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日本學者對於十九世紀世界博覽會與日本“内國勸業會”的研究，亦可作為他山之石。吉田光邦氏編著的《萬國博覧會の研究》吉田光邦編《万国博覧会の研究》，京都：思文閣出版，1986年。，從史實的角度，研究十九世紀日本的知識人與官員對於萬國博覽會的觀覽心得，以及如何在内國勸業會上，實踐、複製與仿效萬國博覽會，並且將博覽會的獎賞制度與近現代化過程中重要科技發明與專利制度結合，成為推動日本十九世紀現代化的重要因素。作為與清朝關係密切的鄰國，幾乎同時期開始向西方求取富强之道，十九世紀的日本對於“展示”與現代化之路的敏銳以及深刻，值得作為史料上一個比照對參的物件。相對於吉田氏實證性的歷史研究。吉見俊哉以“近代化的視線”透析十九世紀的日本在建立民族國家（或帝國化）的過程中，如何透過國家的視線（Gaze），將權力落實於一般人民的視線當中。在國家與國民的論述上，這種權力式的研究角度，是否也適合對應於同時期清朝的環境，則很有討論的空間，特别是對照晚清到民國之間，文人的紀錄以及觀覽的心得，似乎可以感受到，一種國家權力與中國傳統士紳之間的互動，與十九世紀日本純粹以國家之力進行展示行為，大異其趣。可以説，作為分别引介展示文化到中、日兩國的知識群體的組成，也具有相當的差異性，因此造成了展示文化在中日呈現了不同的面目與意涵。透過日本學者所應用的檔案史料、出使日記以及詳盡的報章出版品和圖畫檔案來描繪十九世紀的“博覽會時代”，日本學者有不少逕稱十九世紀為博覽會的時代，此處行文即借用此詞語，例如吉見俊哉著，蘇碩斌、李衣雲、林文凱、陳韻如譯《博覽會的政治學》，臺北：群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頁。在史料的運用以及視點的觀照上，具有相當的啟發性與史料價值。
以上的研究文獻所針對的是晚清以來，最引人注目的文化場所之一：博覽會，此外，也有對於與博覽會關係相當密切的博物館研究，以及討論博物館與博覽會關係的文獻，也值得注意。由於晚清博物館的設立，既有外國人所創辦、亦有本國人所創辦，且往往並非作為獨立的研究主題，而是與相應的人物或是事件一起研究，因此，原始文獻較為分散，研究文獻的數量也略遜於博覽會研究。具體可參照周秀琴《世博會與博物館：演繹與思考》周秀琴《世博會與博物館：演繹與思考》，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該書是中文學界較為全面探討博物館與博覽會關係的專著。此外，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由國人自行籌設的博物館，國内對於南通博物院的研究也有一定數量的成果集結於《南通博物苑百年院慶紀念文集》王倚海主編《南通博物苑百年院慶紀念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當中。
（二）展示文化再複製的媒介與出版品
第二部分的研究文獻是以展示文化再複製的媒介與出版品為研究對象。王正華對於文物陳列所以及葛凱（Karl Gerth）對於國貨運動的研究，都注意到展示文化與國族意識的關係。葛凱的研究葛凱著，黃振萍譯《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以晚清到民國初年的各種展覽會為研究物件，他特别關注展會的展品内容以及安排方式，並旁及與展覽相關的廣告文宣，將展示活動作為國貨運動的一個實際載體，從中凸顯展示文化與國族意識的關係。王正華的研究著眼於國族意識在清末民初之間的細微變化，他認為清末十年正是變動最激烈的時代，在衆多變化中，他特别重視民族主義興起的意義，而“國族意識就在其中貫穿流過，雖不是有系統的發展，但所在痕跡歷歷分明。”王正華《清末民初“古物”的發現、展示文化與國族意識》，臺北：故宮博物院：“玩古·賞新——明清的賞玩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第20頁。因此，他借由《國粹學報》與“文物陳列所”作為探討展示文化的史實基礎，探討“古物”這一觀念如何在社會文化的層次中成為一個可成類分析的文化範疇。並且將古物保存與古物展示的議題與晚清的國族意識互相繫連，從而認為展示文化正是架構現實世界與國粹思潮的重要橋樑。
