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凉山日报》创刊五十华诞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凉山日报》已经年届五旬，进入“知天命”的成熟时期。我们这一批抽调去参加创刊工作的“老报人”，都已至耄耋之年了。
我是在上世纪的1958年4月，从普雄县民主改革工作团调到《凉山报》（《凉山日报》创刊时名为《凉山报》——编者注）的。那时交通极不方便，从普雄出发，一马一驮，叮叮当当（一马坐人，一马驮行李），第一天歇越西县的中所坝，第二天翻小相岭住喜德县。当时的小相岭、深沟一带还不“清净”，因有普雄县民警中队的教导员老党和两名武装战士同行，一路平安。第三天到达西昌，住凉山州政府设在那里的招待所。休息了一天后，改乘刚修好通车的西昭公路的班车到凉山州首府昭觉。因为《凉山报》刚修好的干打垒平房没有完全竣工，不能住人，就住在州委院内的客房。1956年初我从州委宣传部抽调到基层搞平叛和民改，一直没有回过机关，这次回来既感到亲切又觉得陌生，幸好接待我的是宣传部的秘书，也是《凉山报》筹建工作的领导之一、老同志郭同生，一切都比较顺利。
凉山州委决定，四川省委宣传部批准，《凉山报》于五一创刊。当时正是凉山州取得平叛和民主改革全面胜利的第一年，偏偏遇上全州性春旱，小春受损失，大春种不下去，为了宣传报道破除群众的迷信思想，开展人定胜天、夺取丰收的抗旱运动，我在4月下旬被派到昭觉县四开区去采访。那时报社正在筹建中，介绍信也是由州委宣传部开出的。我清楚地记得，发回的第一篇稿子是请区上的邮递员小王专门送到报社的，题目是“四开区万人投入抗旱运动”，是《凉山报》创刊号的头版头条。发回的第二篇稿子是《破迷信，除陋习，四开乡家家户户修厕所》。今天，我提及这篇稿子是有点用意的。当时全国正在学习贯彻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刚开始。而凉山呢，民主改革刚取得胜利，一切工作都得在奴隶社会的废墟上进行，即便是修厕所这么一件难登“大雅之堂”的小事儿，群众也要有破除迷信，改革多年陋习的勇气，实在是破天荒的大难题呀！
现在，事隔五十年，人也老了，怀旧之心、留恋之情，总是萦绕于心，不时在脑海里涌动、闪烁。那些影响群众、让自己受到教育的新鲜事儿，那些令人感动的翻身奴隶平凡而又朴实的形象，那些难忘的清苦生活和艰难岁月，真是用语言和文字难以表述呵。
因为时间、精力和篇幅所限，这篇短文只能写两个题目：一、科学贯彻执行办报方针；二、主业与副业，一个“杂”字了得。
科学贯彻执行办报方针
因为事关办报方针，所以需要“老生常谈”，只有常谈常新，方能与时俱进。
《凉山日报》从创刊起，就忠实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双办”方针。这个方针真灵。首先是州委特别重视，第一书记王维训除了亲自审查报纸的每一期大样，遇到停电还亲自到报社来，同工人一起用脚踩平板印报机。每踩两转印出一张报纸，几千份报纸就是这么印出来同读者见面的。尤其令我们感动的是，在州委召开县委第一书记会议期间，州委领导竟把各县委书记从州委带到报社来，在简陋的会议室里，喝一杯白开水，同报社的领导一起座谈怎样办好《凉山报》的问题。
有了党的领导，州委的重视，第一书记亲自出马，加上宣传部部长白志方同志和报社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凉山报》从无到有，作用日益凸显，影响不断扩大，读者、朋友和通讯员队伍越来越大，在1960年前后，终于成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两张名片”之一。（当时王维训同志的原话是：两块招牌，一块是《凉山报》，另一块是凉山文工团。1990年，我们在成都聚会闲聊时，维训同志再一次重复了这些话。“名片”二字就是那一次由我们提出修正的。）
《凉山报》的记者很争气，听党的话，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边干边学，边学边干，锐气十足，信心百倍。遇到重大新闻，编辑部的同志拿着报纸到机关、会场、工地去送赠、去叫卖。记者下乡，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自觉做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重要会议，他们都主动邀请记者去报道。除了参加会议，领导同志还帮助记者搜集材料，讨论稿件。那时候条件极差，记者下乡采访，搭个货车坐在货厢里，或者顺路坐拖拉机，算是幸运啦。多数时间是靠走路，靠两只脚跋山涉水，走村串寨，很辛苦，也很快乐。他们是：一支笔，一个笔记本，有的同志还有一台照相机，一把小手枪，加上年轻力壮，又有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自然会透出几分潇洒和浪漫，赢来许多好奇、羡慕和赞美的目光。
