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启蒙的标志，是城郭的建立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对于这条本没有路的路，考古学上称之为“蜀布之路”，通过这条路，古蜀人的蜀布和丝绸得以行销海外。
狭长的茶马古道上走来一队身着长衫的商人，驮着丝绸和铜器，怀揣着海贝一样的钞票……一路风尘，一路潇洒，换了骆驼换马帮，换了马帮换挑夫……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日夜兼程。
3000年前，这些商队频频来到当时的三星堆古国，他们来自于今天的西亚或中亚地区，他们带来了诸如象牙、海贝等富有西亚、中亚特色的货物，而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用这些象牙和海贝交换古蜀国著名的蜀锦、蜀布等等。
这些远道而来的商队大抵从今天的缅甸、印度出发，我们来看看他们行进的路线图：从成都原点出发，一路向南，过缅甸，涉两河流域、印度洋，以至到更远的地方……再经大理、禄丰、昆明、晋宁、楚雄、曲靖、凉山、茂县，回到故乡成都……
这条路满是荆棘、悬崖、沼泽、高山、湖泊，这条路原本没有路，更多的是栈道，很是艰难。对于常人而言，这是一条不归路，往返一趟不是以月计，而是以年计……这条路是险路，只要上路，都得做好“上路”的准备……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对于这条本没有路的路，考古学上称之为“蜀布之路”，通过这条路，古蜀人的蜀布和丝绸得以行销海外。
这是一幅幅定格在古丝绸之路上的精彩的历史画卷。这些画面就是我们的先民生存和发展的“清明上河图”。
就是今天，我们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也要折腾数日。3000年前后，恍若隔世……
他们是古蜀商业文明漂洋过海的拓荒者……
人类的繁衍史告诉我们，“商”的启蒙，其最为重要的标志，是城郭的建立。
由城郭到城市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无疑是“商”的积累和“文”的叠加，因为城市是生产力迈向一个新向标的重要标志，是文明社会到来的重要表征。
对于古蜀这块神秘之地而言，那个叫“三星堆”和“金沙”的地方，无疑是他们的城郭。我们今天难以想象，3000年前这里是城郭还是城市，但从地下出土的大批精美的文物中不难看出，这里至少已经是规模庞大的“城郭”了，进一步挖掘那些“天外来物”，专家也为之惊叹，甚至可以断定它们已经完成了从“城郭”到“城市”的艰难转型。
古代称为城郭，城墙内为城，城墙外为郭。
考古勘测和发掘表明，三星堆古城址总面积为2.6平方公里，而紧紧相依相偎的金沙遗址分布面积也在4平方公里以上，遗址范围北达蜀汉路，东临青羊大道，西至三环路，南接青江路，是当时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国又一都邑所在。同样，在三星堆周围12平方公里内，分布着10多处密集的古遗址群，显示三星堆古城有可能为密集聚落之中的内城。
三星堆城郭已有12平方公里之广，在世界史前文明的城市中，极为罕见。笔者的好朋友，三星堆文化研究专家吴红和季元龙先生如是断言，斯时，三星堆和金沙已经堪称“世界级大城市”了。
令人惊奇的是，三星堆时期的城市规划业已形成，城郭布局严谨，以中轴线为城市区域的核心进行规划。几个重要遗址，如宫殿区、作坊区，都分别位于中轴的不同区段上。中轴线南端，南城墙内外，以及中轴线的东、西两侧，东、西城墙以内，都有着密集的文化遗迹。
生活区有大片房舍遗迹，生产区发现陶窑、玉石器作坊、大量生产工具、手工业成品、半成品。还发现青铜作坊，有陶质坩埚和铸造青铜器的泥芯。
城内还发现相当完善的排水系统。显然，这是经过严密的勘测、设计而修筑的，绝不是由村落自然形成发展而来。
文明对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两个中国重量级历史元素而言，已经成为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有效载体，而不是理想和奢求。
吴红先生还测算，三星堆王都内城面积为2.6平方公里，约有16383户，以每户五口计，应有81915人。如果加上外城12平方公里的人口，估计有20余万人。
三星堆王国所在地，是一座规模宏大、气宇俨然的王都。
令人骄傲的是，吴红先生在作了一番比较之后还惊奇地发现：同一时期，世界诸大文明城市和三星堆、金沙遗址王都比起来，都要小得多。
古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梅里姆达（Merimda）遗址，经C-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3820+350年，面积18万平方米，估计人口约有16000万人。前王朝时期的希拉康坡里（Hierakon
Polis）遗址，由一个中心城市和周围的乡村组成，面积约5万平方米，人口约4000到10000人。
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早期城市乌尔古城约 1平方公里，乌鲁克的城墙长2公里，苏美尔古城的人口估计在7000~20000之间。
古印度文明的著名古城摩亨佐?达罗，占地为2.5平方公里，人口估计有3万人。
即使比三星堆、金沙遗址晚1000多年的中原商都城安阳（河南郑州附近），其规模也远远不能与之相比。
因此，从这些如此丰富多彩的载体上，只需略加整理，从中抽取出一些“商元素符号”，便可以分析三星堆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经商启蒙理念。
