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慢喝酒，一块儿谈天说地，培德的情绪渐渐好转，笑着说：“管他干啥，只要饿不死人，苦点儿累点儿没什么关系。”我还想着《犹利西斯》那本书，在我的书架上，那本书已挺立了许多年，知道是一本难读的书，我一次也没读过，只是片段地看过一些介绍和别人的读后感。我问培德看没看完《犹利西斯》，培德说：“我用了半月时间，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坚持看完了，唉！真比跑马拉松还累，那书看一段我忘一段，根本理解不了意思，看完最后一个字把书合上，它对我来说，又成了一本陌生的书。”我们听了，都哈哈笑起来，称赞他的毅力。
培德写过一段时间小说，像他学油画一样，废寝忘食极端痴迷。隔一两天，他会拿一大叠写好的稿子下来，我翻看那些小说，有写他爷爷的，也有写车间主任的，内容很杂，许多像流水账，还有一些，像写那车间主任，干脆就是他纯粹的泄愤品了。培德说他许多稿子都是熬夜写出来的，我非常失望，看着他期待的眼神，又不忍说什么，我说：“培德，你的钢笔字非常漂亮，你怎么不认真练练书法啊？”他不好意思地说：“字是打小就练着，从六岁开始，爷爷让他拿毛笔练字，写了有十多年，后来就放弃了。”我拿出宣纸和毛笔，让培德写幅字，他写了那首《枫桥夜泊》，行草书，虽然算不上好的书法作品，但已非常漂亮，比康定书法协会的许多人都强。我说：“你为啥要放弃书法啊？”培德拍着脑袋说：“我那叫不了书法，兴趣也没有做这些大。”我叹息着不再说话。也许培德已经感觉到我对他小说的态度，那以后他没再抱着稿件找我。倒是有一天，鲁彦兴奋地打电话约我们，培德写了一篇千字散文，鲁彦托《甘孜日报》社的朋友给登了出来。那晚我们喝酒，鲁彦一直都非常兴奋，倒是培德忽然像变了一个人，端坐那里，默默饮酒，一句话总要在脑袋里酝酿许久才说出来。
培德的确是变了一个人，或者说升华到一个新境界了。许多年之后我们还在说鲁彦托报社朋友的事，给培德带来的是灾难性的改变。我们习惯于把许多问题归结于一件事上，也许培德从未改变过，他只是因为这件事把潜在的习惯给激发出来了。那一篇报社刊登的文章激起了培德无休止的道德感和责任感，许多事他开始看不顺眼，单位不平、社会不公、人心下滑、道德沦丧。他写了一篇又一篇，有专题针对某件事而写的，也有像《论道德》这样的泛论，这些燃烧的文章再没被登出来过，谁敢用啊。对身边事不平也情有可原，到后来，无论国内的、国际的，他统统都会激愤地点评，写文章叱骂。
与他这些改变相衬的是，他越来越处理不好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在单位，几乎没人喜欢与他相处了，他太直接，看问题太简单，对复杂的事情，只想用黑与白的两极来分辨。一有不平，立即爆发，毫不顾忌别人的难堪。工友们私下里都说他脑袋有点儿神经。如果不是砖厂倒闭，他连那选石头的基本工作都差点儿干不成。生存已难，连婚姻他也处理不好，就在砖厂即将倒闭的前一年，经人介绍，他和纺织厂一个叫小梅的女孩子结了婚，原以为，进入婚姻生活后，他的固执会有所改变，他的责任感应该落实到家庭里，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结婚一年，小梅怀上了孩子，砖厂也像大多数企业那样濒临倒闭，没了活干，培德每月只能领到象征性的生活补助，小梅所在的纺织厂也同样不景气，两人的收入仅够家里的开销。小梅临产那一月，砖厂倒闭了，培德领到一万五千元，称之为买断工龄，从此与单位无关。别的人领到这钱，都忙于延续今后的生存，或开个小店、或租个摊位、或四处寻活打工挣钱。那一万五到了培德手里，原本还为小梅生产之后的费用操心，有了这钱，他反倒安稳下来，一如往昔，全身心都放到阅读和写那些激愤文章中，小梅劝说他不听，父母劝说也不起效果。小梅将要生产那天，培德和母亲一块儿将她送到医院，医生检查一番说还早着呢，她这状况看明天行不行，住在医院里安心等着吧。培德听了，和母亲商议，那一病房都是女人，他守着不方便，由母亲守在旁边，他自己回家，又伏在案头。去了一趟医院，他满脑袋想的是现在的医院也特别不堪，一切都以经济为大，药品收费贵不说，还存在太多的乱收费项目，服务却越来越差，无论医生还是护士，对待病人都特别冷漠。想着，开写声讨医院的文章，也不知是凌晨几点，邻居忽然很响地敲门，培德红着眼开门，听邻居说：“你还待屋里干啥？你妈打电话来说小梅进产房生了。”培德听了，撒腿就跑，一路上看见天光慢慢亮起来，那些小菜贩、清洁工、小餐馆都已忙碌开来，混合晨练的人，很有些生机勃勃的景象。培德一口气到了医院，孩子已躺在小梅身边，小梅正虚弱地坐着，把一碗鸡汤和着蛋吞进肚里，看见培德，不知是激动还是伤心，竟然掉了泪。母亲让他去办出院手续，说回家坐月子，这也是经济拮据不得已的举措。培德一去不回，这边等得着急，正不知培德在干啥，两个护士在过道里边走边说：“天下还有这号人，都不知该和谁发气，动不动要和收费处讨论医院的道德问题，这些问题和卫生部都说不清楚，别说与我们这样的基层人员了，真是个神经病。”培德母亲一听这话，估计说的是他，生怕又和别人吵，忙去收费处，果然见他微微弓着腰，正低头和窗里边说什么，倒没吵起来，但也没人答理他，收费的正忙着整理钞票，有交费的病人来，看他没正事，挤到窗口，办理事情。培德耐心等在边上，别人办完走了，他又弓下腰去。
