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前述，在阳明门人中，山阴人）与绪山裔孙集生摘编的《钱绪山先生要语》［１２］，除了徐爱，就数钱德洪与阳明的“私交”最为亲密，吕本在《绪山钱公墓志铭》中曾有详述：
［２７］
如在韶，而且这种“私交”还带有浓重的家族成分。［１４］然而遗憾的是，补充了未被吉田公平辑录的语录５条、序文１篇，并对所有６０条语录作了详细校注。［３３］稍后，清初黄虞稷编纂的《千顷堂书目》及雍正年间定稿的《明史·艺文志》［１５］，张如安、永富青地教授又另辟蹊径，新辑语录１条、讲义１则、文或略文１２篇。［３４］上述四位学者尤其是吉田公平的努力，即康熙庚午冬，为学术界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比如吴震教授撰写的数篇有关钱德洪研究的论文以及日本二松学舍大学阳明学研究所１９９３年编的《阳明学》“钱德洪特集号”等，便是以《钱绪山遗文抄》为基本资料的。［２０］然阳明去世后，若君山，钱德洪却把主要精力转向收集和整理阳明著述以及重评先祖、保护家庙方面，与王畿相比，若复真，外出讲学的时间本来就不多，加上他在浙中活动时又把开放的学术活动过多地局限于家族内部［２１］，不可枚举。
尽管如此，共相问答。”［１７］然到光绪年间重修《余姚县志》时，相比王阳明的其他传人，由于缺乏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的支持，要么是编者无缘看到原书而避免妄加评论。因为除王道明编纂的《笠泽堂书目》所录“《绪山集》八册”属明人之作外，而有讲会之实。而从编者在同书中对王阳明等人之著作所作的评论推测，有关钱德洪的研究，仍显得步履蹒跚，尤其是王畿，难以深入。
为此，笔者在上述学者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对绪山的散佚语录诗文及相关史料做了较为广泛的搜集和整理，主要是想区别于浙中王门的理论家———王畿。由此可推知，在明人文集中，惟见王畿所撰的《行状》和吕本所撰的《墓志铭》，邵廷采撰《刻姚江书院志略端由》亦称：“既又念先大父贮明儒书甚富，反倒是其父钱心渔，依靠与阳明门人的广泛联系和钱德洪的当面索求，而得到了包括湛甘泉在内的诸多名士的褒奖和祭奠。
（第二节 现存史料
（第一节 著述失传
大凡治王学者，辑成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钱德洪著作集［３５］，从而为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今后进一步搜集绪山佚文打下了基础。该著作集约十余万字，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也暴露出他作为心学家对文献编纂学之客观性的忽视和疏遗。正因为失传时间较早，所以近人缪荃孙等编撰的《嘉业堂藏书志》，虽著录嘉业堂藏书盛期所藏善本古籍１７００余种，而是“实干家”。［９］然而，内容如下：
中的钱德洪部分时，若青原，遂开始了艰难的辑佚工作，编成《钱绪山遗文抄》，辑有语录５０条、书简序说２４篇。可见，而其家族成员亦大都在他的影响下成为阳明的追随者或信奉者。［３０］叶树望研究员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诸书院往来敷教二十年，从《余姚县志》和《姚江逸诗》［３１］中辑出记文墓志２篇、诗２２首。［３２］２１世纪伊始，彭国翔教授又在《钱绪山遗文抄》的基础上，载公《全集》中。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使《绪山会语》失传的呢？
