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王阳明在浙中的讲学活动
王阳明一生以讲学为“天下首务”［１］。记得他在赣州忙于公务时，就曾寄书远在故乡的守俭、守文二弟，询问“进修近何如？去冬会讲之说甚善”，并勉励二弟：“朋友群居，惟彼此谦虚相下乃为有益。” “趣向既端，又须日有朋友砥砺切磋，乃能熏陶渐染以底于成。弟辈本自美质，但恐独学无友，未免纵情肆志而不自觉。”［２］后来即使身在沙场，他亦念念不忘讲学，据说他在“收诸蛮洞日，聚徒讲学，蛮谓先生（指阳明）未即至，多不设备，先生密檄进剿，至报捷，生徒方听讲，视其文移，则皆讲日所发也”［３］。是故钱德洪称其“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４］，确非虚言。阳明讲学主要是以证学论道为目的，而阳明殁后其门人在各地的讲学活动则已逐渐演化为以进德劝善为内容的具有庶民教化功能的讲会（或称会讲）运动。明嘉靖、万历时期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讲会活动几乎都与阳明学者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从讲学到讲会，即从精英群体的证学论道活动到具有教化功能的进德劝善运动，则是阳明学发展过程中最具震撼力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５］，同时也是王门各流派的思想学说形成发展及其盛衰演变的重要平台。
对于讲学活动的重要性，阳明的高足邹东廓在《阳明先生文录序》中曾作过这样的评述：
当时有称先师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气节，或以勋烈，而公（指阳明）克（按：疑为“可”字）兼之。独除却讲学一节，即全人矣。”先师笑曰：“某愿从事讲学一节，尽除却四者，亦无愧全人。”……呜呼！ 今之不知公者，果疑其为狂人乎？ 其知公者，果能尽除四者而信其为全人乎？［６］尽管当时有不少人都不相信除去“四者”阳明会成为“全人”，而且事实上若撇开“政事”、“气节”而单凭“讲学”，亦确实难以塑造文武双全的阳明之形象。但阳明本人却对世人推尊于其文章、政事、气节、勋烈四者均不甚措意，而独以“从事讲学”自我期许。说明他虽戎马倥偬大半生，但最为倾心的还是讲学授业以及由此推动的思想创设。所以他不惟归乡养病其间讲学不止，即使在政务繁忙时亦不废讲学。诚如受阳明思想影响颇深的北方大儒冯少墟所言：“先臣王守仁，当兵戈倥偬之际，不废讲学，卒能成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毁誉，不恤得失，而为此也。”［７］是故证学论道、宣讲教化可谓阳明及其弟子们最高的目标诉求之一。
然而，要说以论道教化为讲学的根本目的与主要功能，这不过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其实阳明学派在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讲学活动是有侧重与区分的。具体地说，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与两种方式。
一是阳明在世时及去世后以他和高足钱绪山、王龙溪为代表的浙中王门的讲学活动，它的主要目的是学派创设和辨析宗旨；二是阳明去世后以邹东廓、罗近溪等为代表的江右王门的讲会活动，它的主要目的是传道教化和进德劝善。泰州王门的讲学或讲会活动虽有其自身发展的特点，但大致仍可包括在江右王门这一系列当中，而南中王门则可包括在浙中王门的序列之中。除此之外的各地域王门，虽然也举办过一些颇有特色的讲会活动，但也基本上可归入上述两大系列。
