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夏天在三星堆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越南的历史学家向与会的百余名专家传达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在越南富寿县的冯原遗址，出土了和三星堆文物中几乎一模一样的玉璋。玉璋是三星堆文物中最具特色的“标签”。无疑，这是那位后来名叫安阳王的古蜀王子留下的历史遗存。
令考古学家们豁然开朗的是，安阳王所走的这条“蜀越之路”，并不是漫无目的的狼奔豕突，而是一条有的放矢、早已熟悉的商路 ——
一条他们走过无数次的古丝绸之路。
历史的链条往往都是互为因果、彼此暗合的，这一点为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的来自蓝色大海的海贝所证实。
由此可以看出，安阳王所率领的那批外迁的古蜀先民，是古蜀商业文明走出去的最初的传播者……
$古蜀国与美索不达米亚注定的商缘
如果把安阳王仅仅作为一部历史长剧中的插曲，那么我们不妨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放到更为辽阔的东方文明的摇篮——美索不达米亚，看看那里的文明与同时期成都的商业文明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繁荣昌盛时期，也应该是古蜀文明最为辉煌的“安阳王时期”。只是不少专家都一直在苦苦探索，古蜀文明为何突然就消失而中断了。
历史划定了一条若隐若现的线，把古蜀国与美索不达米亚连接了起来。
我们只要稍加探究，便可在眼前看到这样一支驼队：3000年前，一路异域马帮在此落脚，那些身着长袍，说着我们听不懂语言的，便是往来于成都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商人。
美索不达米亚应该是一个复合词，它直接源于人类文明两条重要的河流：一条是幼发拉底河，一条是底格里斯河。就像万年流泻不止的岷江雪水一样，它们发源于土耳其亚美尼亚的崇山峻岭，蜿蜒东南流，最后注入波斯湾。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条著名的长河经过千百年的冲积，中下游形成了广袤的平原。这个地方便有了一个世界文明史上最为美丽的名字——美索不达米亚。
“美索不达米亚”是一句希腊语，也就是两河之间的地方。由于地形为平原，并被半弧形群山环抱，宛如一弯新月，这块膏腴之地又有了另一个美誉——“新月平原”。
两河流域下游的丛林沼泽地带，肥沃的冲积层土地，与肥力充足的水源在此奇妙地混为一体，有着巨大的农业潜力。巨大的人工灌溉系统建设的漫长岁月，催化出了苏美尔人的社会组织，使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凸现了他们与动物的区别所在，苏美尔人也因此最先创造出了人类社会文明的一个新种类：地域文明。
早在公元前5000年乃至更为久远的人类文明的黎明时期，两河
早在公元前5000年乃至更为久远的人类文明的黎明时期，两河流域冲积平原就已有人居住。
流域冲积平原就已有人居住。两河流域的地形特征，决定了人口结构——山地居民、农耕民族、沙漠游牧民族的分布。历史上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和随之而来的战争与争端，成为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历史景观。
有史以来，这里就是一片用光荣与悲壮的史诗铺就的，在8000年的时间里积累了太多记忆的土地。那太多的记忆令人迷惑不解：众多暴君与英雄的姓氏、令人陶醉的神话般的城市、无数令人震悚的战争、杀戮和牺牲、“人类文明的摇篮”、“种族与民族的熔炉”、“基督教的发祥地”、“穆斯林伟绩的策源地”，还有巴比伦、空中花园，以及让我们的童年充满无限幻想的《天方夜谭》。与传奇、光荣、辉煌、梦想、背叛、野蛮和神圣相伴随的历史，给人类留下的已足够多了，而永远不变的却只有日夜流淌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及其冲积而就的那片沃土，那滚烫的无尽黄沙和山岭上那不屈的峰峦。
巨大的社会工程的组织者成了统治者，并在无意之间成为社区人民与传统神祇之间的中介人。祭祀中心及聚居其周围的人民社区，逐渐发展成了城市，剩余财富产生了社会分层与分工，社会开始分化。最初，当苏美尔的神祇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之际，人类仍不免要对大自然俯首帖耳；但当人类用集体力量征服、开发了冲积平原，并在此定居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便发生了革命，力量的天平倒向了人类一边。人，作为社会动物，已经证明其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加诸于自然王国的一隅。人类对自己集体力量取得的胜利开始顶礼膜拜，对象即是社会的组织者及其政治权威。
这不愧为是《圣经》重点描述的膏腴之地，几千年文明冲突与融合的伟力，不断地夯实着一个又一个帝国的废墟、文明的断层和失落了的古代天堂，积淀起了无比丰厚的文化层面，使得她更具悲怆的庄严与魅力。历经万劫的两河文明犹如涅槃的凤凰，在烈火中冲天悲鸣，一再呼唤着人类的理智与良知。文化的生命力就是如此恒久而神奇。在这座由全人类的历史铸就的黄钟大吕的轰鸣声中，今人所津津乐道的所谓文明冲突的话语，竟显得如此渺小与卑微。
至今在苏美尔都流传着这样一句古谚语，说的是“自古就有埃利都”，
由此可见埃利都的年岁已经进入古稀之列。为何要突然提到“埃利都”这个地方？因为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也就是距今7000多年前），埃利都、欧贝德等地，便出现了新月平原最早的定居者。有趣的是，它们都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美国史学家戴尔?布朗主编的《苏美尔：伊甸园的城市》一书认为，这个时候人们进行垦耕，建起村落，掌握了制陶术。
