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而志趣相投，便会言语越忠诚感情越亲近；关系疏远，便会谋事越恰当越被猜疑。亲生母亲为她的孩子治头疮，弄得血流到耳朵上，看到的人觉得这是母亲爱子心切所致。要是这件事发生在继母身上，那么路过的人便会觉得这是对孩子的残害。事情的实质是相同的，看法的不同是因为观察的角度下同。从城上看牛像羊一样大，看羊像小猪一样大，这是处在高处观察的结果。从盘子里的水中照看，脸是圆的；从杯子的水里照看，脸是扁的，脸还是老样子，有时照成圆形，有时照成扁形，这是因为映照的容器不同。如今我即使想端正自身去待人接物，哪里矢口道世人从什么角度看待我呢！要是改变自己去趋炎附世，就如同在雨地里避雨，跑到哪里都要被打湿。总想位于虚境之中，那虚境不是人为所能创造的。至于不是人为的虚境而是自然形成的虚境，此是心中羨慕却不能获得的。
故而通晓道的人，就像车轴，自己不转动，却能随车毂的转动到达千里远，往来于无穷无尽的地方。不知道道的人，就像人迷路一样，告诉他东西南北了，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心里清清楚楚，一旦拐个弯偏斜了方向，马上便不知东南西北，又迷惑了。故而此种人只能终身附属于他人，就如同测风仪遇到了风，没有片刻宁静的时候。故而圣人与道融为一体，回归本性，以不变应万变，就接近免于世俗困惑的境地了。
［原文］
治世之体易守也，其事易为也，其礼易行也，其责易偿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是以士无遗行，农无废功，工无苦事，商无折货；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兴土功也，修胫者使之跖，强脊者使之负土，眇者使之准，伛者使之涂。各有所宜，而人性齐矣。胡人便①于马，越人便于舟。异形殊类，易事而悖。失处而贱，得势而贵。圣人总而用之，其数一也。
夫先知远见，达视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责于民。博闻强志，口辩辞给②，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敖世轻物，不污于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为民化。神机阴闭，剞劂无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为民业。故苌弘、师旷先知祸福，言无遗策，而不可与众同职也。公孙龙折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不可与众同道也。北人无择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渊，不可以为世仪。鲁般、墨子以木为鸢而飞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为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为国俗。
夫挈轻重不失铢两，圣人弗用，而县之乎铨衡。视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准。何则？人才不可专用，而度量可世传也。故国治可与愚守也，而军制可与权用也。夫待、飞兔而驾之，则世莫乘车。待西施、毛嫱而为配，则终身不家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并用之。夫骐骥千里，一日而通，驽马十舍，旬亦至之。由是观之，人材不足专恃，而道术可公行也。
乱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禁而诛不敢。民困于三责，则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故虽峭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何者？力不足也。故谚曰：“鸟穷则噣，兽穷则触，人穷则诈。”此之谓也。
［注释］
①便：熟习。②给：言语便捷。
［译文］
天下获得管理之时，官吏职位是易于持守的，他们的事情是易于办成功的，他们的礼节是易于实行的，他们的债务易于偿还的。故而人们不必兼任官职，官吏也不兼管它事，士、农、工、商，在乡、州里全是区别开来的。故而农民和农民谈的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事儿，士和士谈的是品行的问题，工和工谈的是技巧的事，商与商议论的是计算的话题。故而士没有失去检点的行为，农民没有废止的工作，工匠没有苦恼的事情，商人也没有亏损的货物，各自安守他们的性命，不可以相互干扰。故而伊尹在兴建土木工程的时节，腿劲大的人让他们挖土，脊骨强壮的人让他们背土，一只眼睛的人使他们测量地平，驼背的人使他们涂抹粉刷。各人都有自己适合的工作，而人的特性就能获得统一了。北方胡人便于骑马奔驰，南方越人习惯使船。不同的形体，特殊的分类，改变从事的工作便会引起混乱。丧失居处的优势，长处便会变成短处；获得环境的便利，短处便会成为长处。圣人总括起来而运用它们，他的道术便完整了。
