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经学与史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经学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与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儒家经典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史书，如《尚书》是三代历史文献及部分追述上古史迹的材料，为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汇集，时间从尧到春秋初年；《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史，亦是现存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对《春秋》三传中的《左传》，朱熹等人认为《左传》是史学，不是经学。朱熹说：“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穀》是经学。”的确，《左传》保存的大量古代史料，对研究、了解先秦社会及思想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有人主张把它看作一部历史著作，而不是把它当作所谓的“经书”。包括《左传》在内的中国“经书”、“经学”中确实包含了史学等多方面的丰富内涵。所以古文经学家以孔子为史学家，认为“六经”乃前代的史料，孔子只是将这些史料加以整理，故按照时代的早晚为序，即按《易》、《书》、《诗》、《礼》、《乐》、《春秋》的排列为序。而今文经学家以孔子为教育家、哲学家、政治家，“六经”乃孔子作以教人之书，故“六经”的排列以其内容的深浅程度为序，即按《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排列为序。
在经学发展史上，有把儒家经典《易》、《书》、《诗》、《礼》、《乐》、《春秋》视为史籍的观点，认为“六经皆史”。如隋王通最早在《中说·王道篇》提出，《书》、《诗》、《春秋》是圣人所述之史。宋代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徐得之左氏国纪序》、明宋濂《龙门子凝道记·大学微》都有经即是史的说法。王阳明《传习录》提出“五经皆史”的见解，李贽《焚书·经史相为表里》明确提出“六经皆史”的见解。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易教》、《经解》、《原道》等篇里，系统论述此说，认为六经不是圣人为垂教立法而故意编造的，而是夏、商、周三代盛时各职守专官的掌故记载，是当时典章政教的历史文献，并指出六经皆器。这对于长期把六经视为载道之书的正统思想是一冲击。其后龚自珍的《古史钩沉》、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原经》，进一步发挥了六经皆史说。
蒙文通在对待经史关系问题上，既主张经史分途，批评六经皆史说，认为六艺经传是对诸子学的发展，不把它当作史料看待，今文学之理想与史学之史迹有别，经学非史学所能取代。又认为经、史有着一定的联系，六经据旧史以为本，邹鲁之言史与儒家经学相关，三晋史学转化为经学之古文学。由此，蒙文通主张研究经学不能只研究六经，要从研究传记、经说中发掘其有价值的思想，如果只研究经典本身，那只是史料学及古文献学，而于经学的思想意蕴有所未及。以下仅就蒙文通关于经史关系的见解，而不是对他的史学思想本身加以探讨。
（一）经史分途，批评六经皆史说
蒙文通在学术研究中，主张经史分途而不可相混，对六经皆史之说提出批评。他说：
今世言今、古学之大本已乖，又何论于改制托古、六经皆史之谈。盖此二说者，文无征于古，义或爽于正，固未可依之以断义。惟一舍此末世之浮辞，守先师之遗训，考其家法，推其条例，以致其密，说虽难备，义尚有归。……古史奇闻，诸子为详，故训、谶、纬，驳文时见。比辑验之，则此百家杂说，自成统系，若或邻于事情；而六艺所陈，动多违忤，反不免于迂隔。搜其散佚，譔其奇说，自足见儒家言外若别有信史可稽，经、史截分二途，犹泾清渭浊之不可混。