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有偏袒乡贤之潜意识。他不仅把有明讲学活动融结于王阳明开始的“以心学教天下”的“姚江学校”，以为“今之学脉不绝，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学校之功也”；甚至声称“姚江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也”［８］，把姚江学校视为关乎国家进步发展的人才基地和思想库。所以在他的《明儒学案》中所叙述的王门讲学活动，主要也是指以王阳明、钱绪山、王龙溪为代表的具有浙中特色的讲学活动。如其序云：“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于讲学，余妄谓过之。诸先生学不一途，师门宗旨，或析之为数家，终身学术，每久之而一变。”［９］而这段不见于《明儒学案原序》［１０］的重要观点，却在《明儒学案发凡》中以另一种表述方式得到了重申：“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晰，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１１］梨洲此处所说的“讲学”，主要指的是精英层面的学术活动和思想创设。在他看来，明代“理学”正是通过这样的“讲学”活动才获得了超越前人的巨大发展。
清初关中大儒李颙对阳明的讲学授业与学术发展的相互关系亦作过相当中肯的评介。他说：
阳明先生自为驿丞，以至宰庐陵，抚江西，总督四省，所在以讲学为务，挺身号召，远迩云从。当秉钺临戎，而犹讲筵大启，指挥军令，与弟子答问齐宣，直指人心一念独知之微，以为是王霸、义利、人鬼关也，闻者莫不戚戚然有动于中。是时，士习灭裂于辞章记诵，安以为学。自先生倡，而天下始知立本于求心，始信人性之皆善，而尧舜之皆可为也。于是雨化风行，云蒸豹变，一时学术，如日中天。［１２］而这种“如日中天”的学术繁荣局面，实肇始于阳明毕生所追求的官办或民间的各类讲学活动。
然而，具体到阳明在各地讲学的作用和意义，其门人后学的评论与定位则有明显不同。如陶望龄认为“文成大业，亦始基龙场（今贵州省修文县）”［１３］，焦竑则“又以黔为文成过化地”［１４］；王宗沐说江右是阳明的“提戈讲道处”［１５］；安远知县吴卜相却说“虔州（今江西赣州）为首善之区”［１６］；王畿称浙中是阳明讲学的“首善之地，江右为过化之地，讲学之风于斯为盛”［１７］；欧阳鲻则把注意力放在浙中，并视余姚为阳明的“过化”之地，绍兴为阳明的“经济”之地。［１８］从总体上看，阳明的门人后学对其师在浙中与江右的讲学活动定位最高，故称两地是“首善之区”。而两地相比，又是被视为“经济”之地的浙中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此处所谓的“经济”，意指“精神经营”，犹如王畿针对杭州天真书院所说的：“我一生精神经营在此。”［１９］。而所谓“精神经营”，则不外乎是指授业传道与思想创设。
毫无疑问，在阳明及其高足王畿等人看来，讲学会友不仅是授业传道的重要平台，更是思想创设的根本途径。关于讲学会友与思想创设的关系问题，阳明弟子朱得之曾记录过阳明的几则重要论述：
阳明云：“诸友皆数千里外来，人皆谓我有益于朋友，我自觉我取朋友之益为多。”又云：“我全得朋友讲聚，所以此中日觉精明，若一二日无朋友，志气便觉自满，便觉怠惰之习复生。”［２０］因朱得之所记大都是阳明晚年在越中的讲学语，故而越中应是“诸友皆数千里外来”的主要目的地，朱氏所录的有关阳明讲学语的《稽山承语》［２１］，也证明了这一点。而阳明在越中的讲学活动，又主要集中在绍兴［２２］、余姚两地。阳明自十岁离开余姚后［２３］，曾五次归姚，其中包括两次重要的讲学活动，一是正德十六年九月“归余姚省祖茔”时举办的“龙山之会”，又称“卧龙之会”［２４］。
当时阳明不仅“随地指示良知”，而且“亲书三八会期于壁”［２５］，极大地推动了余姚一带讲学活动的展开。二是嘉靖四年九月至十一月，阳明“归姚省墓”，“定会于龙泉寺之中天阁”，把“龙山之会”由每月二会增加到四会，即每月的初一（朔日）、初八、十五（望日）、廿三日，并为诸生订立学规，亲书《书中天阁勉诸生》于壁。［２６］因此，王畿遂把余姚、山阴两地称作“阳明夫子讲学之阙里”［２７］，以与孔子讲学故里相提并论。这样的评估虽有点片面，但的确揭示了越中讲学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和感召力。
