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聚会之后，培德还和我们喝过两次酒，只是他不再说话，看我们一点儿也不涉及他感兴趣的话题，他没待多久就推说有事走了。我们习惯不再叫上他，这个陌生的人经过八九年的时间之后，我们将他渐渐淡忘，再一次回到陌生。
康定如此之小，几年时间里，我竟然没碰上过培德，直到苏延重又提起这个名字，他的形象才在瞬间被我们回忆起来。苏延要去找培德也因为康定太小。许多人都买了私家车，车买回来，停车场却严重不够，满街沿见缝插针停的都是车。苏延生意红火，小日子特别滋润，买回一辆崭新的轿车，放在街沿，日日担心车被偷了、被划花了、被交警拖走了，弄得焦头烂额，都没办法正常工作。四处找关系想寻一个泊车的地方，打听到培德所守的单位那院里尚有空处，很有信心地开车去找培德，把泊车的事说出来，却不想他一口回绝，说单位有规定，院里不能停放外单位的车。苏延怎么说都不行，要付停车费，自己愿意多出一点儿，培德可以上交一份给单位，也好说话，另一部分自己可以留着，工资本来低，这些钱改善一下生活。但是培德仍然坚定地回绝了，苏延非常生气，将他痛骂一顿，说他没一点儿人味儿，什么情也不记。培德不争吵，只重复着说：“我一直尊重你，但这事和停车没有任何关系。”那院里的人悄声劝苏延，告诉他与培德说这些没任何作用，早些时间单位规定死，除了公车，同单位的私车也不准停，那不过一纸制度。单位一个副局长买了车，要停院里，培德也是死活不让，弄得那副局长哭笑不得，原想把培德一脚踢了，换人守，又不忍培德这许多年来，所有的生活都仅靠这点儿守门费维持，没办法，只好改了规定，允许同单位的人停私车，才把这事解决。那人说培德是个死脑筋，还有点儿神经质。苏延把这件事讲完，感慨地说：“这个培德，许多年了还如此老土，总有一天会死在自己的固执上。”
两年之后我去单位的路上看见街沿跪着一个学生，她用粉笔在路面工整地写下了自己的遭遇，她的年龄大概只有十五六岁，穿着还算时尚，背一个书包，用头发把脸遮住了，死命低着头，在她的腿边，还放着一些学生证和医院证明。我瞬间就判断出这百分之九十又是一个打幌子的行骗者，无论故事再感人，也骗不了大众。成百上千的人自她身边走过，没一人停下来看一眼她写了些什么，没一人掏出哪怕一毛的零钞放到她面前，我想这是一个不容易被骗的时代了。我踩着她写的那些字走过去，没走多远，一个特别眼熟的人与我交汇而过，我瞬间意识到这是培德，我本想喊他一声，又立即放弃了这个打算，我不知现在能和他说些什么，我只是停下脚步看他远去的背影，他胳膊里像昔年一样夹着书，两本杂志，一本是《瞭望》，一本是《看世界》。他竟然穿了一套早年的劳动布衣服和一双黄色军用胶鞋，都已洗得泛白，头发同样蓬乱地挺立着，已经有些花白，他老了许多，背也微微有些弯曲，他老旧的装束和那两本花花绿绿的杂志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正感慨这许多年了，除开变老，他并没多大变化时，见他在那个跪着的女学生面前停住了，他把杂志拿到手上，双手背着，专注而认真地看那些工整的文字，最初我怕他和那女孩子争执起来，把别人教育一通，他很容易做这样的傻事，但他的神态满是同情和悲悯。也不知什么原因，我猛然在心里呼唤着：“别上当！千万别上当！”这无声的呼唤没起任何作用，我看见他将手伸进了内衣兜里，掏出一张十元的钞票，轻轻放到那女孩子的面前，然后满意地离去，融入千百个陌生人中。他的举动让我紧张的心意外放松下来，我回忆着他和他的爷爷，我的鼻孔很酸，眼睛很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