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治今湖南衡阳市)人,是清代重要的思想家,著名学者。《读通鉴论》是他晚年的力作。像胡三省一样,王夫之也是带着亡国的悲愤撰写此书,他著书的目的就是要真正地以史为鉴,通过《资治通鉴》深刻地反省历史上的成败得失,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他对“资治通鉴”意义的阐发超越前人,他认为所谓“资治”,“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以史为鉴,不只是因之照见历史的得失而已,还必须对这些得失加以深刻的思考,“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下册,955~9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又认为历史要起到“资治”的作用,要做到“述往以为来者师也”,就必须写出“经世大略”,“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王夫之:《读通鉴论》卷6《光武》一〇,上册,135页。）因此,王夫之读《资治通鉴》,非常注重总结“经世大略”,如“知人安民,帝王之大法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1《高宗》八,下册,626页。）;“故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0《三国》一一,上册,270页。）;“明君之治,择守令而已,守令不易知,择司铨司宪者而已”（王夫之:《读通鉴论》卷30《五代下》一六,下册,935页。）;“人君之待谏以正,犹人之待食以生也。绝食则死,拒谏则亡”（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5《宪宗》六,下册,760页。）;“法贵简而能禁,刑贵轻而必行”（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2《玄宗》一,下册,651页。）;“非法之难,而人之难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4《宣帝》一七,上册,88页。）;“一代之制,各因其时”（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1《高宗》八,下册,624页。）;“事随势迁,而法必变”（王夫之:《读通鉴论》卷5《成帝》八,上册,105~106页。）;“损其恶,益之以善,而天下遂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30《五代下》一三,下册,932页。）。同司马光一样,王夫之亦认为“君臣、父子,人之大伦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8《五代上》二〇,下册,889页。）,“名教之于人甚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8《后主》二,中册,538页。）,强调纲常之制、人伦教化是治国的根本。
此外,王夫之论《资治通鉴》能够从客观事实出发,突破前人成见,指出司马光叙事立论中存在的问题。如对于唐中叶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二王八司马”的革新运动,过去史家都“极其贬诮”,《资治通鉴》中亦以“邪党”（《资治通鉴》卷236《唐纪》五二,16册,7617页。）称之,王夫之认为“平心以考其所为”,这种态度是不公正的。“二王八司马”集团“自执政以后,罢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贬李实,召陆贽、阳城、以范希朝、韩泰夺宦官之兵柄,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5《顺宗》,下册,751页。）。又批评《资治通鉴》关于唐代“牛(僧孺)、李(德裕)维州之辨”的议论,不是从当时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根据现实政治需要来评断古人,有违于历史著述的基本原则。他说:“牛、李维州之辨,申牛以诎李者,始于司马温公。公之为此说也,惩熙丰之执政用兵生事,敝中国而启边衅,故崇奖处之说,以戒时君（司马光在边防问题上,一贯主张交邻以信,反对轻开衅端。唐文宗时,吐蕃维州(治今四川理县东北)副使悉怛谋举城降唐,时任西川(治成都府,今四川成都市)节度使的李德裕主张受降,然后深入西戎腹心,洗雪以往屡败之耻;宰相牛僧孺不同意,认为如失信于吐蕃,会招来大祸。文宗最终采纳牛僧孺的意见,下诏李德裕将维州城还给吐蕃,并护送悉怛谋及所偕人众回吐蕃。结果,悉怛谋等至边界时,被吐蕃全部杀害。12年过后,武宗会昌三年(843),李德裕任宰相,追论此事。《资治通鉴》记李德裕追论维州之事时,司马光特意写了一段“臣光曰”,认为“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资治通鉴》卷247《唐纪》六十三,17册,7978页)。）。夫古今异时,强弱异势,战守异宜,利害异趣,据一时之可否,定千秋之是非,此立言之大病,而温公以之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6《文宗》四,下册,790页。）总之,治史以求“经世大略”,“览往代之治而快然,览往代之乱而愀然,知其有以致治而治,则称说其美;知其有以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下册,955页。）,这就是王夫之治史的目的,评史的境界。读者通过《读通鉴论》再反观《资治通鉴》,会对历史上治乱兴衰之迹,获得更加深刻的认识。
《读通鉴论》全书30卷,依朝代和帝王顺序编排,每一朝代或每一帝王之下分为若干篇,每篇选取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加以评论。卷末另附《叙论》4篇,集中说明该书的著述目的和指导思想。现有中华书局1975年舒士彦的校点本,阅读起来很方便。
四、《资治通鉴》学习中应注意的问题
1.编年体史书的特点
与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不同,编年体史书是以时间为本位,按时间顺序排列史事,因此一个人的事迹,或一个历史事件,会被编排在不同的时间下,有些长时段的史事,会分散在不同的卷次中;前面提到,司马光为了读史的方便,在编写时,已经尽量注意前后照应,首尾完整,但在依时系事的原则下,不同的事件被排列在一起,而相同的事件被隔绝分开的情况,仍会给阅读带来不便,《通鉴纪事本末》的编纂,很大程度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次编选教材,在每一个小题确定之后,在选文上也十分注意将有关的材料尽量集中,删去与之无大关系的其他记事,但要注意的是,这并非《资治通鉴》原书的面貌。
