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宋神宗《资治通鉴序》(御制)
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语出《易·大畜卦》象辞“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意为君子应多多学习前贤的嘉言懿行,以蓄积自己的德行。畜(xù):积聚,储藏。又写作“蓄”。下面“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出自《易·大畜卦》彖辞。）,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书》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这是殷代宰相傅说对殷王说的话,载伪古文《尚书·说命下》,意为“王,人们追求增多知识,是想要建立事业”。）。”《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
汉司马迁石室金匮之书（(chōu):缀辑。石室、金匮:皆汉代藏书之所。）,据左氏《国语》（左氏《国语》:相传《国语》为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作。）,推《世本》（《世本》:记述黄帝以来至秦代帝王公侯卿大夫世系和事迹之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十五篇,原书大约亡佚于宋代,现有清代学者的辑本多种。）、《战国策》、《楚汉春秋》,采经摭传,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罔:渔网,张网捕捉。这个意义后世作“网”。）,考之行事,驰骋上下数千载间,首记轩辕（轩辕:即黄帝,姬姓,居于轩辕之丘,故名。）,至于麟止（麟止:据《史记·太史公自序》,“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是说《史记》的记事下限止于汉武帝获白麟,事见《汉书·武帝纪》太始二年诏。）,作为纪、表、世家、书、传,后之述者不能易此体也。惟其是非不谬于圣人,褒贬出于至当,则良史之才矣。
若稽古英考（稽古:考察古史。稽,考核。英考:指宋英宗赵曙,1063—1067年在位。考,指亡父。）,留神载籍,万机之下,未尝废卷。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翻阅（秘阁:宋代皇家藏书之所,建于宋太宗时期。）,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周威烈王(?—前402):名午,周考王子,前425—前402年在位。）,讫于五代。光之志以为周积衰,王室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平王东迁,齐、楚、秦、晋始大,桓、文更霸,犹托尊王为辞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由也。
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敎,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治忽:治理与忽怠,指国家政治的治乱,语出《尚书·益稷》。）,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典刑:旧法、常规,语出《诗经·大雅·荡》“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刑”,通“型”。）,册牍之渊林矣。
荀卿有言:“欲观圣人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欲观圣人之迹”句:语出《荀子·非相》。粲然,明白的样子。后王,近代之王。）。”若夫汉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谓“吾无间焉”者（吾无间焉:语出《论语·泰伯》“禹,吾无间然矣”。意为对于禹,我没有什么可以非议。）。自余治世盛王,有惨怛之爱（惨怛(cǎndá):忧痛。）,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俭勤畏,亦各得圣贤之一体,孟轲所谓“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武成》:伪古文《尚书》篇名。）”。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履霜之渐:语出《易·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意为走在霜降的地面上,便可知凝成坚冰的寒冬时节就要来到。渐:渐进,逐渐。）。《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语出《诗经·大雅·荡》,意为商的历史借鉴不远,就在夏代(指夏桀亡国)。周人称夏朝为夏后氏。）。”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
讲评
本篇选自标点本《资治通鉴》卷首。序末原附司马光一段文字:“治平四年初开经筵,奉圣旨读《资治通鉴》。其月九日,臣光初进读,面赐御制序,令候书成日写入。”
中国传统史学强调经世致用,到了宋代,随着《资治通鉴》的问世,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获得新的发展,表现在史学“垂鉴资治”思想的明确提出,以及“资治”史学在历史编纂实践上所取得的空前成就。宋神宗的这篇御制序,可以说是对《资治通鉴》一书“资治”意义的一个十分精要的阐述,其核心意旨在于史学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反映出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在以往强调“彰善瘅恶,树之风声”的伦理道德功能基础上,发展为对“垂鉴资治”的政治功能的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
这篇序文包含了“资治”史学的重要主张。首先,“资治”史学认为无论是士人道德的培养还是君王大业的建立,都需要“多识前言往行”,向前代圣贤学习,从历史中获得智慧,而经过孔子整理编定的《诗》、《书》、《春秋》等儒家经典,“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故为“资治”史学的源头和典范,是“多识前言往行”的最好教材。其次,“资治”史学强调通观古今,是一种“会通”的史学。汉代司马迁《史记》130篇,“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上记黄帝,下至汉代,“驰骋上下数千载间”,是纪传体史书“资治”史学的“良史”之作,而司马光受诏编纂的《资治通鉴》,不仅继承了《史记》广征博采、会通古今的史学传统,而且采用了更适于通观古今的编年体通史体例,编纂思想明确,内容简明扼要,因而“垂鉴资治”的价值更为突出,可谓《春秋》之后,编年体史书最具“资治”功能的经典之作。再次,“资治”
史学不仅要求向经典学习,向前代的圣王贤人学习,同时也十分重视学习和总结近代的历史经验,即所谓“法后王”。事实上,司马迁撰著《史记》,就特别重视对秦代历史的探究和总结,表现出“法后王”的卓越史识,这是因为近代历史往往与当代社会政治息息相关,历史事实也更加真切明白,其鉴戒意义也更有针对性,如汉之于秦、唐之于隋、宋之于五代历史的总结借鉴都是如此。
传统史学强调经世致用,是与中华文化“信而好古”、崇尚传统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历史学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资治”史学诚然为史学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并非全部。“垂鉴资治”的编纂思想,决定了《资治通鉴》在史料选择乃至历史考据上,始终有一个政治道德原则和取舍标准。