古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梅里姆达（Merimda）遗址，经C-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3820+350年，面积18万平方米，估计人口约有16000万人。
$如果没有秦的“统一”，古蜀商业文明不可想象
尽管成都商业文明史有着辉煌的过往，但据考古专家给我们提供的答案界定，成都商业的真正起源，只能上溯到周赧王四年（公元前311年），即从秦灭蜀之后，筑成都城辟少城为商业区算起。这之前的历史归属于古蜀时期，已经少有资料可供考证了。也就是说，在史家眼里，成都真正的商业史至今只有2300多年。
需要说明的是，周赧王是东周的第25位国王，也是东周的最后一位国王。姬姓，名延，为周慎靓王之子。周赧王姬延在位期间，秦国开始左右出击，南攻楚，东击三晋（韩、赵、魏），向中原地区扩展……
秦时张仪治下的成都，盐业和冶铁业已经是很发达了。这个时候政府衙门里，专门设有盐官、铁官和车官，专门负责行业管理。由此上溯，那些盐官、铁官和车官所管的行业，肯定不是从天而降的，秦灭蜀之前的古蜀肯定在这些方面比较发达，只不过捡起来管理，为政府增税罢了。
左思如是形容汉代成都“家家有盐泉之井”。就是今天，在成都留下的汉代水井比比皆是。直到民国时期，其井水因盐和碱含量高而味苦，城中居民家家的水井，只能满足洗漱之用，而饮水皆由“成百上千的挑夫用扁担挑两个桶从城门洞出来，下到河边取水，运水到城内的民宅、官署、公馆”。
千万不要小看了制盐的技术和工艺。盐，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而金属材料的冶炼，是人类文明的又一大飞跃，就像一个围棋手不同的段位一样，金属冶炼已经是相当高的“段位”。
这些商业文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秦从别处带进来的。正因为有三星堆、金沙遗址等古蜀留下来的雄厚的商业文明遗存垫底，才有了秦统治时，成都天下粮仓的地位。
就是今天，我们仍为秦始皇的战略眼光和宏才韬略所折服，因为秦当初为何要取偏安一隅的成都，正是为了日后的战争作重要补给。
因为古蜀时的三星堆人、金沙人已经与海内外建立起了广泛的贸易关
古蜀时期成都的商业文明在东方这片土地上，已经堪称高度文明了，那个时代的青铜器、玉器等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可以配以“最”字。
系，并凿开十分艰难的蜀道（包括我们今天所知晓的五尺道、金牛道等南丝绸之路古道），他们打通了古蜀的商业文明通道。没有想到的是，这条十分繁华的商业通道，竟然变成了秦军的作战通道，将古蜀推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因为秦军就是从那个现成的通道进入成都的，如果没有这条通道，秦国在当时是难以灭掉蜀国的，那么历史的走向或许是另外一种局面。
我曾写文章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古蜀时期成都的商业文明在东方这片土地上，已经堪称高度文明了，那个时代的青铜器、玉器等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可以配以“最”字。这个时候的古蜀国，已经有着极其频繁的对外贸易和商业交流，从太阳神鸟等一大批精美的文物可以看出，可能他们的商业智慧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只不过因为没有文字传承，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只留下少许符号供我们肆意畅想。
三星堆和金沙时期，古蜀人已经漂洋过海，与印度洋彼岸发生贸易关系。这应该是中国最早对外贸易的窗口和特区，那时的古蜀国真可以用国富民强来形容，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如果照此下去，文明程度真的不可限量。
可以想象，如果古蜀王国没有被秦“统一”，如果他们的文明一直延续下来，古蜀该会有怎样的繁荣局面。只可惜历史只讲求“物证”，不会有“假设”。同理，古巴比伦文明、迈锡尼文明等众多的人类文明也大抵如此……
或许是古蜀王真正爱好和平，或许是没有足够的战争意识和政治头
脑，反正后来他们是让秦国给剿灭了。文明就此在这里打了个弯。
考古学证实，21世纪初成都金沙村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是一次战争的遗留物。据说，就是秦在灭古蜀国之前，为了不让异族侵占这些文明成果，除携带之物之外，其余的全部就地焚毁掩埋。从今天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也可以看出，那些从祭祀坑和灰坑出土的文物，都比较凌乱地摆放，像是遇到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显得慌张一样，可谓匆匆掩埋。
他们为什么那么慌张呢？是秦国的入侵使然。要知道在古代战国时期，一个国家要征服另一个国家，是要“诛畜牲，灭九族”的，把一切仇恨的种子，都消灭在萌芽状态。
相反，对于被征服者而言，也断然不会给敌人留下任何可用之物。唯一带不走的，是生养他们的那片土地。
$他们是古蜀商业文明的拓荒者
这不，在秦国的铁骑还没有到来之前，金沙遗址上的那个古蜀王子便含泪将自己的家园毁坏——变成了金沙遗址，并带领一支近10万人的古蜀人队伍，一路向南。
经四川西昌进入云南，再由云南进入越南境内，最后在越南北部建立起瓯越国，称安阳王。
可以想象，就是一支专业的军队，要千里迢迢长途跋涉，也是件很难的事，何况他们还要带着老弱病残，还有金银财宝，还有很多文化附加值方面的物件……这是把一个庞大的家，放在轮子上流动。他们不仅要面对如何解决一日三餐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还要面对战争的威胁和生存的考验，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但他们能够顺利到达越南，也可以看出他们强大的战斗力、凝聚力，以及自身良好的素质。