蒙文通对清代今、古文学均提出批评，认为其大本已违反道理，故今文学的托古改制之说与古文学的六经皆史之说都有问题。此二说从文字来源上无有征于古，从义理上则违背于正理，所以不能依据六经皆史说和托古改制说来断义。主张舍弃这些末世的“浮辞”，而未认同六经皆史之说。并通过考察古史与六艺的区别，主张经、史分途，认为古史于诸子百家说中记载为详，并自成系统，较近于史实；而六艺所陈述的，则有较多的违忤之处，不免于迂隔。故蒙文通通过考察和搜集史料，指出儒家孔氏乃一家之言，在儒家六艺言说之外另有信史可稽，所以他主张把经、史分为两途，就像泾渭之不可相混一样。蒙文通还通过记述三方史说之异、自己学术思想发展的经过，来进一步批评六经皆史之说。他说：
儒家六经所陈，究皆鲁人之说耳。盖鲁人宿敦礼义，故说汤、武俱为圣智；晋人宿崇功利，故说舜、禹皆同篡窃；楚人宿好鬼神，故称虞、夏极其灵怪。三方所称述之史说不同，盖即原于其思想之异。……余旧撰《经学导言》，推论三晋之学，史学实其正宗；则六经、《天问》所陈，翻不免于理想虚构；则六经皆史之谈，显非谛说。……至刘知几之《惑经》、《疑古》，更足征经、史之分途。晚近六经皆史之谈，既暗于史，尤病于史；似于刘氏所惑所疑，盖已了无疑沮，而于孔子所传微言大义，更若存若亡；此六经皆史、托古改制两说之所不易明，而追寻今、古之家法，求晋、楚之师说，或有当也。……晋、楚之史，不与邹鲁同科。三系之说明，而古史大略或可求也。……儒家言外，显有异家之史存于其间。
指出先秦时鲁、晋、楚三方史说存在着差异。三方称述之史说之所以存在着差异，是因为各家的思想有异。其中鲁人敦礼义，晋人崇功利，楚人好鬼神，故各地之学对人物有不同的评价。就晋、鲁、楚三方学术与史学的关系而言，三晋之学的正宗乃史学，即史学是晋学的正宗，而鲁人的六经之学和楚人的《天问》所陈述的，都不免有理想虚构的成分，而与史学之史实有别。就此而言，说鲁人的六经皆史，显然不是真实的道理。蒙文通并引刘知几《史通》的《惑经》篇和《疑古》篇以为同调，更加证明经、史之分途。认为晚清的六经皆史之说，是既不明于史，更有病于史；对于刘知几在《史通》中所惑所疑的经典之内容，似乎已无疑惑，然而对于孔子所传的微言大义，则更是若存若亡，无从把握。这正是六经皆史之说带来的迷惑而使人不易明了。由此，蒙文通主张追寻今、古文学的家法，求晋学、楚学的师说，认为这样则更为妥当。以分清鲁、晋、楚三方之学不同的特色，晋、楚之史与邹鲁的六经之学具有的区别。如果把鲁、晋、楚三系之说明白掌握之后，那么对古史也就大略掌握而可探求了。蒙文通得出的结论是，在儒家言说之外，显然有不同于儒家的史说存在。既然史说可不依赖于儒学而独立存在，故儒家经学与史学分为二途。
在其晚年代表作《孔子和今文学》中，蒙文通强调，六艺经传是对诸子思想的发展，不要把它当作史料看待。这表明在蒙文通看来，经、史是有区别的。他说：
其他各家重在理论的创树而忽视传统文献，儒家则既重理论又重文献，诸子以创树理论为经，儒家则以传统文献为经，只有明确了这种先秦诸子发展的情况，才能把握对汉代经学（主要指今文学，下同）的认识。认识了“六艺经传”是诸子思想的发展，才能认识汉代经学自有其思想体系，才不会把六艺经传当作史料看待。在肯定了经学自有其思想体系后，再来分析经学家所讲的礼制，才能看出这些礼制所体现的思想内容。明确了经学自有其思想体系，再结合诸子学派作“经”的事来看经师们所传的六经，就可知道六经虽是旧史，但经学家不可能丝毫不动地把旧史全盘接受下来，必然要删去旧史中和新的思想体系相矛盾扞格的部分，这样才能经传自相吻合。
指出儒家既重理论又重文献，把理论和文献二者结合起来，而诸子则只重理论而忽视传统文献，这体现了儒家区别于诸子的特色。认为只有明确了这种先秦时期儒家与诸子发展的情况，才能把握对汉代今文经学的认识。而只有明白了儒家汲取了诸子思想，较诸子百家更为全面，“六艺经传”是对诸子思想的发展，才能认识汉代经学自有它的思想体系，而不至于把六艺经传当作史料看待。可见六艺经传不同于一般史料，它是汲取了诸子思想之长，而对传统经典——六经的发展。蒙文通认为，儒学与诸子学互为采获，相互汲取，互相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儒家经学自有其思想体系，同时也汲取别家的“经”说，以充实自己。儒家经师所传之六经与百家说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此可知六经虽是以往流传下来的文献，具有旧史的成分，但经学家并非全盘照搬照抄以往的旧史，而是要删去旧史中与经学新思想相矛盾的部分，这样才能使经传吻合，而寻得六艺经传中的道。使儒学经说汲取诸子百家之长而得以大盛，在理论上较各家更为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