王正華的研究也對於展示文化的内涵做了界定，他認為展示文化的内涵包含了新式攝影技術的引進，使得古物的複製成為可能。其次則是都市中的展覽盛行，使得古物的展出隨時可見。並且他還認為廣告文化亦是展示文化密切相關的一環，從廣告文化的宣揚自我與展示自身之長的特色來看，正是展示文化對於中國社會文化影響的展現。王正華《清末民初“古物”的發現、展示文化與國族意識》，臺北：故宮博物院：“玩古·賞新——明清的賞玩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第29頁。
同樣運用《國粹學報》來審視晚清展示文化的，還有程美寶對於《國粹學報》中博物學知識的研究。相較於王正華與葛凱聚焦於展示文化與國族意識的關係，程美寶的研究更重視中國傳統學術自身的結構調整問題，亦即“在清末的學科結構重整與專業分工未明的過程中，原來只具備傳統經史之學訓練的文人，如何在具體的方法上實踐他們所認識的西學。”程美寶《晚清國學大潮中的博物學知識——論〈國粹學報〉中的博物圖畫》，社會科學2006年第8期，第18頁。程美寶的著眼點在於傳統知識份子面對西方衝擊時自身調整回應的方式，如何將西學融入所謂的國粹或國學的框架中。程美寶在西學與傳統國學中找到的接點是博物學，他認為《國粹學報》中以博物圖畫為中心並結合文字圖像資料所構成的博物學知識，是國學保存會會員所僅有的對於西方科學知識與技能的一種實踐。他的研究特别重視作畫者的博物學知識由何而來，博物繪畫的技巧來源和中西不同的繪畫技法之間有何離合異同關係，並且從西學融攝入國學中的視角，探討清末民初中國文人的自我期望與定位問題。在研究中，他注意到為《國粹學報》的作畫者蔡守，蔡守既具備傳統的經史訓練，亦有接觸西學的經驗，蔡守的博物圖畫，有著明顯的西洋圖鑒的痕跡，對博物圖像求真也求美的態度，與西洋博物學的圖像傳統相當一致。蔡守的博物學知識來源除了書本以外，還有博物院的實際觀覽體察，程美寶認為蔡守最有可能觀覽的博物館，當為“上海的徐家匯博物院或亞洲文會博物院，也有可能是鄰近的南通博物院。”程美寶《晚清國學大潮中的博物學知識——論〈國粹學報〉中的博物圖畫》，社會科學2006年第8期，第22頁。換言之，程美寶的研究途徑是由知識份子對西洋文化的調整與回應，進一步探索西洋文化在中國知識圈傳播的過程。這一探索雖然約略觸碰到博物館實際的展示行動，但是並未能夠確定蔡守這類文人在博物館的具體活動。在《複製知識——論〈國粹學報〉博物圖畫的資料來源及其採用之印刷技術》中，程美寶探討外來文化如何透過多重複製的過程傳播，借由考察《國粹學報》上博物繪圖的出處，將繪圖者獲取外文資料的途徑與閱讀能力做了進一步的説明，作者特别强調，當時新式的西式印刷技術能夠大量而精准地複製實物，傳播文化知識的速度因而更有效率與説服力。葛凱、王正華與程美寶的研究推進了晚清展示文化的研究領域，將展示文化與晚清社會變遷與思潮互相連結，特别是國族意識的議題，普遍受到論者的關注，而知識結構的調整則是晚清知識人面對西方知識體系的必經過程。
三、對上述研究文獻的檢討
從上述對於展示文化的文獻回顧，可發現仍有一些缺環。首先是對於展示文化的内涵界定仍然不夠清楚，對於晚清展示文化的界定，隨著研究者不同的關注點而有不同的側重點，葛凱注意的是展品内容、安排方式以及相應的廣告文宣，注意實際展場和媒體之間互相呼應、互相承載著國貨運動的實際内容，可見國族意識在社會各領域發生的作用。王正華則以實物展示為中心，兼及新式印刷技術在再現古物上的功能，程美寶則更集中在借由新式技術達到知識再複製的過程，以及知識傳播的結果，這些理解可以説從不同面向探究了展示文化的内涵，但筆者認為仍需要一個更清晰的定義去規範展示文化的内涵，尤其應該落實到晚清的話語圈和實際的文化活動中去立體地理解展示文化。例如在晚清的話語圈中，“古物”、“博物”、“美術”、“國寶”等術語經常是互相雜用、混用的，王正華雖然注意到這一點，但是並未能夠將這些術語細緻地還原到文本脈絡中，進行明白的辨析，王正華《清末民初“古物”的發現、展示文化與國族意識》，臺北：故宮博物院：“玩古·賞新——明清的賞玩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第21頁。然而筆者認為，透過史料去析辨這些詞語至關重要，透過這些詞語的使用的語境以及實際操作於媒體或展示空間上的狀態，研究者對於展示文化的理解纔不至於流於空泛。
