朱令、同安吴令、德化王令、大田汪令与夫庶司众职，各捐廉俸有差；而鹭门之荐绅、父老、官司、职役，尤欢忻鼓舞相乐输而无吝色。猗欤休哉！何善之所归，人有同好，竟若斯之不谋而合捷如转圜者欤！余因始其事志其行，为之刻石以纪。其一石纪官爵、姓氏、施与数目，所以明不朽也；又一石纪批详年月、田亩钱粮，所以垂永久也。若夫林林总总孳息弥蕃，存活日益多、经费日益广，俾斯堂之得以常留而不坠、老少之永享利赖而无穷，则俟夫后之君子；余实有厚望焉！是为记。①（《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二辑，《厦门志》卷九，《艺文略·普济堂碑记》）
蔡琛在乞雨途中看到道旁多有丢弃之婴儿、暴露之骸骨，探知由于厦门四方之人杂处，生活没有保障，而福建地方习俗为女子出嫁必须预备丰厚的嫁妆，因此溺女者多，贫困之家甚至连男孩也溺毙。针对这些现象，他决心在前人所设育婴堂的基础上创立普济堂，以收养鳏寡孤独。蔡琛率先捐出自己的俸禄，“闻风慕义者” 纷至，诸多官员士绅参与其中，又置有义产，使其能够永久维持下去。普济堂还设立了明确的条规、细目，其宗旨为：“少有所长、老有所终，生遂死安”，初具慈善组织的雏形。经蔡琛调查，嫁妆奢华是导致百姓溺杀女婴的直接原因，因此拯救女婴是普济堂的主要任务之一。
与官府相配合，宗族和绅衿中的有识之士，也纷纷进行劝禁，向人们讲述溺女之害，劝说人们生女莫溺。如安徽潜邑朱氏即将“戒溺女”作为家训载入族谱，其文如下：
人之犯罪莫大于杀人，溺人与杀人无异。杀他人且不可，况杀自己人乎？或曰：家贫难育，不得不溺。不知天生一人自有一人衣禄。如夫妇未生子时，其赀财仅足以自给也，迨生一子而能衣食之矣。方生一子，其赀财仅足以资一子也，迨又生一子而又能衣食之矣。即从此而三四子、六七子莫不能衣食者，其所生之子自与衣食俱来，非分吾夫妇者也。或曰：家贫难嫁，不得不溺。不知婚姻原不论财，上等赔资而嫁，次则随聘而嫁，次则虽受微仪亦自不碍，只在课以勤俭，使其女能为夫家生殖尔。奁货虽多，亦有穷尽，吾门之女果人人勤俭兴家，必有与为婚者，岂预计夫牵犬乎？或曰：女或不令，贻讥父母，不得不溺。不知女之败德，皆缘父母失教。当三五岁之后，即命之分内外，不与男子共游，不与男子共食。稍长即督之女工及养牲酿酒，他如米盐茶菜之类，事事以节俭为务。衣食取淡素，形容必端正，逮至夫家而舅姑又如是闲？数之年安得不为淑媛乎？审此三者，而女可以不溺矣。①（朱振纪：（潜邑）《朱氏宗谱》，光绪三十二年敦睦堂活字本）
此文从难养、难嫁和难教三个方面奉劝族人养女莫溺。从其中对“难嫁”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婚嫁论财之风造成了人们在婚姻缔结中攀比夸富的思想，家长们一方面想让婚礼办得体面，另一方面也想通过丰厚的嫁妆来提高女儿在未来家庭中的地位。这种风气的直接后果就是使那些既出不起丰厚嫁妆、又不愿意在婚礼中蒙羞的家庭走上了“生女不举”的途径。
浙江《淳安县志》中也记载了“劝民举女”歌：
虎狼性至恶，犹知有父子。人为万物灵，何独不如彼。生男与生女，怀抱一而已。生男既收养，生女顾不举。我闻杀女时，其状苦难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语。伊嘤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子心，残忍一至此。我因训吾民，无为杀其女。荆钗与布裙，未必能贫汝。随分而嫁娶，男女得其所。②（《淳安县志》卷一，《风俗》，光绪十年刻本）
歌谣以通俗的用语、朴实的道理，从男女平等以及溺女之残忍的角度来规劝人们养育女儿，勿将其溺杀。除劝诫外，清代许多地方也都设立了育婴堂来收养被遗弃的婴儿。根据清人陈康祺的记载，清朝在入关之初，世祖福临和其母孝庄太后就十分重视溺婴问题，大量开设育婴堂：
元明之世，育婴堂尚未通行。自国家忠厚开基，发粟振饥，岁不绝书，孤独鳏寡，各得其所。世祖皇帝讲筵触发，特严溺女之禁，海内始知育婴为善举，然在官尚无常饩也。仰维孝庄皇后首颁禄米，满汉诸臣，以次输助，不数年，由京师以达郡县，育婴之堂，遍天下矣。①（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７０页）