这件大事在中国古籍中并不鲜见，《水经注?叶榆水》引《交州外域记》载：“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雒民。设雒王、雒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雒将，雒将铜印青绶。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计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安阳王。”
事易时移。随着时光的流逝和年代的逐渐久远，这件发生在成都历史上的巨大迁徙事件，一般民众都没有什么印象了。我们只知道“湖广填川”，成都作为一座移民城市，由外接纳了无数非成都移民，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从成都而整体外移的情况。可以说，这是成都历史上唯一一次成建制的整体大移民。
虽然这次移民是因战败而不得不为之，但同样对研究古蜀历史、政治、人文和经济，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影响。
这次史诗般的大迁徙，越南的历史古籍也同样有记载。《大越史记全书》和《越南古史》还将安阳王所建立的这个越南古代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称为“蜀朝”，被认为是“越南古代建立的有史可考的第一个国家政权”。也是“越南有可信历史的开篇”。
如今，安阳王城遗址就在越南河内以北的永福省东英县古螺城。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考证认为，“螺城”很可能就是蜀中“雒城”（即今天三星堆所在地——广汉市）。
事实上，他们是不愿意离开自己那个充满高度商业文明的故乡的，金沙遗址真算得上古蜀文明的仓库。通过考古工作者长达4年的勘探与发掘，已发现了祭祀区、大型墓地、宫殿区和一般居址区，出土了金器、铜器、玉器、石器、漆木器、象牙等珍贵文物近万件。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只是金沙遗址发掘的十分之一。
从这“十分之一”的遗址上，我们看到了炫目的宝藏——
金沙遗址发现的大型宫殿建筑，至少由5座房址组成，最长的一座在50米以上，整个建筑群的面积可能近2000平方米，最常见的木骨泥墙式建筑，是我国南方建筑的典型代表；
金沙遗址发现的祭祀区，面积约20000平方米，保存好、延续时间长，是我国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好、祭祀遗迹和遗物最丰富的祭祀遗存之一；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数量达200余件，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的，先秦时期出土金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丰富、制作最精美的遗址；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达2000余件，种类繁多，玉器制作精细，体量较大，是我国先秦时期出土玉器最多、品种最全、制作最精美的遗址之一；
金沙遗址出土的石雕像是我国先秦时期出土数量最多、工艺水平最高的圆雕艺术作品。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器虽然体积较小，但仍出土了中原地区青铜礼器残片，预示着金沙遗址也有出土大型青铜礼器的可能……
世界上最早出现黄金的地区是北非的埃及，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就已经有了黄金器具。我国是古代最早开采黄金的国家之一，中国文字中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金”字。商代是我国最早出现金器的时期，距今达3000多年。三星堆器物坑出土金杖、金箔虎、金箔鱼等为商代金器之代表。
金沙村出土的金器，特别是太阳神鸟采用的锤揲、剪切、打磨、模冲、镂空等多种工艺，达到很高的水平，专家称，是西周时期金器加工工艺的代表之作。它是古代蜀人精神追求与心灵世界的缩影。
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的象牙，有的层层堆积，深埋于地下，迄今保存完好，仍呈现出细腻滑润的光泽。
自古以来，象牙都是极贵重的物品，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商周时期古蜀国的文明及富有程度。
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
玉器，在琢制技艺和图案纹饰方面极富特色。为我们了解古蜀族的社会习俗和精神观念以及审美情趣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让人称奇的是，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没有一件是完全作为兵器存在的。虽也出土有象征兵器的玉戈，可那是为祭祀他们的先人们而存在的。
……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在那个战争频发的“战国时代”，没有兵器，再怎么富裕的古蜀国也逃不过灭亡的命运。这一点，不知逃往异乡的安阳王有没有悟出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