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的语料价值是至为珍贵的，基本上反映了东汉六朝的语言实际。首先来看一下《后汉书》语料的时代属性。史书语料年代的判定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应该根据史书作者的生存年代确定，还是应该根据史书所记载内容的年代来确定呢？方一新等学者对此做过较深入的研究。下面引用《六朝史书与汉语词汇研究》(2000:147)一文中的一段来作参考：我们认为，从语言研究的角度出发，史书中的材料应该分为两大类，即原始资料和其他资料。它们作为语料的年代是有区别的。……史书中的原始资料，是指正文中原文引录的当朝文献……它们虽然也还有史书作者加工润饰、以意剪裁的可能性，但原则上应认定为当朝人的作品。把这部分资料一概当作史书成书时代的资料来对待，当有不妥。原始资料以外的部分都属于其他资料，包括记事和记言两大类。史书中的叙事评赞语属于记事成分。作者在记叙史实时肯定参考、采用了许多前代史料，但是这种参考、采用绝非照抄照搬，而是经过一定的整理沙汰、修改加工后才写入史书的，理应看作是史书作者年代的语料。史书中的人物对话和言论属于记言成分。这部分内容的语言相对浅显，靠近生活，很难排除作者增删改易乃至再创作的可能性。……记言部分内容从原则上讲应该视同为史书作者年代的语料。在未作具体分析的情况下就把记言或记事材料当作史书所记载年代的语料来使用，是值得商讨的。这些看法对我们有很大启发，我们认为史书的语料时代要根据史书的具体编写情况，以及史书的语料类型作深入细致的分析，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下面来看看《后汉书》语料的类型特征。史书尤其是正史，内容十分丰富，社会的各个层面无所不及，加上史书撰写的滞后性，史书可在纵横两方面涵括这个时期的语言特征。《后汉书》的语料可以分为以下8种类型：(1)奏疏、文书；(2)诏令、手敕；(3)信札；(4)诗赋；(5)谣谚；(6)人物对话；(7)史家述语；(8)论赞。其中(1)(2)(3)(4)属于原始材料，应视为东汉语料。如：《桓谭传》中的《陈时政疏》和《言图谶疏》，《冯衍传》中的《说廉丹》书、《说鲍永》书和《显志赋》等。(5)(6)以及(7)(8)中的一部分，情况最为复杂，有的可能是实录谣谚、人物对话，那就应视为东汉语料；有的内容为转引、转载，甚至再创作，难免有改易的成分，其时代属性要作具体分析。(7)(8)中的一部分可能是范晔抄袭华峤、谢承、袁宏等人《后汉书》，那就应看作是魏晋语料；如果是范晔新作，那么就是刘宋语料。同时我们也可以根据《后汉书》的成书过程，作一个大致的推断。范晔《后汉书》是以《东观汉记》为基础，博采群书，斟酌去取，“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唐人刘知己《史通》说：“宋宣城太守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繁补略，作《后汉书》。”可见，范晔除了直接继承以外，也有所创新。
关于《后汉书》语料年代的具体确认，目前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把《后汉书》当作东汉语料使用，认为范晔虽为南朝宋人，但《后汉书》所反映的史实和所采用的原始材料都是东汉时期的，且范晔本人去上古时期未远，《后汉书》的语言与上古汉语应该是比较接近的。朱庆之等学者(1992:59)认为应该以作者的写作时间为依据，提出：“例如范晔《后汉书》，尽管研究表明它是以《东观汉记》为主同时博采十八家后汉书编撰而成，其中还收录了许多东汉人的奏疏、文章，但我们仍以其为公元五世纪南北朝时期的文献。道理很简单，因为古人为编书而抄书并不着意保持原材料的原貌。”方一新、王云路先生(2000:148)认为：“除了原始资料外，《后汉书》、《宋书》原则上应分别视为刘宋、萧梁语料。”鲁国尧先生在《“隶书”辨》一文中列举用例时，则将《后汉书》所载的诏疏文赋特列其主名，与范晔的语言相区别，“以示其语言的时代性”。