具有先知远见、知道千里之外的事物，是人才中的佼佼者，而管理国家则不用这种要求责难民众；见闻广博，强于记忆，能言善辩，口齿伶俐，是人类才智中的佼佼者，不过英明的君主不以此要求自己的臣下；傲慢自负，轻视外物，不被世俗所污染，是士中的品行高尚的人，不过治国不以此作为民风转化的准则；神巧的机关，简直能够使人的阴气闭塞，雕琢起来没有痕迹，此是人的技巧中的奇妙者，不过管理国家不能以此作为民众的生业。因此，苌弘、师旷，能够预先晓得祸福，言语中没有遗弃的计谋，却不能和众人共同任职；公孙龙子高深的辩辞折服众人，可以分别同类与异类，离析“坚、白、石”之间的关系，不过不可以和众人同道而行；北人无择觉得舜的品行丑恶，并觉得舜以此影响自己，于是投到清冷之渊自杀了，他的行动不能当作天下人的仪表；墨子、鲁般用木头制造飞鸢，在天空飞行三天，不过不能够使他们担任工匠。故而高不可攀的人，不可以作为普通人的衡量标准；品行特异普通人不能够达到的，不可以通行为国民风俗。
提起轻重的东西，可以不差铢两，圣人不会使用他，而一定求之于秤来称量；观察高下长度能够不差尺寸，贤明的君主不任用他，而求助于测远、测平的仪器。为何如此呢？人的特殊能力不能够世代独自使用它，而度量则能够代代相传。故而，国家治理良好，则能够交给愚钝的人持守；军队节制严明，则能够让他人代行指挥。必定要等待褭、飞兔才能驾车，那么天下就没人能坐车了。必定要等待西施、毛嫱才能婚配，那么终身都不能成家了。不过无须等待古时期的俊杰，人们便能自我满足，就由于人们依据自己所有而尽量使用它。骐骥驰行千里，一天就能够到达，驽钝的马要停宿十次，不过十天也能够到达了。从这看来，人才不值得专独倚重，而道德学术却能够普遍施行。
混乱社会的法度：提高准则，而问罪于达不到准则的人；加重任务，而惩罚不能胜任的人；极力地制造危难，而惩罚不敢从事危难的人。百姓窘困于这三种责难，便矫饰智巧并且欺诈主上，作奸犯科而谋求免于处罚。故而，就算有苛刻的法律，严酷的刑罚，也不能禁止社会的奸邪。为何？由于力量不足。谚语说：“鸟窘困就用嘴啄，兽窘困就用角顶，人窘困就欺诈。”指的便是此种情形。
［原文］
道德之论①，譬犹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驰骛千里不能易其处。趋舍礼俗，犹室宅之居也。东家谓之西家，西家谓之东家，虽皋陶为之理，不能定其处。故趋舍同，诽誉在俗；意行钧，穷达在时。汤武之累行积善，可及也；其遭桀纣之世，天授也。今有汤武之意，而无桀纣之时，而欲成霸王之业，亦不几矣。
昔武王执戈秉钺以伐纣胜殷，搢笏杖殳以临朝。武王既没，殷民叛之。周公践东宫，履乘石，摄天子之位，负扆而朝诸侯，放蔡叔，诛管叔，克殷残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后文，非意变也，以应时也。周公放兄诛弟，非不仁也，以匡乱也。故事周于世则功成，务合于时则名立。
昔齐桓公合诸侯以乘车，退诛于国以斧钺；晋文公合诸侯以革车，退行于国以礼义。桓公前柔而后刚，文公前刚而后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权制诸侯钧者，审于势之变也。
颜阖，鲁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币先焉。凿培而遁之，为天下显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况身乎？世多称古之人而高其行，并世有与同者而弗知贵也，非才下也，时弗宜也，故六骐骥、驷，以济江河，不若窾②木便者，处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简于行而谨于时。
［注释］
①论：通“伦”，秩序，规律。②窾（ｋｕǎｎ）：挖空，掏空。
［译文］
道和德的标准，如同天上的日月，居江南处河北都不能改变它们的本来样子，驰骛千里也不能更改它们处的处所。行为举止的礼俗，如同居住的房屋，东家的人说他在西家，西家的人说他在东家，就算让皋陶来替他们评定，也不能确定那房屋的位置。故而同样的行动举止，或毁或誉取决于习俗；一样的志向品行，或穷或达取决于时世。商汤王、周武王的积德行善，是能够做到的；碰上了夏桀王、商纣王的世道，那是上天赐予他们扬善惩恶的机会。如今有了商汤王、周武王的志向、而没有夏桀王、商纣王的时世，希望成就霸王之业，也便不能达到了。
以前周武王手执戈钺打败了殷商，于是插着笏板柱着木杖君临朝廷。武王去世之后，殷商的遗民反叛周王朝，周公进入东宫辅佐成王，行天子礼踏乘石上车，代表天子的位子，面南背北地坐在大堂上接受诸侯的朝拜，流放了参与反叛的兄长蔡叔，杀害了一同叛乱的兄弟管叔，平息了殷朝遗民的叛乱，杀害了罪魁祸首禄父，在明堂祭奠周文王，摄位七年后把政权交与了周成王。周武王先用武力而后实行文治，不是志向发生了更改，而是为了适合时世。周公流放兄长诛杀弟弟，不是不仁，而是为了匡正叛乱。故而事情符合世情便能大功告成，行为切合时宜便能树立名声。
先前齐桓公在国外用和平的办法会盟诸侯，回归国内用武力巩固政权；晋文公在国外用战争的办法会盟诸侯，回归国内用礼义治理国家。齐桓公前柔而后刚，晋文公前刚而后柔，不过都能做到令行天下、权制诸侯的缘故，是因为他们都能审度形势的变化。
颜阖，鲁国的国君希望让他作国相，他不愿，鲁君又派人先给他送去聘礼，他干脆凿开房屋的后墙逃跑了，于是成为天下名士。要是让他遇上商鞅、申不害，必定会诛连三族，更何况他自身呢？世人多称誉古人而且觉得他们的品行高洁，同时代也有与古人一样的贤人，世人却不晓得尊崇他们，不是他们能力低下，是他们所处的时世不适合。故而驾驭六匹骐骥、四匹，去渡长江黄河，不如一根空心木头便利，这是因为所处的环境造成的。故而建功立业的人，行动简重严肃，慎重对待时世。
［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