以安徽一省为例，光绪《续修庐州府志》、乾隆《池州府志》、民国《怀宁县志》、光绪《宿松县志》、光绪《宿州志》等都有当地设立育婴堂的记载，可以印证陈康祺“育婴之堂，遍天下矣”的论说。各地的人们如果生女之后不欲养育，都可送往育婴堂抚养，以减少人们对女婴的溺杀。②（有关清代育婴堂的研究，参见张秉望：《清季北京的育婴堂》，载《红楼梦学刊》，２００２ （２）；萧倩：《清代江西民间育婴事业研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１ （１）；杨大春：《晚清政府的教会育婴政策述论》，载《贵州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１ （１））
但是，尽管官府、宗族多次禁止、反复劝诫，并且在各地广泛设立育婴堂，溺女之风在整个清代仍然相当普遍，屡禁不止。如福建《永春县志》记载：“生女过多者辄溺之，虽经慈善家之劝戒，育婴堂之救济，然不能免。”③（《永春县志》卷一五，《礼俗志》，民国十九年中华书局铅印本） 育婴堂之设，只能“补救万一，力亦未能胜残矣”④（《吉安县志》卷三○，《民事志·风俗》，民国三十年铅印本）。况且，还有许多人担心即使把女儿送到育婴堂，待其长大成人后仍可能和家庭发生干系，或者认为送去育婴堂本身即是一种羞耻的行为，所以干脆溺杀，不留后患。⑤（如厦门一带，“惟富家女为婢妾所生，恐妨工作，且恐厚费妆奁、又耻送入育婴堂，或辄淹杀之。”《厦门志》卷一五，《风俗记》，见《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二辑，台湾大通书局１９８４年版） 因此，育婴堂在拯救女婴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对于被溺杀的女婴数量而言，是非常有限的。
在此种情况下，一些士人提出，改变“奢嫁”之风、减轻家庭的陪嫁负担，是解除溺女根源的有效办法，他们大声疾呼：“风俗之靡，转移有渐，士大夫有能自拔于俗者，当思有以惩其弊而为之倡，庶有豸乎！”①（） 在这样的倡导之下，“奢嫁”之风渐渐有所改变，如民国《永春县志》记载：“百数十年前，聘礼无过百《阳江县志》卷一，《地理志·风俗》，道光二年刻本金者，生女过多者辄溺之，虽经慈善家之劝戒，育婴堂之救济，然不能免。近则聘礼动至数百金，无在百金下者，而妆奁之厚薄转未过问，虽穷乡僻壤，女孩均得保全矣。”②（《永春县志》卷一五，《礼俗志》，民国十九年中华书局铅印本） 尽管溺杀女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奢嫁”只是其中之一，但是扭转“奢嫁”之风对于改变溺女之俗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嫁妆与童养媳
童养媳是指女孩在年少时期就被未来配偶的父母领养，待其达到成婚年龄再“圆房”，正式结成夫妻。“童养媳婚姻，在清代已是一种流行面广且经常可见的婚姻形式。”③（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２５１页，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 而童养媳的产生，固然与男家的贫困、缺乏劳动力、期望早日为儿子娶到妻子等方面的原因有关，是从女方家庭的角度讲，趁女儿年少时就找到婆家送去童养，一方面可以节省抚养女儿的费用，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更为重要的是，女儿在夫家长大成人后直接“圆房”，免却了嫁妆的花费。因此，父母将女儿送去童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女儿长大后出不起嫁妆，与其到时由于无钱陪嫁而导致家庭蒙羞、女儿出嫁愆期，不如及早送去童养，省却了这种担忧，更省却了嫁妆的花费。