在长期贯彻执行“双办”方针的实践中，我们把它通俗化叫“吃透两头”，“通天入地”，非常形象、生动。所谓“两头”是“上头”和“下头”，“上头”是指党委、领导；“下头”是指基层的实际情况，群众的思想和要求。而且强调“两头”的结合与统一，在“两头”的一致性上抓住特点，创造成绩，总结经验。基于这一认识和理解，多少年来我们都是立足凉山，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把民族平等团结、共同进步放在首位，花大力气开展报纸的群众工作，并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其中最突出的是在全州各县委配备通讯干事，在基层干部和各族群众中培养、发展通讯员的基础上，通过州委宣传部定下了“两个人要配齐，六个字要落实，三件事要办好”的雷打不动的制度。即：两个通讯干事要配齐（一个汉族干部，一个彝族干部），切实做到“在职，定位，专用”，认真做好通讯报道、社员读报、发行报纸三件事。
为了适应报纸的群众工作之需，报社不仅设置了群众工作组（即以后的科、部），主管群众工作，做到来稿登记，有信必回，退稿要提出具体意见等。同时创办了《通讯·读报·发行》专刊，作为报社开展群众工作的阵地。经过州委同意，报社还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州的“三优”代表会，即选出在通讯、读报、发行三项工作中涌现出来的优秀模范代表，由各县委的宣传部部长或副部长带队，会聚一堂，总结工作，交流经验，奖励先进，安排任务。三十年前的这些颇具特色的经验，曾由全国新闻机构的机关刊物《新闻战线》作过宣传介绍。
时间进入新世纪。2006年，我读到一本老报人的自选集，使我大开眼界。没想到20世纪80年代，在新闻界的高层领导中，对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还发生过一场持续数年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党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党报要有党性，也要有人民性，党性源于人民性，人民至高无上；而另一种意见认为，党报的人民性这个提法含混不清，没有阶级性，忽视阶级斗争的存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表现。后来还是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说了话，才终止了这场尚未完全公开的争论。耀邦同志说：我们的新闻工作有很强的党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离开人民性就不叫党性，党性就是人民性。
读过这本书，我大受教育，又暗自庆幸。幸好那场争论和内部批判没有像“文革”时期那样层层往下灌，不然《凉山报》下工夫搞群众办报的那一套提法和做法，又得挨批判了！
过去几十年中，《凉山报》还贯彻了一个方针：“小报小办”。这个方针我们讲了二三十年。但是，我至今也没弄清楚这个方针是哪里提出来的，怎么提出来的。我多次回忆，我们的依据是开报纸工作会议时有领导讲过，在少数领导的讲话稿中看到过，报纸上登载过，我本人也在会上作过传达。可是我在贯彻执行中总觉得很别扭，“小报”比较明确，是指四开报纸（大报是指对开报纸）。就是“小办”不好理解，因为谁也没有给它下过定义。《新民晚报》《北京晚报》至今也是四开报纸，有时一天竟印出了几十版，有套红大标题，还有彩色版等，难道这是小报“小办”吗？四川的《成都晚报》，由对开大报改为四开，难道是由大报“大办”改为小报“小办”吗？实在令人感到迷惑。如果说小报“小办”是指文章短小、题材接近群众、表述通俗化等方面而言，可是这些要求乃至规定，从来都是既对大报又对小报同时提出的，不少时候还对大报特别强调，半点也不是只说小报、只对小报、只要求小报嘛。
从多年的办报实践中，我反复思考、琢磨，认为“小办”中的这个“小”字必须改掉，因为它含混不清，容易引起多种歧义，让人捉摸不透。我于1987年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小办’改‘精办’开创新局面”。没想到这篇文章不仅得到州委书记的赞许，而且破例地批了：这是一篇很有说服力的好文章。先后被《凉山科技顾问团通讯》《凉山社科联通讯》刊登。以后被报社收入《凉山日报新闻作品选·言论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