2.《资治通鉴》纪年的方法
《资治通鉴》作为以时间为本位的编年体通史,如何处理历史纪年是个大问题。关于《资治通鉴》的纪年问题,有几点需要说明。首先,《资治通鉴》采用当时第一流天文历法专家刘曦叟的《长历》为纪年依据,依《长历》来辨定旧有史籍记事的时间(朔闰、甲子),故历法上的错误较少。其次,《春秋》记事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季节),以时系年”（杜预:《春秋左氏传序》,见《文选》卷45,5册,203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资治通鉴》作为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还要以年(号)系君(主),以君系朝(代),故其顺序为朝代、帝王、年号、季、月、(干支)日,如《唐纪》九太宗贞观三年(629),“秋,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资治通鉴》卷193,13册,6065页。）。再次,《资治通鉴》记载从战国到五代一千多年的历史,其间列国对峙或分立的时间很长,朝代变更、皇帝改元的情况很多,给编年体通史的纪年带来难题。对此,《资治通鉴》的处理办法是只取一国、一帝(即一种)年号,对同时存在的其他年号不予注出。在古代,史书年号的选用涉及以哪个王朝为中心、为正统的问题,宋代史家对此争论得很激烈。统一时代的纪年问题不大,但三国、南北朝、五代这样分裂的时期,用谁的年号纪年就是一个问题。司马光采取了比较客观务实的办法,先理出一个历代王朝的传承系统,然后就以这些朝代的年号纪年,所谓“借年纪事”,执简御繁。在《资治通鉴》卷六九《魏纪》一的一段“臣光曰”中,司马光对此作了说明: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胡三省注云:“‘魏’下当有‘晋’字。”）,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在《答郭长官纯书》中,司马光又解释说:“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记事尔,亦非有所取舍抑扬也。”（司马光:《传家集》卷61《答郭长官纯书》,1094册,546页。）所以,我们在《资治通鉴》中看到,三国鼎立时期,只用曹魏的年号来纪年,不用蜀、吴的年号,南北朝则全用南朝年号,直到隋文帝开皇九年(589)隋灭陈,陈亡后,始用隋的年号开皇十年。《资治通鉴》的这个纪年办法,存在一些问题。且不说当时的一些学者从正统观点出发,对《资治通鉴》记三国历史以曹魏年号纪年加以非议(他们认为应该以刘备的蜀汉年号纪年,如朱熹在他的《通鉴纲目》中就是这样做的),从读史的角度来说,这种方法也是有缺点的。一部史书既然写南朝,也写北朝,甚至北朝的事情写得比南朝多,不分注北朝年代,就使读者茫然不辨;纪年为南朝,记事则为北朝,很不方便,也不合乎事实。（参见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25~26页。）关于《资治通鉴》纪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皇帝改年号的问题,有时同是一年,会有两个、甚至多个年号,比如,上半年是一个年号,下半年则改为另一个年号,对这种情况,《资治通鉴》也只选一个,就是最后一个,以求整齐划一,眉目清晰,但这个办法也有不便之处。举例来说,公元710年这一年,唐朝历史上实际有三个年号:先是上接唐中宗(李显)景龙三年(709)的“景龙四年”;到六月,中宗被毒杀,少帝李重茂即位,改元唐隆,又为“唐隆元年”;不久,临淄王李隆基起兵,睿宗李旦即位,七月,改元为景云,又为“景云元年”。在《资治通鉴》中,本年纪年从一开始就称景云元年,上接中宗景龙三年,其余年号皆未分注。胡三省感到有必要加以说明,在“景云元年”之下,加了一条小注说:“是年六月改元唐隆,七月改元景云。”（《资治通鉴》卷209,14册,6639页。参见《新唐书》卷4《中宗本纪》,109~113页同书卷5《睿宗本纪》,115~117页。）这样的胡注,对我们阅读《资治通鉴》是有帮助的。
3.加强自主学习能力
《资治通鉴选讲》是大学通识教育的主干课程之一,其目的不仅仅是历史知识的普及,还在于传统文化经典、古籍原著阅读能力的训练与提高。
本书的基本体例由专题式的单元、选文、注释、讲评、思问录和延伸阅读六个部分组成,每一个单元都有一篇导论性质的解题文字,帮助读者了解这一单元的主题和基本内容;每篇选文之后的讲评则是对选文主旨及其内容的分析和点评。尽管每篇讲评各有侧重,各具风格,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揭示问题、理清线索、引起思考、指导进一步阅读学习方面,选文讲评与单元解题、思问录以及延伸阅读,是相互联系、相互照应的,其总的目的在于帮助读者把握选文内容、了解和关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并指示进一步学习与研究的门径。
为了帮助学生较好地理解原文,辅助自学,本书为每篇选文编写了详备的注释,也希望学生借助注释拓宽自主学习的范围,进而能够利用有关的工具书和专业文献,独立解决在阅读中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切实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要想真正领略《资治通鉴》的魅力,首先应该透彻地理解原文,不仅把握其段落大意,而且准确地理解关键的字词,仔细体会司马光遣词造句的用意与风格。另外,可以选择一些《资治通鉴》的名篇佳段反复诵读,这样既有助于透彻地理解原文,还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自己的文章写作能力。
延伸阅读
宋衍申.司马光评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
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顾栋高撰,冯惠民点校.司马光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0
瞿蜕园.通鉴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柴德赓.资治通鉴介绍.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
陈光崇.通鉴新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张煦侯.通鉴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
刘乃和,宋衍申主编.资治通鉴丛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