不过客观地说，阳明越中讲学的主要活动区域还是在绍兴。这不仅是因为阳明在绍兴讲学时间久、规模大、听讲人数多，是其他区域的讲学活动所无法比拟的，而且还因为阳明在绍兴既有早年的“筑室阳明洞”之举措，又有后来的“稽山书院讲习”［２８］之盛况，更有晚年的“天泉证道”［２９］之论学。故而笔者曾指出：如果说余姚是阳明的出生、讲学之地，那么绍兴便可以说是阳明思想的发端与成熟之地。［３０］两地互动共进，交相辉映，共同催生了一种新的思想学说的诞生。用邹东廓的话说，就是“舜江（指余姚）浚祥，禹穴（指绍兴）炳灵；良知一振，群耳咸醒”［３１］。简而言之，是越中悠久的人文土壤和深厚的思想积淀培育了阳明学说，而这一切都离不开阳明早年和晚年在越中地区的讲学活动。尤其到晚年，因阳明深感自己已来日不多，故而“逢人便与讲学，门人疑之，叹曰：‘我如今譬如一个食馆相似，有客过此，吃与不吃，都让他一让，当有吃者。’”［３２］传道的使命感与紧迫感溢于言表。正是在阳明的热情召唤下，成百上千的友人云集绍兴，许多人甚至从“数千里外来”。据说当时越中讲学， “四方鸿俊，千里负笈，汉氏以来，未有此盛”［３３］；同门聚会者最多时竟达二三千人之多。［３４］是故时人云：“当时及门之士，相与依据尊信，不啻三千徒。”［３５］名震四方、英才聚集的越中地区，在当时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阳明学派讲学活动的中心。
仅从人数上看，嘉靖初年的越中讲学，也是阳明学派中声势最为浩大的讲学活动之一。后来阳明学派的讲学活动，大都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超过千人的明确记载，在此后的近百年间，据笔者统计，大约有１１次：一次是邹守益于嘉靖二十七年主持的青原讲会［３６］；一次是嘉靖三十二、三十三年，徐阶“使南野、双江、松溪分主之，学徒云集至千人”，此即被黄宗羲称为“其盛为数百年所未有”、“自来未有之盛”的北京灵济宫讲会［３７］；一次是嘉靖三十六年邹守益会学于白鹭洲书院，王宗沐率生儒千人听讲［３８］的白鹭洲讲会；一次是嘉靖三十九年徐阶、李石麓在京主持、胡松主讲的有“几三千人”参加的“象所”讲会［３９］；一次是嘉靖三十九年邹守益七十寿辰，四方有千百人来贺［４０］，顺便聚会讲学的安福讲会；一次是嘉靖四十三年春在知府罗汝芳的倡导下，因王畿莅临而在宛陵精舍召开的“大集六邑之士友、长幼千余人”的宛陵讲会［４１］；一次是宛陵讲会后罗汝芳邀王畿赴志学书院讲学，环听者“几数千人”的志学书院讲会［４２］；一次是喜欢说大话的颜钧所称有一万多人参加的“河间会讲”［４３］；一次是隆庆间“四方来学者千百人”的“西原惜阴会”［４４］；一次是万历四年罗汝芳举办的“遍塞场中不下四五万众……虽讲生八九人据高台同诵亦咫尺莫闻也”的腾越讲会［４５］；一次是万历十四年由赵志皋主持的与会者“殆万人”的“鸡鸣寺凭虚阁大会”［４６］。
需要指出的是，颜钧、罗汝芳、杨起元师徒几人的讲学活动，皆有传教布道的性质，所面对的听众也以普通大众为主，故而听者云集，原属正常。但颜、罗、杨三人的说法不无抬高自己而贬低别人的成分。比如沈学懋说王畿“志学书院讲会”的听众“几数千人”，而罗汝芳则说只有“百余人”。又比如被其他王门学者相当看重的“灵济宫讲会”，在罗汝芳眼里却只有“数十百人”而已，而他自己主持的“腾越讲会”的听众，则被夸大到“四、五万众”。至于杨起元统计“凭虚阁大会”的人数，既说“殆万人”，又说“无虑千人”，连他自己的记载都有如此差距，足见有关阳明学者讲会活动参加者的准确人数，可能是个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而随着学风的浮夸，像这种虚张声势式的讲会活动，其弊害亦日益显露。诚如陆世仪所言：“天下无讲学之人，此世道之衰也；天下皆讲学之人，亦世道之衰也。”故而陆氏对“嘉隆之间，书院遍天下，讲学者以多为贵，呼朋引类，动辄千人，附影逐声，废时失事”的现象提出了尖锐批判。［４７］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使得当时对讲会人数的统计大多只是估算，有的属于信口开河，不能作数，有的则有自吹夸大之嫌，水分颇多，不足为信。而这些都需要我们对各类史料作仔细的梳理和比较才行。