清代许多地方的童养媳婚姻都有着明确的、约定俗成的规定，即女家无需陪送妆奁。如安徽和州的童养媳婚姻，“女家不得向男家要任何礼节钱，女家也不陪嫁妆”④（吴承木：《和县婚姻习俗和民间艺术活动片断》，载《和县文史资料》第３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１９８４）；望江“抱养媳很简便，女家不陪妆奁，男家不送聘礼”①（沈钟英等：《童养媳与等郎媳》，载《望江文史资料》第２辑，１９８８）；广西上林：“童养媳多缘女家贫穷，或其父母死亡无人管教，则男家仅备身价二三十元聘回赡养，而此女随身衣服外，并无赔（陪）嫁装奁”②（《上林县志》卷六，《社交部·风尚》，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个别地方在童养媳长成后与丈夫“圆房”时，母家有陪送物品的习俗，如四川万源，“至贫家养女四五岁，即由男家接去童养，为‘接小媳妇’。待男女成年结婚时，母家始制备被盖、箱笼等物送去，名曰‘圆房’”③（《万源县志》卷五，《教育门·礼俗》，民国二十一年铅印本）。但这里所陪送的物品，已经是非常简单，与常态婚礼中的嫁妆不可同日而语，如湖南《桂阳县志》中说：“近来无力婚嫁者，或血盆抱养，或数岁过门，礼物颇为简易”④（《桂阳县志》卷四，《风土》，嘉庆二十七年增刻本）。
“奢嫁”之风是造成人们将女儿送去童养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童养媳年少时即离开父母，其生活是很悲惨的。以下几则案例可以反映出童养媳在夫家所处的地位。
案例１ 阜阳县郭法，幼聘阎百川的女儿阎妮姐为妻，“过门童养，还没成婚，素相和睦”。道光十六年十一月初四日，郭法牵牛回家，因阎妮姐在堂屋门首纺花，有碍走路，叫她把纺车移开，“阎妮姐不理”，郭法生气，把纺车推坏，阎妮姐不依混骂，郭法将阎妮姐打伤，不料阎妮姐伤重，到初六日就死了。①（参见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３２０４卷１６号）
童养媳阎妮姐因不肯给未婚夫让道，被其打伤致死。从此事中可以看出郭法平时在童养妻面前的霸道，阎妮姐的家庭地位可想而知。
案例２ 戴兵籍隶阜阳县，伊姑戴氏嫁与李中五为妻，戴兵与李中五素好无嫌。李中五次子病故，遗妻孙氏过门童养。道光二十二年八月间，李中五潜入孙氏房内拉衣图奸，孙氏不依喊拒，戴氏听闻赶向斥散。二十三年五月间不记日期，李中五复拉孙氏图奸，孙氏挣脱。戴氏闻知，又向村斥。李中五恼羞成怒，向戴氏殴打，经其长子李有劝解，李中五将戴氏、李有一并逐出。七月初一日，戴氏因病偕同孙氏同归，李中五声言屡被戴氏张扬其丑，毫无夫妻情分，不容在家养病。戴氏分辨，李中五用木棍殴伤戴氏右胳膊骨断。戴氏与孙氏向邻人借屋调养。初五日，戴兵闻知前事，因李中五不循情理，心里气忿，将李中五殴伤……李中五延至初六日因伤殒命。①（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３３８８卷１７号）
童养媳孙氏在未圆房之前未婚夫就已过世，夫家并没有将她另嫁他人或退回母家，而是留在夫家继续“童养”。孙氏在承受丧失未婚夫痛苦的同时，还要忍受翁公屡次强奸的企图，由于反抗而被驱逐出家门，她的生活景况非常悲惨。
案例３ 泾县郑查氏，“丈夫郑百正已故，儿子郑方年十二岁，抱养南陵县人包辉的女儿菊姑为媳”，菊姑现年十二岁，还没与郑方成婚。郑查氏与汪小学邻居。道光十一年七月十八日，郑查氏叫菊姑到地里挖野菜，菊姑回家后，郑查氏见她裤上有血，经查问，是被邻居汪小学诱奸。②（参见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刑科题本·婚姻家庭类”，３０６２卷１号）
童养媳菊姑的父母远在南陵县，婆母郑查氏丧夫守寡，未婚夫郑方年少，邻居汪小学趁机对其进行诱奸。童养媳被诱奸，与其年少无知、亲生父母管不到、在翁姑家又不受重视和关心的生活状况有很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