如《资治通鉴》不载文人、高士,就与此有关。这篇书序充分体现了宋代统治者的政治意志,对《资治通鉴》的编纂具有很大影响,使《资治通鉴》的编纂意旨更加集中到治国理政的基本主题上。司马光死后,《资治通鉴》险遭当政的反对派毁版,因为有这篇御制序,当事者才不敢轻举妄动。可以说,这篇书序保护了《资治通鉴》一书,使其免遭厄运。
思问录
简论宋神宗御制序与《资治通鉴》编纂的关系。
选文·司马光《进书表》
臣光言:先奉敕编集历代君臣事迹,又奉圣旨赐名《资治通鉴》,今已了毕者。
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揆(kuí):揣测,估量。）,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私家力薄,无由可成。
伏遇英宗皇帝,资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敷(fū):布,施。）,思历览古事,用恢张大猷（猷(yóu):计谋、谋划。）,爰诏下臣,俾之编集。臣夙昔所愿,一朝获伸,踊跃奉承,惟惧不称。先帝仍命自选辟官署,于崇文院置局（崇文院:宋代皇家藏书之所,建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用以收藏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书籍。）,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以内臣为承受,眷遇之荣,近臣莫及。
不幸书未进御,先帝违弃群臣。陛下绍膺大统（绍膺大统:即位为帝。绍膺:接续,承受。）,钦承先志,宠以冠序,赐之嘉名,每开经筵（经筵:为皇帝研读经史而举行的御前讲席。）,常令进读。臣虽顽愚,荷两朝知待如此其厚,陨身丧元,未足报塞,苟智力所及,岂敢有遗!会差知永兴军（永兴军:路名,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以衰疾不任治剧,乞就冗官。陛下俯从所欲,曲赐容养,差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及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前后六任,仍听以书局自随,给之禄秩,不责职业。臣既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抉擿(juétì):挖出,挑(tiǎo)出。）,校计毫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开局,迨今始成,岁月淹久,其间抵牾,不敢自保,罪负之重,固无所逃。臣光诚惶诚惧,顿首顿首。
重念臣违离阙庭（阙庭:宫阙,此指朝廷。阙,古代宫殿前所立双柱。）,十有五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顾以驽蹇（驽蹇(nújiǎn):低劣迟钝。驽,劣马。蹇,跛、迟缓。）,无施而可,是以专事铅椠（铅椠(qiàn):均为古代用以书写的文具,此指文字著述。铅,铅粉笔;椠:木片。）,用酬大恩,庶竭涓尘,少裨海岳。臣今骸骨癯瘁（癯(qú)瘁:瘦弱憔悴。癯,瘦。瘁:面色黄瘦。）,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愿:老实。）,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矜(jīn):注重,谨防。）,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懋(mào):盛大。）,跻无前之至治（跻(jī):升,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谨奉表陈进以闻。臣光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讲评
本篇选自标点本《资治通鉴》卷末。这篇《进书表》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资治通鉴》最后修成时,与《资治通鉴》成书一同奏上。
自从司马迁开创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以后,纪传体正史代有继作,到司马光时代,已经产生了17部正史,1500卷以上,又几乎都是采用班固《汉书》断代为史的体例,将一个朝代的历史,分述于纪、志、表、传等不同部分,卷帙既繁,叙事又不相连贯,对于一般士人读史造成很大的困难,于是出现史书多了,而“史学浸微”、“行将泯绝”的局面(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序)。这种情况引起作为一名史家的司马光的严重忧虑,于是他下决心“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为世人、为统治者提供一部主旨明确、简明实用的编年体通史。
司马光的史学实践,对于现代史学研究不无启示意义。历史学家或史学工作者,应该关心史学的社会价值,关心时代发展对史学的要求,关心“普通读者”读史、学史的需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扎实严谨的方法、生动雅致的史笔,撰写出更多有益于社会人生的历史著作。
司马光的经历还告诉我们,历史学是一项赋有理想、需要奉献精神的伟大事业。从治平三年(1066)受命编写《资治通鉴》,到元丰七年(1084)最终完成,他将自己从48岁到66岁的整整十九个年头,都投入到《资治通鉴》这部巨著的写作上,“研精极虑,穷竭所有”,长年不懈地从事写作,书成两年后病逝。表文中“臣之精力,尽于此书”,道出了他的肺腑之言,他作为历史学家所具备的高尚的责任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奉献精神,至今令人敬佩!表文最后,他真诚希望最高统治者对这部凝结着他一生心血和政治理想的史著能“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把国家治理好,让生民蒙受其福。在《资治通鉴》问世后的近千年间,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对此书无不重视有加,奉为治国的龟鉴。然而,昏君、乱主,代有其人。司马光曾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看来史学“资治”功能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历史学家的理想和努力,还取决于统治者的政治智识和切实的行动。
选文·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古者国各有史以纪年书事,晋《乘》、楚《梼杌》虽不可复见（《乘》、《梼杌》(táowù):分别为晋国和楚国的史书名,见于《孟子·离娄下》,“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春秋》经圣人笔削,周辙既东（周辙既东:指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周平王宜臼由镐京(今陕西长安县西北沣河东岸镐京村附近)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市),重建周朝,即东周。）,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二百四十二年事:《春秋》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计二百四十二年。）。秦灭诸侯,燔天下书（燔(fán):焚烧。）,以国各有史,刺讥其先,疾之尤甚。《诗》、《书》所以复见者（见:即“现”,出现。）,诸儒能藏之屋壁。诸国史记各藏诸其国,国灭而史从之,至汉时,独有《秦记》（《秦记》:记战国时秦国史事,已亡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