不难看出，以上介绍的十一次规模较大的阳明学派的讲会活动，除了不可信的“河间会讲”和值得怀疑的“凭虚阁大会”，以及数字明显有所夸大的“腾越讲会”，在人数上都未超过阳明学派于嘉靖五年在绍兴的大聚会。若再考虑到嘉靖初年至九年，阳明学遭朝廷学禁、备受压制的危险局面，在阳明家乡能有数千人的聚会，实属不易，甚至可谓胆大包天、目无朝纲。而后来陆世仪所猛烈抨击的“嘉隆之间，书院遍天下，讲学者以多为贵，呼朋引类，动辄千人，附影逐声，废时失事”［４８］的人文生态，实亦肇始于阳明的越中讲学。
至于陆世仪所谓的“天下无讲学之人，此世道之衰也；天下皆讲学之人，亦世道之衰也”［４９］，虽属夸大之辞，然阳明学派所造成的空疏学风，的确存在，尤其是对浙中王门而言。
只是这种空疏学风，在正、嘉年间并未显露。于是出生余姚的钱德洪，尽管是余姚中天阁讲会的召集人，但却对阳明在越时的讲学活动评价甚高。他说：
先生初归越时，朋友踪迹尚寥落，既后四方来游者日进。
癸未年已后，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所在。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待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每临别，先生常叹曰：“君等虽别，不出在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跳跃称快。尝闻之同门先辈曰：“南都以前，朋友从游者虽众，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虽讲学日久，孚信渐博，要亦先生之学日进，感召之机申变无方，亦自有不同也。”［５０］在这样充满自由的思想氛围和学术环境下，善于进行思想“创设”的王阳明，自然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而其“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５１］，思想日趋成熟，则当在情理之中。所以阳明本人对绍兴亦是极尽赞美之词：
会稽素号山水之区，深林长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无时不宜，安居饱食，尘嚣无扰，良朋四集，道义日新，优哉游哉，天地之间宁复有乐于是者！［５２］其实，与其说是幽静的山水之地引得“良朋四集，道义日新”，倒还不如说是阳明晚年对讲学事业所投入的极大热忱，才使得绍兴成了当时学术研究和讲会活动的中心。
然而这种繁盛的局面，至阳明去世后便发生了逆转。归有光所谓“自阳明殁后，学者稍稍离散”［５３］，说得很轻巧，真实情况也许要比“稍稍离散”严重得多。薛侃曾痛心地对比了阳明在世时绍兴的讲学盛况与其逝世后不久的萧条景象：
先师还越积六载，兴起友朋数百人；征广时，至大书院尚聚以百，龙山会以百。不肖求差会葬寓天真，犹动以百。此行初至（嘉靖十七年），如履无人之境，过越落莫尤甚。……师逝十年，萧条若此，不知又十年、二十年，复何如也？［５４］说明阳明在世时，绍兴地区的讲学活动不仅次数多，而且规模大，可以说超过了阳明的其他所有讲学之地。虽然阳明去世后情况发生了逆转，使该地区的讲会活动迅速走向衰竭，但当时的盛况，却在好多年后仍令人难忘。
对于阳明以后越中讲学活动的衰微，王龙溪曾不无自责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