杨小平先生(2004:20)在《〈后汉书〉语言研究》中认为：“《后汉书》所采用的原始材料，都是东汉时期的，根据其语言多与魏晋时期的语言用例同，语法、词汇、语音等多与魏晋同时期的语料同，我们仍把它大部分看为公元五世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汪维辉先生(2000:19)曾指出：“史书语料是一种复杂的混合体，需要作具体分析。”我们以为语言现象是连续的渐变的，不以改朝换代而变异，也不宜以今人的汉语史分期去生硬地分割，书是人写的，其语料所代表的时代自然与作者同时，但材料是前人的，虽然材料经作者整合不无变化，但其间仍有沿袭的成分。考虑到《后汉书》的语料类型及对《后汉书》成书过程的回顾，再结合下面我们对《后汉书》中一百核心词使用情况的具体分析，我们认为《后汉书》的语料不仅应属于东汉，而是反映了汉魏六朝这一时段的语言面貌，所以对《后汉书》语料的研究，既是专书语言研究，也是断代语言研究，似乎把它看成断代语言研究，更为稳妥一些。
四、《后汉书》的研究现状及其核心词的研究价值
在“四史”中，人们对《史记》《汉书》研究较多，而对《后汉书》、《三国志》研究较少，《后汉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古汉语末期向中古汉语转化时的语言情况，对《后汉书》进行语言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弄清处于过渡时期的语言实际。
方一新、王云路先生在《六朝史书与汉语词汇研究》(2000:143)一文中指出：“首先，唐以前古籍散失严重，而五部史书(《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以其正史的特殊地位得以基本完整的保存下来，无论是从材料的真实性上看，还是从篇幅数量上看，在同时期的中土文献中都是罕有其俦的，值得充分重视。其次五部史书中收录了大量的诏令、奏疏、信札、文章，保存了许多民谣传语，更有浅显的对话，生动的叙事，其中不乏方俗口语词。利用这些门类齐全、风格多样的材料，可以探寻汉魏六朝词汇特别是口语词汇的基本面貌和演变规律，具有其他类别作品无法替代的研究价值。”余让尧先生在《〈宋书〉词语札记》(1993)一文中也指出：“通过这一时期的文献，考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特点，研究这一时期的语言和先秦两汉、隋唐宋明语言之间的同异，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汉语发展的历史，无疑会有重大的意义。”
汉魏六朝之际朝代更迭、政治分化、思想活跃、交际频繁，是社会动荡变革最为突出的时期，也是语言演变最显著的时期。所以对《后汉书》加以专门研究，是一件很有必要的工作。
《后汉书》问世后，南朝梁刘昭搜集各种相关材料补注范晔《后汉书》及司马彪《续汉书》，唐李贤《后汉书》注出后，刘昭注逐渐散失，只有《续汉书》八志三十卷注尚存，刘昭不仅对原书未作注的部分加以补注，而且对本注加以注释，在保存史料、阐明史义方面有一定贡献。唐李贤对《后汉书》的本纪列传作了注，李贤注以训诂为主，史实上也作了些补充。就目前来看，唐代对于《后汉书》的研究并不很多，我们所知的私人著述极少。清代研究《后汉书》的学者较多，成果累累。主要有沈铭彝《后汉书注又补》一卷，侯康《后汉书注补续》一卷，钱大昭《后汉书辨疑》一卷，赵翼《廿二史札记》，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洪亮吉《四史发伏》十卷，周寿昌《后汉书补正》八卷，沈钦韩《后汉书疏证》，李聿修《后汉书儒林传补》二卷，姚之骃《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何若瑶《后汉书注考证》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惠栋《后汉书补注》，共二十四卷，惠栋是清代研究《后汉书》较为突出的学者，对后人启发较大；另有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以李贤注和惠栋《后汉书补注》等为基础，广采博收，校勘文字，订正讹误，诠释名物典章制度，为《后汉书》注之集大成者，代表了清代学者研究《后汉书》的最高水平。清代学者对《后汉书》的研究，释疑补缺，解决了很多问题。近现代对《后汉书》的研究，我们在中国期刊网、论文索引上可以检索到大量的文章和论文。具体而言，关于《后汉书》的研究，大概可分为以下三类：