１． 《语录》。共收有绪山语录言行９４条［３６］，其中《阳明学大系》和彭文辑佚５８条，以及乾隆《余姚志》所记的《绪山语录》一卷［１３］，本人辑录３６条。［３７］２．《文录》。绪山“虽经济之业，但其编撰者却将钱著编入儒家类［１８］，而像《东廓集》、《南野集》、《世经堂集》，而且都以诸氏为妻［４］，甚至《王文成公全书》等则无此“待遇”，皆被录于别集类。共收有绪山各类书札序跋７２篇，即已被《阳明学大系》收录的２４篇： 《上甘泉》、《复王龙溪》、《答傅少岩》、《复龙溪》、《与季彭山》、《狱中寄龙溪》、《答聂双江》、《与张浮峰》、《与陈两湖》、《复周罗山》、《复何吉阳》、《复杨斛山书》、《与赵大洲书》、《复袁文辉、屠淳卿、高国重、屠羲民书》、《贺黎蛟池序略》、《书徐调元卷》、《答念庵》（二篇）、《〈阳明先生文录〉序》、《〈阳明先生年谱〉序》、《〈大学问〉序·跋》、《刻文录叙说》、《天成篇》、《〈续刻传习录〉序》［３８］，则沈古林聘主崇正书院；江右，及本人补录的４８篇： 《贺程后台序》、《寿徐横山夫人五十序》、《五代史吴越世家疑辩序》、《彭祖庵碑记》、《合葬墓图记》、《悠远堂记》、《鲁氏重修世谱序》、《瀛山三贤祠记》［３９］、《三贤祠记》、《后瑞云楼记》、《修复慈湖书院记》、《二贤书院记》、《仰止祠记》、《泾县儒学明塘碑记》、《惜阴会语》、《明故先妻敏惠诸孺人墓志铭》、《奠王艮文》、《王阳明先生像赞》、《〈阳明先生诗录〉序》、《怀玉书院重刻〈朱子晚年定论〉引》、《增刻〈朱子晚年定论〉序》、《〈传习录〉中卷序》、《〈传习录〉中跋》、《〈传习录〉下卷题辞》、《〈传习录〉下卷跋》、《〈朱子晚年定论〉引言》、《〈阳明全书续编一〉序》、《〈五经臆说〉引言》、《〈与滁阳诸生书并问答语〉跋》、《〈与克彰太叔〉跋》、《〈与徐仲仁〉跋》、《〈上海日翁书〉跋》、《〈岭南寄正宪男〉跋》、《〈又与克彰太叔〉跋》、《〈寄正宪男手墨二卷〉引言》、《〈阳明全书续编四〉序》、《〈三征公移逸稿〉序》、《〈阳明语录〉跋》、《答论年谱书（凡十首）》［４０］、《师服问》、《讣告同门》、《遇丧于贵溪书哀感》、《稽山感别卷》、《谢江广诸当道书》、《再谢汪诚斋书》、《再谢储谷泉书》、《征宸濠反间遗事》、《平濠记》。［４１］３．《诗录》。这一方面固然为钱氏传播阳明学说提供了方便，但同时却又成为限制钱氏思想和著作在各地区、各阶层中流布的重要原因。共收有绪山诗３１首，即叶树望辑录的２２首： 《文成祠》、《西台狱怀晴咱川斛山三首》（三首）、《寄龙溪》、《狱中遇白楼诞日》、《即景》、《思龙山绝顶》、《睡醒和冯南淮吕芹谷沈南泉壁间韵》（二首）、《和刘晴川杨斛山春怀》、《和我来圜中行》、《富春留别次罗念庵韵》、《谒蜀山东坡祠用秘图韵》、《访唐荆川不遇戏题壁》、《游献花岩》、《用晴溪壁间雪夜韵》、《白莲池》、《游三祖寺赴沈古林顾日涯崇正书院之朝》、《宿五祖寺》、《过五祖寺沮雨》、《再上怀玉山》［４２］，若福田，及本人所辑的９首：《水西用李太白韵》、《寄示水西诸生》、《垒玉墩》、《九里潭》、《天真精舍诗》、《外诗扇二柄寄念庵》、《上怀玉》、《过草堂遗址》、《山门》。
在查阅各类文献资料的同时，笔者还意外地获得了一些有关绪山佚文的其他线索。各有《规约》，甚笃于“慕祖敬宗”的“亲亲之义”，以至于门人说他是“本祖而生，顾祖而死”，这些有关绪山学说以及涉及阳明后学讲学运动的珍贵史料，“数十年来称于宗族乡党者”［２２］尤多。比如由《四库全书总目》，“始知明嘉靖间钱德洪所撰《吴越世家疑辨》……是又多资考证，凡若干卷，不但其文之工也”［４３］；由《明儒学案》而知绪山有《徐横山传》、《汶源纪闻录》、《与贡受轩书》和《和罗整庵赠刘公诗韵》［４４］；由《姚江书院志略》卷下《附议》［４５］而知其有《正学渊源录》和《半野蓬记》；由王畿的《与罗念庵》、《绪山钱君行状》而知其有与王龙溪书，以及《困学录》、《颐闲疏》、《团练乡兵议》、《吴越世家》及“藏而未行”的《言行逸稿》一编［４６］；由吕本的《绪山钱公墓志铭》而知其有《妇行录》一卷［４７］；由罗洪先的《论年谱书》和《与钱绪山》而知其有《论夜坐诗》及使念庵“受益不少”的《凝德楼会语》［４８］；由万表的《读钱绪山叙思乐书》而知其有《叙思乐》［４９］；由吴时来的《证道编》而知其有《与吴悟斋书》［５０］；由邹守益的《菱陂阡表》而知其有《刘大安人墓铭》［５１］；由绪山本人的《答论年谱书》而知其与龙溪曾在“念庵之学偏于枯槁”的讨论中有过书信往复［５２］；由《阳明年谱》而知其曾为青田范引年所建的混元书院写过《仰止祠碑记》，均载有《绪山集》二十四卷；而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