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熹视野中，“孟子之学盖穷理集义为始、不动心为效。盖唯穷理能知言，唯集义为能养其浩然之气。理明而无所疑，气充而无所惧，故能当大任而不动心。考于本章，次第可见矣”。朱熹是站在格物致知的观念立场上诠释孟子的学说，并诠释以意逆志命题为其格物致知的具体落实。对格物方法既作一般的阐述，也有细致的分析。“朱熹言格物，实分为三：做事、读书、识心。……朱熹格物的根本方法固然是要确立理的优先性存在及其对物的支配性，但这种确立必须通过具体的物来实现。事实上，这不仅是在识心的方法所见到的原则，而且也同样见之于读书与做事。道理是在主观之外的，需要穷理者于客观的对象，即书与事中来求得。”他所论说的以意逆志读书就是寻求义理的格物方式。
在朱熹看来，“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天下之理”，故“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他强调，“这读书，是要得义理通，不是要做赶课程模样”。认为“解说圣贤之言，要义理相接去。如水相接去，则水流不碍”。读书从属于“即物而穷其理”的格物致知范畴，因此排除私意是其过程中的关键。因此，朱熹主张的就是：“孟子说‘以意逆志’者，以自家之意逆圣人之志。如人去路头迎接那人相似，或今日接着不定，明日接着不定，或那人来也不定，不来也不定，或更迟数日来也不定，如此方谓之‘以意逆志’。……人若能虚心下意，自莫生意见，只将圣人书玩味读诵，少间意思自从正文中迸出来。不待安排，不待杜撰，如此方谓之善读书。”
其以意逆志读书强调的就是程子所论：“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朱熹主张一切须自我胸中流出，也主张万法都从心中流出；但又另开一面，主张从外面流入，来扩大己心，发明己心。“人之所以学者，以吾之心未若圣人之心故也。……故学者必因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因圣人之意以求天地之理。”朱熹主张以意逆志读书，其读书穷理是格物致知法则的具体方式。“本心陷溺之久，义理浸灌未透，且宜读书穷理。常不间断，则物欲之心自不能胜，而本心之义理自安且固矣。”读书对本心的获取因此成为格物致知的重要组成，同时读书过程排除私意以获取圣人本意、恒常义理是其读书关键。
更进一步看，作为格物致知方法具体方式的以意逆志读书是朱熹建构儒学特质的主题中生成的。朱熹以意逆志读书所解决的问题是现实与思想的双重环境构成的。朱熹认为：“世衰道微，异论蜂起，近年以来，乃有假佛释之似以乱孔孟之实者。其法首以读书穷理为大禁，常欲学者注其心于茫昧不可知之地。”他强调：“儒者之学，大要以穷理为先。”“吾儒更著读书，逐一就事物上理会道理。”
在朱熹看来，“陆氏不穷理”。“陆子静之学，看他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把许多粗恶底气都把做心之妙理，合当恁地自然做将去。”朱熹认为其在读书上不平心，是以意捉志：“陆子静之学，自是胸中无奈许多禅何。看是甚文字，不过假借以说其胸中所见者耳。据其所见，本不须圣人文字得。他却须要以圣人文字说者，此正如贩盐者，上面须得数片鲞鱼遮盖，方过得关津，不被人捉了耳。”
“理学诸儒则在针对释老而求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朱熹强调儒释之异，批判近世“假佛释之似以乱孔孟之实者”以建构圣贤之学。
吾以心与理为一，彼以心与理为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见处不同，彼见得心空而无理，此见得心虽空而万理咸备也。虽说心与理一，不察乎气禀物欲之私，是见得不真，故有此病。《大学》所以贵格物也。
儒、释之异，正为吾以心与理为一，而彼以心与理为二耳。然近世一种学问，虽说心与理为一，而不察乎气禀物欲之私，故其发亦不合理，却与释氏同病，又不可不察。
世衰道微，异论蜂起，近年以来，乃有假佛释之似以乱孔孟之实者。其法首以读书穷理为大禁，常欲学者注其心于茫昧不可知之地……盖亦有自谓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辞气之间，修己治人之际，乃与圣贤之学有大不相似者……夫读书不求文义，玩索都无意见，此正近年释氏所谓看话头者……
朱熹强调“大学所以贵格物也”直接针对的是近世一种学问，虽说心与理为一，而不察乎气禀物欲之私。而其“大学”的建构，应对的是佛释之学“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
仁甫问：“释氏之学，何以说为‘高过于大学而无用？’”曰：“吾儒更著读书，逐一就事物上理会道理。他便都扫了这个，他便恁地空空寂寂，恁地便道事都了。只是无用。德行道艺，艺是一个至末事，然亦皆有用。释氏若将些子事付之，便都没奈何。”
“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古之为教者，有小人之学，有大人之学。……大人之学，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也。”在朱熹看来，佛释不读书。因此，他从辟佛的角度讲读书穷理，强调读书穷理是儒学与佛释区别所在。
在朱熹的视野中，从学术的历史角度看，“《论语》不说心，只说实事。《孟子》说心，后来遂有求心之病”；而从学术的现实格局看，“圣人之学，本心以穷理，顺理以应物……释氏之学，以心求心，以心使心”。朱熹一方面认同孟子说心，又关注到现实的“求心之病”，他把圣人之学与释氏之学对立起来，反对现实语境中释氏之学的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因此，他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与知识谱系中，沿着儒学的内在理路建构以意逆志读书法；其读书论题就在突破释氏之学的弊端显示出意义。
朱熹的以意逆志读书法，从语境来看，是宋代语境中辟佛的儒学方法建构。朱熹应对各种对手形成的观念，是其自我立场上对孟子以意逆志命题的转换，但这种转换是应对佛禅而生的对孔孟内圣之学、为己之学的方法奠定。同时，儒学的核心是道德哲学，朱熹把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之学凸现为“以己之意迎取圣人之志”的道德活动。“学”在朱熹的视野中呈现多种形式，其有为己之学的共同内涵。读书具有为己之学的特质，朱熹强调切己体察。“读书与存心同。”读书又是圣人之学。“人惟有私意，圣贤所以留千言万语，以扫涤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恻隐羞恶之心，《六经》不作可也。”