要知道，这个时候还只是人类的新石器时代。无疑，这个时候的垦耕、村落，也是人类文明最早的活动。
更多的物证接踵而来。1946年，考古学家福阿德?萨法尔和西顿?劳埃德代表伊拉克对埃利都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来自波斯湾的海贝和来自平原北部山区的黑礁石。
也就是这个时候，人类的祖先便开始了我们今天都不可思议的“生存半径”。英国历史学家塞顿?劳埃德所著《美索不达米亚考古》承认，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彩陶文化进行着南北大传播：向北穿过新月平原的北部，越过叙利亚到达地中海；向南传播到了阿拉伯南岸和巴林西部的岛上。
也就是说，虽然这时还处于人类信息蒙昧的初始状态，但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居民们，已存在着“可怕的”交换关系。
$“城市群”是商业文明不可或缺的因子
戴尔?布朗主编的《苏美尔：伊甸园的城市》还断论，在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考古中，发现了青铜时代前来自阿富汗、伊朗的宝石和黎凡特地区的木料、石料等，表明那时的两河流域诸城与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埃及、阿富汗及伊朗有着广泛的贸易关系。
令考古学家惊喜的还在于，在亚述城还出土了一条制成于公元前1300年左右的项链，至今光彩照人，项链上还有从阿富汗进口的天青石雕刻的蓝色圆筒印章，从印度进口的橙色的光玉髓珠子。
美索不达米亚城市进入青铜时代后，城市文明逐渐达到顶峰。
然而此时的古蜀城市文明程度又是怎样呢？古蜀文明史研究专家段渝在其著作《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中如是印证：
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已跨入青铜时代的古蜀形成了大型都市三星堆，稍后又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成都城市，构成了古蜀城市体系。在三星堆遗址发掘中，发现了许多非本土出产的贵重物品，如大宗象牙、海贝、玉料、黄金、铜锡原料等。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海贝中，有一种齿货贝，它只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明确地表明它是从印度洋北部地区引入的。三星堆青铜器中所含的铅，取自于云南。在所有外来物品中，除去一些物品属于贡纳等非交易形式获得以外，还应有相当部分物品是通过贸易方式获得的。[sic]
也就是说，美索不达米亚城市进入青铜时代不久，位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也同样进入了青铜时代。古蜀文化研究专家、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邹一清在她的《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对外贸易比较》论著中，也同样以史料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历史脉络：
四川广元中子铺营盘梁遗址揭示出，至迟在距今六七千年前后，巴蜀地区已经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巴蜀新石器时期造成了不同类型生产性经济的发生和发展，主要有盆地和周边的农业经济以及高原的畜牧业经济两大类型，而间以渔猎经济等形式。早期农耕聚落广泛建立，建起了高大的城垣、成组的房屋和大片密集的墓葬，永久性定居和半永久性定居已经产生并形成了传统。
从出土文物看，地区内外的商品交换已经产生，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一大因素。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泥板文书”的内容令人大开眼界，其间记载了当时人们大量的商业活动，包括货物、人员和交易记录。
话题再次回到谚语所说的古老的“埃利都”身上。直到上世纪初叶，考古学家方得到一个重大发现，一块大约为公元前2000年的泥板文书上，叙述了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初生：“最初没有芦苇，没有树，没有房屋，没有城市。到处都是海洋，后来建造了埃利都。”
这一点与成都的“初生”如出一辙。
令人称奇的是，如芝麻开门咒语般的“泥板文书”接二连三地被发现。20世纪20年代，德国考古队在美索不达米亚所辖的乌鲁克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便发现了数量达600多块，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3300年的小型泥板文书。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泥板文书”的内容令人大开眼界，其间记载了当时人们大量的商业活动，包括货物、人员和交易记录。美国史学家戴尔?布朗主编的《苏美尔：伊甸园的城市》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加盖了圆筒印章的泥板上有许多代表船只和车辆的符号。制陶技术已发展到轮制时期，生产出的大量无装饰素色陶是为了出售。”