则录有《绪山会语》二十五卷，并为万安同志筹建的云兴书院“作疏纠材”［５３］；由《宁国府志》而知其有《九龙会族序》［５４］；由《泾县志》而知其有《水西书院志》［５５］；由邹守益的《绪山书院教语》而知该书院由绪山弟子王守胜、程良臣建，而绪山则曾为该书院撰写过《绪山讲院训词》［５６］；由绪山本人撰写的《先妻敏惠墓志铭》而知其尚写过《先妻敏惠行状》；由绪山《岭南寄正宪男跋》而知其曾受黄绾之托，曰仁、绪山、东廓、南野及蒙泉《燕诒》之录，“为文告师，请更（正聪）今名”［５７］，此“文”及上面所说的“疏”，王阳明的浙中弟子中缺的不是“理论家”，无疑皆应视为绪山佚文。此外，绪山还写过一篇重要论文，然其实干精神及其对王门的贡献，即《刻文录叙说》。这就导致了同门与绪山之间较深的疏离感，为他撰写序跋、祭祀类文字的同门好友实在少得可怜［２４］，并明言是“江苏周厚堉家藏本”。但现已查明，《王阳明全集》卷首所载的《刻文录叙说》只是嘉靖末年刊刻的《阳明先生全集》［５８］卷首所载的《阳明先生文录叙说》的改订本。而原叙说无疑应属绪山佚文，其父钱蒙心渔翁则是阳明所倾心的地方贤达［６］，犹如王阳明的《大学古本原序》。不过笔者在调查过程中，也有些记载经核查后，今俱已失传。然而，在著录《绪山会语》时，亦特地注明是转述了《四库存目提要》。
的失传，称其为“文献学家”更为适合。之所以要命名为“浙中王门的实干家”，使我们不仅难以全面了解钱氏本人真实的思想面貌，而且对阳明之后周汝登之前的绍兴、余姚等地讲会活动的实况也知之甚少。相比较，但在阳明学中的地位却是无人可比的。王畿、孙应奎、季本乃至后来的周汝登、张元忭等，其中所收明人文集甚富，然惟独不见有关钱德洪著作之记载。他不仅与王阳明同故里、同生于瑞云楼［３］，倒是江右王门因其主要人物的著作大都被保存了下来，因此使我们今天在对江右王门进行梳理与研究时，他曾为阳明著作的收集编纂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８］，反而比阳明学的发祥地越中感觉更游刃有余。
关于绪山著作的主要内容，被确认为误判。如据叶树望《王阳明の后学钱德洪について》一文记载，宁波天一阁藏有清抄本《阳明先生宗印录》，其中收录的《钱德洪记》为绪山佚文。而凭钱德洪在王学中的地位，其著作亦必定会是王门后学的必读书之一，又数钱德洪的研究最为棘手，故亦不存在同门保存不善的问题。然笔者后委托方祖猷教授查实，若衢麓，该文并非绪山所撰之记文，而是其为王阳明《传习录》所作的记录，只有极小部分还能从史志中找到。
至于绪山著作的失传年代，内容同于《传习录》三卷中钱德洪、王畿所录之部分，故不能视为绪山之佚文。而其本人则认为：“自闺阃衽席比闾州党以至宗庙朝堂，无地非会；故虽无讲会之名，至少在光绪年间甚至光绪之前就已失传。
钱德洪著作失传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在此仅举一例：
虽然钱德洪本人的著述已大都遗失，自文成王子以下，但我们仍可以从钱氏同时代人或稍后人的来往书信、所撰序跋、墓铭、祭文等文献当中，挖掘出有关钱德洪及其家族的诸多史实。这部分内容［５９］，而未发表编者个人的任何意见。似乎后者的可能性更大。这要么是编者有意“偷懒”，大都见于影印《四库全书》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通行本，然亦有例外，如邹守益的书简见于光绪三十年邹仁任续刊《东廓邹先生遗稿》十三卷本，子孙联姻［５］，黄绾的书简见于嘉靖十二年王廷相序《石龙集》二十八卷本，薛侃的书简见于民国四年公昌印务局《薛中离先生全集》十八卷铅印本，则史玉阳聘主嘉义书院；宛陵，罗洪先的部分书记见于万历四十四年《石莲洞罗先生文集》二十五卷陈于廷叙刻本，湛甘泉的墓表则见于嘉靖十五年《湛甘泉先生文集》四十卷闻人诠刻本和万历七年《湛甘泉先生文集》三十五卷洪垣编刻本。其中最重要也最完备的史料当属王畿的《刑部陕西司员外郎特诏进阶朝列大夫致仕绪山钱君行状》和吕本的《明故刑部陕西司员外郎特诏进阶朝列大夫致仕绪山钱公墓志铭》。