(1)史学类和文学类的作品，研究《后汉书》的史学价值和文学特色。如陈千钧《论范晔〈后汉书〉的巨大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1982)，李启谦《后汉书与三国志》(1983)，刘隆有《试论范晔的史学思想》(1984)，陶家康《〈后汉书〉管见》(1994)，李传书《〈后汉书〉中所反映的吏治思想》(1994)，易孟醇《〈后汉书〉的“正一代得失”》(1994)，史叔《体大思精的〈后汉书〉》(1995)，葛剑雄《永恒的矛盾：追求和现实之间——读〈后汉书·党锢列传〉》(1995)，汪波《〈后汉书〉与羌族史研究》(1996)，任士英《〈后汉书〉记顺帝梁皇后享年勘误》(1996)，夏祖恩《漫谈〈后汉书〉的史学特色》(1997)，王春淑《范晔〈后汉书〉序论赞评析》(1998)，冯家鸿《关于〈后汉书〉及后汉历史的评述》(1999)，彭利辉《范晔〈后汉书〉序论赞的文学特色》(2007)等。
(2)文献学类的作品，对《后汉书》的版本源流问题进行探讨。如张元济《影印宋绍兴本后汉书跋》(1931)，傅斯年《后汉书残本跋》(1948)，金谷治《关于标点本前四史中的后汉书》(1966)，铃木启造《诸家后汉书列传辑稿》(1966)，吴树平《范晔〈后汉书〉与华峤〈后汉书〉》、《范晔〈后汉书〉与〈东观汉记〉》(1988)，宋志英《华峤〈后汉书〉考述》(2001)，张卉《〈后汉书·西南夷传〉的文献学价值》(2007)等。
(3)训诂学类的作品，主要对《后汉书》进行校勘、注释和翻译。如刘盼遂《后汉书校笺》(1929)，李画村《后汉书纠缪》(1931)，戴蕃豫《后汉书疏记》(1937)，金小春《〈后汉书〉校点补正》(1986)，吴金华《后汉书标点志疑》(1995)、《后汉书标点献疑》(1997)、《后汉书标点献疑(续)》(1997)，何亚南《〈后汉书〉词语札记》(1994)、《〈后汉书〉校勘辨正》(1994)、《〈后汉书选译〉举疑》(1995)、《〈后汉书〉词语考释》(1996)、《〈后汉书〉词语释义献疑》(2008)，顾义生《〈后汉书〉李贤注辨析》(1994)、《〈后汉书〉札记》(1994)，王继训《〈后汉书〉订误一则》(1997)，董文武《〈后汉纪〉对〈后汉书〉的校勘价值》(1999)，马固钢《〈后汉书〉考释四则》(2002)，张道勤《中华书局版〈后汉书〉标点商兑》(2003)，王彦坤《〈后汉书〉所见辞书未收词语考释》(2003)、《〈后汉书〉所见辞书未收词语考释再续》(2003)、《〈后汉书〉所见辞书未收词语续释》(2004)，曹金华《〈后汉书〉及注校勘拾遗》(五至八，十一)(2004、2005)，杨小平《〈后汉书〉词语考释》(2005)，陈敏祥《〈后汉书〉李贤注札记十则》(2006)，王萍《〈后汉书〉成语研究》(2008)等。
虽然这些对《后汉书》的研究功不可没，但我们也不可否认，校勘之类的工作往往细小繁杂，常常缺乏结构性和系统性，而考释和一些读书札记又多着眼于个别词语的逐条辨疑，很少有对《后汉书》的词汇进行专门研究的。仅有张舜徽的《〈后汉书〉辞典》，山东出版社1994年版，这是一部专书辞典，是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后汉书》提供方便的；另杨小平的《〈后汉书〉语言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版，该书主要从语法的角度对名词、动词、形容词、判断句、被动句、兼语句等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词汇方面仅只探讨了新词新义。所以如果我们从核心词开始入手，对《后汉书》的词汇面貌做系统性的描绘，来探索其中包括的东汉或南北朝的语言现象，我想是很有意义的，这种个案研究的深入，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是对《后汉书》整体语言词汇状况的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