总的来说，朱熹“以自己之意迎取圣人之志”的以意逆志诠释所建构读书法，是在其应对佛释之学挑战而建构圣贤儒学的论题中展开的。
三、意义与回响
朱熹平心以待的以意逆志读书法诠释，是在其应对佛释之学、建构圣贤儒学的论题中展开的，是时代语境与知识谱系背景中的产物。同时，“所有的思想者的思想，是针对着自己的问题来展开的，而自己的问题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现实的与思想的双重环境构成的”。因此，朱熹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就可以从两个向度衡量：一个是解释命题形式、呈现命题历史面貌的学术史，一个是讨论命题问题、解答命题所提问题的思想史。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朱熹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呈现孟子命题的形式，揭示其历史内涵，得到了后人认同。虽然朱熹是在理学立场上诠释以意逆志命题，并实现了语义扩展与适用范围扩展，但其呈现了以意逆志命题的孟子之学面貌。
具体来说，朱熹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把孟子以意逆志说《诗》解释为“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并进一步扩展为“以自己之意迎取圣人之志”的读书法。从具体的《诗》文本到所有的经文本，从《诗》人之志、作者之志到圣人之志。这种语义与范围的扩展，在孟子的视野之中。“大抵圣贤之言，多是略发个萌芽，更在后人推究，演而伸，触而长，然亦须得圣贤本意。不得其意，则从哪处推得出来？”“须是本句透熟，方可推。若本句不透熟，不惟推便错，于未推时就错了。”朱熹平心以待以意逆志读书法诠释，是其推究圣贤之言的自觉实践。
“大凡朱子说经主求本义，本义既得，乃可推说，一也。经之本义只有一是，不能二三其说，二也。有非经之本义二说自可存者，三也。”朱熹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是把握孟子的本意而作的推究、引申。其由“以意逆志”命题意－志形式推究与引申出己意—作者之意的关系，强调迎取等待的方式，并认同可理解性等等观念，是孟子之学视野的凸现。“朱子之四书学，乃是绾经学与理学而一之。使经学益臻于邃密，理学益臻于深沉。”朱熹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并非以孟子语作一起头，借以自发己意。他务求发得其本义而力戒自立新说的经学精神，使得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以呈现孟子本义为目的。其诠释进一步赋予孟子以意逆志命题以形式与知识的意义。
可以说，朱熹在理学立场上所作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达到了其对孟子本义解释的注释目的。他对以意逆志命题的诠释，始终在命题形式的框架中，而且包含汉代赵岐汉学立场的解释。因此，众多后世诠释者接受认同朱熹的字词解释。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朱熹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与知识谱系中应孟子问题而展开。其命题诠释也是对孟子命题所提理解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而生成的理解思想。
与孟子命题以心求心的诠释思想比较，朱熹诠释以意逆志命题显示的诠释观念是平心以待。这种差异在于朱熹认同孟子命题呈现了以心求心理解路径的同时，又强调“《孟子》说求心，遂有求心之病”，更关注现实的“求心之病”。所以其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客观上是应对现实的“求心之病”而寻求的存心之术，是对孟子以意逆志命题所提出问题与所指路向的进一步讨论与方法的具体落实。
平心以待的以意逆志读书法诠释显示的首先是一种理解技艺。这种技艺与己意以求不同，“朱子教人要能具备虚心、专心、平心、恒心、无欲立己心、无求速效心、无好高心、无外务心，无务杜撰穿凿心，能把自己放低，退后，息却狂妄急躁，警惕昏惰闲杂。能如此在自己心性上用功，能具备此诸心德，乃能效法朱子之读书”。
朱熹论读书有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等多种术语，而平心以待的以意逆志读书是其精神核心所在。论者强调“考亭以意逆志于千百世之下，大破汉儒之彀”。认为“大约淳煕以前无舍序言诗者。淳煕以后遵《集传》废序者十之九矣。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序所云：‘发乎情止乎礼义’者，无邪之说也，本乎孔子者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集传》去序言诗，求诗人之志于千载之上，以意逆志之说也，本乎孟子者也。”后世论者把朱熹的就诗论诗的方法理解为“以意逆志”。“朱子以诗求诗，是就诗之字面文意以得是诗之何为而作。正孟子以意逆志者。”
“朱熹对孟子‘以意逆志’的重新诠释，实则是对《毛序》误用其说、对《诗》篇篇论之以‘美刺’而不顾《诗》之本义的有力辩驳”，而且“朱熹‘以《诗》言《诗》’标志着中国经典解释学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以《诗》解《诗》的《诗经》诠释方法仅仅显示诠释对象选择，而平心以待以意逆志诠释更显示朱熹《诗经》诠释方法的核心。更重要的是其以自己之意迎取圣人之志的以意逆志方法，适用范围扩展到整个经文本。因此，“朱熹在《诗》学中建立起的方法论原则，实际也就历史地为整个新兴的理学经学建立起了与汉唐古典经学截然不同的方法论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