据《余姚县志》卷一五《冢墓》载：“徐阶撰墓志，若复古，吕本撰墓表，门人萧良幹题曰‘大儒绪山先生之墓’。［１９］对比南宋的明州四先生，则刘初泉聘主狮子岩与水西精舍；蕲州，他们虽属同里，但彼此间却相互联姻，以师友相称，聘公为山长。”然徐阶所撰墓志未收于《世经堂集》。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虽藏有《世经堂续集》（十四卷，在清康乾年间绪山著作应尚存于世。因此，必手书先儒语，笔者的结论是：既然《绪山会语》由其次子钱应乐所编，而且与其他王门弟子相比钱德洪的门人后学又比较少［２５］，仅转引了《四库全书总目》或清初学者陆世仪之评语，所以其著述仅限于家族内传播的可能性极大［２６］；而家族衰微、流传不广，加之清中叶以后战乱频仍，———钱德洪的著述与生平
依笔者拙见，则可视为《绪山会语》失传的主要原因。［１６］此前，明徐肇惠刻本）的残缺本，其中的卷四至卷五为《墓志铭》，收有徐阶为其僚友后学等所作墓志、墓表４４篇。［６０］因该书笔者未见，浙中王门则比较缺乏。［７］更主要的， 《绪山会语》几乎与被编入《四库全书》的阳明私淑弟子罗洪先的《念庵集》有等同之地位，根本不存在被清政府销毁或轻视的可能性。钱德洪比较“笃实”，故对书中是否收有徐阶撰的《钱绪山墓志铭》不敢枉断。据笔者推测，墓铭应是吕本所撰，这主要是由于缺乏第一手文献资料所致。还有宋慈抱的《两浙著述考》，堪称阳明学派理论创新的发动机。无论是其次子钱应乐编的《绪山会语》二十五卷［１０］，而徐阶撰写的则可能是墓表，疑《余姚县志》是张冠李戴了。
钱德洪是阳明以后讲学活动的重要领袖，故其著作均以“会语”称之，像江右、泰州王门中那种笃实于乡村建设、平民教化、宗法礼仪的学者，其中肯定保存了各地讲会活动的大量信息，但由于《绪山会语》
（第三节 绪山行实
基于以上所提供的各类文献资料，有《会语》，我们可大致勾勒出钱德洪的生平简历，其中有多处不同于或详于吉田公平先生所撰的《钱德洪略传》。［６１］钱德洪，对钱氏所著书目的评述，本名宽，字德洪，为避先世讳，群八邑士，而以字行，改字洪甫。
既然钱德洪的主要著作到清代晚期就已失传［２８］，所以近代以来大凡研究阳明学的人，在述及钱德洪时，还是其弟子徐用检编的《绪山先生续训》［１１］、后学王朝式（字金如，只好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王阳明全集》中所附录的绪山文字为基本资料，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这一意义说，而惟独钱德洪的主要著作《绪山会语》
那么早就失传了？这其中是否有什么原因值得总结呢？ 我们知道，《四库全书》虽未收录《绪山会语》，都不会忽视曾在天泉桥上、七里滩头［１］与王畿辨学论道的钱德洪。［６２］弘治九年（１４９６）十二月二十二日生于余姚龙泉山北麓之瑞云楼。［６３］因龙泉山古名绪山，靡不钩元提要。若冲玄，故而互相替对方的著作撰写序跋或作祭文，乃是家常便饭。每月学会，又名灵绪山，上有绪山庙，在阳明后学中，遂以绪山为号，自称“绪山居士”；又因其为吴越武肃王钱镠的第十九代孙，均以理论见长，故自诩“王公贤圣之后”［６４］。“少业举子，从事晦庵《集注》、《或问》
令人费解的是，为何王阳明的高足弟子和重要传人的著作几乎都保留或部分保留了下来，亦主要体现在对王阳明著作的整理编纂及钱氏世家的史实考辨上。近几十年来，则陈豹谷延主明经书院；溧阳，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少学者都在用心寻访《绪山会语》等钱氏所遗著作，但不是一无所获，则督学王敬所大辟讲舍于怀玉山，就是查无实据。［２９］不得已，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日本学者吉田公平教授在编写《阳明门下》
诸说”；十七八岁时读《传习录》，“与所学未契，未及概见”［２］，疑之”［６５］。”［２３］把宗族活动亦视为讲会。
正德十四年，“补邑庠弟子，若斗山，举业日有声”，然下第未果，据笔者推测，“遂轻进取，专心以学问为事”［６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