其次，雖然王正華與程美寶的研究都涉及到文物陳列所或是博物館等實際的展示場所，王正華的研究更以清末民初文人的著作證明了知識人參觀博物館的活動和意見，但是以上著作都並未詳述“博物館”作為一個外來概念，其自身的内容與歧異性。特别是博物館如何由概念轉變為實際的公衆文化場合，這一點在前人研究中並未注意，王正華所根據的史料主要是民國初年的史料，當時博物館與展會的數量雖然有限，但畢竟已經成為公衆（尤其是市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這並不能充分理解博物館由概念而落實的關鍵點何在。但如果我們將時段上溯到晚清光緒年間，從現存的各種出使日記、海外遊記、晚清筆記日記和文人著作中，便可發現，和其他所有借鑒西方的文化概念一樣，博物館或博覽會一詞的内涵有非常豐富的意義與轉變過程，值得進一步探討。
第三，程美寶嘗試處理兩個問題，一是知識體系變動中，傳統與西方的知識結構橋接協調（Negotiation）的問題。二是某類知識份子群體對國粹與西學的態度。然而程美寶的文章裏，雖然試圖透過蔡守的博物圖畫理解整個國學保存會面對國粹和西學的態度，但或許受限於史料，並沒有完整地描述國學保存會這個群體，而是較凸顯蔡守個人接收知識的歷程。因此從其文中並不容易理解該社群的認同核心以及這個社群在中西之間的態度。
第四，日本學者對於十九世紀博覽會的研究，也給予筆者相當的啟示。而區别則是，吉見俊哉的切入點是以現代化的視線為經，將西歐與美國所有的博覽會視為一互相影響、某方面有傳承、某方面有競爭而又具一定整體性的視覺文化現象來觀察。（較强調延續性，容易讓人覺得西歐是一整體）。透過不同主體的視覺線索，以及不同時期的功能“生產”“消費”的（線性）“演進”，來表明博覽會的進程。吉見氏强調在政府或是資本家的强力介入的前提下，以及權力如何被編織於文化機構中的理論。將博覽會作為了博物館以及其他具有視覺展示性場所的原型。因此，在吉見氏的論述中，不强調這些場所的“區分”，而是同質性。而吉見氏的著作通盤以現代化的觀點審視博覽會、博物館等展示文化機構，也與筆者從歷史學切入的角度不盡相同。這並非是基於對於史料的取材不同，而是因為吉見氏作為社會學家的本色使然；透過閱讀史料以及相關文獻，筆者認為在晚清的特殊時空脈絡下，有識之士對於不同的展示場所之所以使用不同的名詞，是因為在接受的過程中，對於這些不同場所之間的界線和判准存在著曖昧未清的意識，因此反應在名詞使用上。到後來，對於博物館的認識更加清楚，也就隨之將工藝、美術、博物、文物等詞彙做了趨近於現代的定義。其中含混或模糊的地方，其實正是晚清展示文化豐富内涵之所在。
最後，或許是受限於所見的史料，目前的研究文獻，多半針對晚清中國歷史上的博覽會或博物館等展示機構，而未能引入同時期其他國家的情形作為比較對象，這點其實相當可惜。雖然已有研究者注意到博覽會這一文化現象的西方影響因素，但是卻鮮少利用到日本的材料或是以日本作為比較對象。在西洋的展覽會中，同時作為被“觀看”並放在同一平臺上被“比較”的中日兩國，在這樣實際的外交競逐中，事實上，反過來刺激晚清的官員做了許多相關的努力。另外，明治維新以來，亦步亦趨地跟隨西方腳步的日本，留下了大量的赴外參訪萬國博覽會的報告書、新聞報道、官方與私人遊記以及研究著作等，這些資料不只是針對日本的情況，其中也旁涉許多中日同時參加博覽會時的實際情況，是一批尚未被充分利用，也尚未作為進入比較視野的資料。
四、結論：從晚清展示文化的文獻回顧中所延伸的問題
從前人的研究出發，筆者以為要更充分地理解晚清展示文化與社會變遷的關係，首先必須重新厘清各種術語的意涵與複雜的互用關係，將這些術語還原到歷史的時空裏，以便清晰地定義展示文化的内涵。並且將前人所收集的史料，進一步上溯至光緒年間，透過博覽會、博物館等概念的變化與落實，認清展示文化在晚清興起時的面目。此外，可以選取一個知識社群做具體的實證研究，透過這個社群成員間確實的互動去理解該社群的認同核心，這個社群具備怎樣的知識傳統，他們如何理解西方“展示”這一類的行為？對於展示文化在晚清的籌畫與落實又有怎樣的貢獻？基於這樣的考量，筆者將在未來的文章中，進一步延伸出如何選擇出一個這樣的知識群體，該知識群體又有怎樣的經驗和能力接受、理解、詮釋並落實這些展示機構。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歷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