到孩子两岁上幼儿园，小梅正式和培德离了婚，各自带着孩子，回老家开始新的生活。说到培德，小梅直摇头，说：“培德人是好人，老实本分，有做人的原则，当初别人介绍，也正是看上他能写会画，很有才干，没想结婚后才知道他和现实生活相隔太远，他不适应社会生活，更不适应婚姻和养儿育女。”
和小梅离婚之后，培德的父亲托远亲替他找了份看门的工作，一月四五百元钱。这活倒让他特别高兴，像天上掉了馅饼，打电话约我们要办招待，说守门事少，以后可以放开了看书写东西，再没人会说了。
对培德的这些行为，我们劝过他不知多少遍，有一次喝酒喝得厉害，大家都有了醉意，我又纠缠上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不平、愤恨，产生这些的原因是什么？我就这个问题一直追问培德，我说：“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就变成这样了呢？总得有原因啊，该不是真因为发一篇作品，整个人就变了，这也说不过去。”培德也有了醉意，他看着我说：“在过去，那些想法倒也存在，只是压在心里没说出来，那篇散文在报上登出来后，砖厂的同事，还有许多认识的人，一看见我都要说到那篇报纸，说到我写的东西。自己写时，可以当着爱好和兴趣，一旦公开刊出，就会对别人产生影响，这我有很深的感受，如果自己不地道，修养不够，写出来的东西那该对别人产生多坏的影响？”我没想到培德会这样说，他让我哭笑不得，又无从反驳。
数年时间里，随着文学、艺术走向低谷，我们这个圈子已失去了从前的魅力，除了培德，再没有任何人高看我们。面对这样的变化，几个朋友也都顺应潮流，各自改变。最初是写诗的志明，他极早校正了自己的目标，缓慢而带智慧地攀向仕途。他刚当上宣传部副部长时，我们都还没省悟过来这代表什么，我们一块儿上街，沿路点头打招呼的就志明最多，每个人都对他特别尊敬，我们想志明过去认识不了这样多的人啊。到我们聚会的档次提高，不用再买卤菜，挤到老旧的木屋里，直接去餐馆、酒店坐下来。也不用再喝劣质白酒，省去酒醉后的头痛。更不用各自掏钱，把手伸进干瘪的衣袋，我们已切实地感受到这变化带来的甜头。紧跟着苏延发挥他的特长，辞去工作，开起一家广告公司，搞实用美术，设计装修住房、做店面招牌和一应广告宣传产品，很快也见到成效，聚会时，不只让志明签单，他也平分了秋色。鲁彦与我们的接触越来越少，她放弃文字，置下一整套驴友的行头，一遇休息日，就和网上约定的发烧友徒步康定四面的高山、峡谷。平日里无论工作还是上街买菜，鲁彦也以一身地道的户外装出行，在小小的康定城里，煞是招人眼目，独树一帜。唯我通过许多努力，想换单位，一切从头开始，这个简单的想法实施起来竟如此艰难，饱尝失望的同时，我开始沮丧、行尸走肉般对未来再不抱希望。也正是从这时段起，我们的聚会极少谈到文学和艺术，取而代之的是各自在事业中的感受、心得和认识。这些聚会更像一个疗伤的场所，也像一个各人发泄抱怨的垃圾筒。
对这种变化极不适应的是培德。最初，他试图重又回到过去的话题，讲起他最近读过什么书，志明、苏延和我对此的反应惊人的一致，我们都不说话，瞪大了眼睛看着他，让他不好意思，腼腆地笑笑说：“怎么不说话？都只看着我了？”志明说：“培德，别再谈那些没用的东西，把你自己的生活解决好，这才是该做的事。”培德不再说话，但我们都能看出他满脸的不服气，对我们所谈的内容也大为不屑。志明准备开导他，给他讲生存和生活的重要，讲他的生活为什么会变得一团糟。志明的开导没起到任何作用，培德还是一脸不屑的表情，只差没有与志明争辩，这激怒了苏延，他提高了声音说：“培德，你醒醒吧，真把自己当能人了啊，你没有这方面的潜质，一点儿也没有，你的梦想是空的，像肥皂泡，没一点儿支撑，你写那许多屁东西唯一发出的一篇也是鲁彦托关系才办成的，别把这当成自己的能耐，好好干点儿实在的事情，娶个老婆过日子，为自己老后作好准备。”这番话起到了重击的作用，培德的脸色很难看，加上酒精的力量，他的表情像要哭出来，沉默良久，培德说：“我也早知道自己没这方面的天分，我只是凭着激情，凭着一种向上的力量，愿意这样做下去，我更希望你们不放弃，你们才能真正做点儿事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