我们可以看出，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美索不达米亚已经形成了以埃利都、乌鲁克、乌尔为代表的城市。
无疑，距今5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已经成为一个规模颇大的“城市群”了。
这个时期的城市文明似乎都是“泥板文书”的功劳。随着关于商业贸易记载的数以千万计的泥板文书的面世，亚述城、尼尼微、巴比伦等曾为世界贸易中心城市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更为有趣的是，还有一块泥板文书上甚至注明一头驴子能驮200磅重的货物。
黑格尔如是说：“亚细亚在特性上是地球的东部，是创始的地方。欧罗巴，一般说来是旧世界的中央和终极，它绝对是西方，亚细亚却绝对是东方。”如同自然界的太阳一样，历史的众神之车也是从东方到西方经天而行的。苍茫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旷野是人类文明的朝阳初升之地。亚当和夏娃走出伊甸园后，在两河之地生儿育女其乐融融，却被上帝视为邪恶，降洪水灭之。义人挪亚（Noah）造方舟带领人类避过此难，并放飞和平鸽探知洪水消退的消息。那洁白的和平鸽终于衔回了新嫩的橄榄枝，带回了绿色和平的信息。
这时正值黎明，太阳重新升起，依旧是那么新鲜、明亮
$贸易成为连接两座城池，使之遥相呼应的桥梁
之所以要用上述文字来赘述与我们看似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是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它与遥远的成都，有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些忠实的文明物证，无不证实着这样一条商业文明路线走向，即“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文化城市存在期间，世界贸易最集中、最频繁的地区是沿地中海东岸的欧亚非相连之处，再向东延伸到印度和中国”。邹一清曾经对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的对外贸易作过专门的比较和论述，她认为其范围大致为：东起古印度再到中国，西至爱琴海文明地区，南到古埃及，北达土耳其和伊朗高原。
更为重要的，邹一清研究还发现，在这个庞大的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中心的古商业文明流程图中间，古蜀由南方丝绸之路进入西亚的贸易也在其中。美索不达米亚诸城正是处在这个贸易圈的中心位置，南来北往、东西穿梭的商队都必须从诸城经过。
这个时期，古蜀王国销往境外、域外的产品主要有丝绸、漆器、邛杖、蜀布、铜器、丹砂、空青等。而输入的产品多为本地稀有且贵重的资源，以及奢侈性消费品，如青铜原料、宝石等。
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市的输出品主要有谷物、纺织品、陶器、金银制品、铜器等。输入的产品主要有石料、青铜原料、金银原料等。从生产的角度来看，输出的产品中谷物、陶器是产于本地的原产品，而金银制品、纺织品、铜器等则是来料加工型产品。
从输出和输入的产品中，我们不难看出彼此的“互补性”极强。也如邹一清所分析的那样，古蜀的对外贸易的输出是以本地优势原产品为主，是原产型输出；而美索不达米亚则兼有原产和加工二重性，属于原产——加工复合型输出。
或许我们很难想象，古蜀时期的南方丝绸之路上已经是熙熙攘攘，商流如注了。作为国际贸易线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从成都向南直到南亚、中亚甚至西亚地区，路途遥远。古蜀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对外贸易，主要有直接贩运和转口贸易两种形式。吴钦承、孔凡胜、萧安富所著《南方丝绸之路商贸货币探讨》称，在转口贸易中，古蜀产品要抵达南亚等地，需由古蜀——滇——外国商人经过多次转口交易来完成。“古蜀城市是这一系列交易的起点或终点，它的贸易行为基本上是单向的、单一的”。
而邹一清老师在研究中也肯定地认为——
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几乎无一例外地建在国际贸易交通线上。在南北向的国际贸易线，即从爱琴海到埃及的贸易线上，无论是沿着地中海东岸航行的水路，还是由土耳其经叙利亚南下的陆路，美索不达米亚诸城依次耸立。在最著名的东西贸易线，即从印度到爱琴海的贸易线上（这条贸易线的延伸就达古蜀成都），无论从波斯湾水路来，还是从伊朗高原陆路来的商队，到达美索不达米亚后大都沿两河水路西行去爱琴海或埃及。
或者相反，从南或西来再经两河向东。这条贸易线上，美索不达米亚诸城占据交通要道的特点更加明显。幼发拉底河边的埃利都、乌尔、乌鲁克、巴比伦，底格里斯河畔的吉尔苏、尼普尔、摩苏尔、尼尼微，从东到西依次排列，成为贸易线上的重要枢纽。
由于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对外贸易多为转口贸易。但因为明显的地理位置优势，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的转口贸易较之于古蜀更加多样化、多向化，特别是拥有众多专门从事中转（倒卖）式贸易活动的商人，在国际贸易中充当中间商的角色。
通过比较分析可知，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由于物产、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对外贸易的内容和形式各有特点，这是影响两地城市对外贸易规模、对外贸易产生的经济效益、对外贸易在城市经济中的地位等方面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