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为配合经济的工业化进程，人们在社会制度建设中作出了科学和理性的抉择，为充分激发人类个体的创造精神而选择了民主政治体制，试图最大限度地达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这一尝试本身便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悖谬，资本家追逐利润永远将效益放在优先地位，公平只是一种补偿形式；追求公平必然要投入庞大的制度成本，从而制约和影响对效率的追求。这一悖谬将人类对社会制度的建设引入一条歧路：只有在自由公平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才能实现自我价值，只有确立以公民为主体的民主政治才能创造自由公平的社会环境，只有科学严谨的社会结构才能体现民主政体的效率优势。而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每一个社会成员必须严格遵循社会规范，他的每一个行为和每一句言语都得小心翼翼，否则，他将以侵犯他人的自由而成为“被告”，——完美的制度建设带来的是对自我的再度规约，制度产生了高效，却牺牲了体制中每一个成员的自由。人们无法在现代社会真正实现行动的自由。
第三，物质生活的现代化给人类精神世界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当西方启蒙主义打破神权的桎梏，解放了人类的心灵之后，人类自身的主体意识便随着现代化的步伐不断成长，自然之神在人类心灵深处埋下的贪婪的种子也开始发芽，宗教改革和科学主义的兴起为它的生长不断提供滋养，唯物主义的传播为其提供理论支撑。到19世纪后期，在资本主义走向繁荣之际，人类的心灵世界也在金钱的侵蚀下感到空洞和空虚，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双重压迫使人们对现代性的成果倍感迷茫，现代主义哲学率先对生命存在的虚无和荒诞发出质疑，现代主义文学则对资本世界造成的人性异化全面开火，到20世纪60年代，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走过两百年的历程之时，现代性带来的苦涩后果已显露无遗。
事实上，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思从西方工业文明开始之初便相伴而生，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1750）、《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1754）等著作中就预言了科学发展将给人类带来不幸，提出了“回归自然”的主张，表现出对现代性的激烈批判。随着启蒙运动带来的理性的解放和科学的迅猛发展，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科学主义逐步确立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理论基石。康德关注个人价值和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其《纯粹理性批判》从认识论上确证了理性之上的主体性哲学，认为人类能够通过自我经验的感知完成对自然法则的道德确认，“范畴乃是对现象以及对一切现象总和的自然规定先天的法则”［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17页。。在19世纪西方工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工业文明带来的资本异化催生了一大批反思“现代性”的思想家、社会学家和现代艺术家。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描述了现代人精神的绝望和痛苦，现代性基本上就是“病态社会”的同义词，商业主义和大众民主正在蚕食优秀的文化传统，这对马克思?韦伯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有着重要的影响。韦伯更强调价值的多元性，认为现代性的结构基础是经济领域同政治领域的分离并发展和完善了自己的内在逻辑；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具有难以驾驭的风险，现代化程度越高，越具有危险性；齐格蒙?鲍曼则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剖析了现代性带来的社会悲剧；对现代性批判最猛烈的当数福柯，他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所宣扬的历史进步观念其实只是控制和塑造人的权力机制与技术日臻完善，“人并没有从一次次战争中逐渐进步，达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境地，最终只是法制取代了战争状态，人在规范系统的范围内使用它的暴力，然后从控制到控制”［德］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转引自佘碧平《现代性的意义与局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78页。。福柯还认为，资本主义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造成了权力滥觞，现代社会的本质“不是原初的社会契约，而是不断的强制，不是基本的权利，而是不断改进的训练方式，不是普遍的意志，而是自动的驯顺”［德］福柯《规训与惩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90页。。可以说，西方现代性的发生过程与反思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就始终联系在一起，从未间断，西方工业的现代化和由此而生的现代性正在经济全球化扩张过程中不断淹没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
（二）什么是文学的现代性？
正如现代性的边界难以明确界定，文学的现代性也是一个最易引起争议的话题。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具有现代性特质，是因为它表达了现代生活的具体形态，还是因为它具有超越传统艺术形式、符合现代审美标准的全新语言建构？如果两者都算作现代性的构成要素，那么什么是现代生活的多元形态？什么是现代艺术的审美建构？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从古代文明进入现代文明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文明的进程与文化发展的进程永远都处于一种渐进的过程中，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出现成为推进文明进步的重要环节。同样，文学的现代演进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政治的变革、经济的推促、社会思潮的冲击共同构成传统文学完成自我蜕变的多重合力，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产生了叛逆和超越传统的新的文学形态，完成艺术生命的革新与重造，这便成为文学现代性的开端。讨论文学现代性问题，首先要确认现代性发生的社会基础，没有文化的变革和经济的促动，现代性便是一座空中楼阁。今天，几乎所有研究现代性的文化学者都把这一基础确定为文艺复兴时代带来的人性解放和理性复苏，宗教改革促进了科学的进步，人文主义解放了精神的枷锁，当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喊出“天赋人权”的口号时，人类的思想才真正因公民意识的觉醒而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个性解放与经验理性的双向建构，是人类摆脱自然和神权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现代文明的起点。此后政治革命的风起云涌和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成为文学腾飞的两个翅膀，现代化作为人类的梦想日益成为文学创作的中心命题，现代化带来的弥漫在现代生活中无所不在的现代性逐步成为人们无法摆脱的一种生活方式。文学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它承载和表达的意蕴，它在现代历史进程中对自我形式的不断拆解与建构，正是文化现代性的重要表征。
文学的现代性在西方文学发展中有着特定的意蕴，与政治和经济的现代性产生了意义错位。如果说科学和理性给西方社会带来了政治的民主进程、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它在文化领域却产生了令人意料不到的后果，那就是思想启蒙促成的个性解放在解放自我意识的同时，也释放出了人类心灵深处看不见的私心和贪欲。欲望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也给人类文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道德被物欲侵蚀，自然被贪婪毁灭，灵魂被金钱异化。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对现代性的质疑与声讨很快成为人文主义者——从哲学家、艺术家到文学家的历史使命，现代主义成为西方现代文化的另一个代名词：现代主义哲学、现代主义艺术、现代主义文学，他们所要创建的现代文化，呈现出鲜明而强烈的反叛色彩，对传统的反叛，对现实的反叛，对古典主义和理性意识的反叛。科学和理性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奇迹，也催生了现代文明的声讨者和叛逆者，它就是从另一个侧面推促西方社会不断反思、自我更新的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于19世纪中期，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叔本华的生命哲学、尼采的超人哲学成为工业文明时代反叛者的先声，随后出现的现代主义美术运动和象征主义诗歌共同推波助澜，形成19世纪末期蔚为壮观的“颓废主义”文化思潮。所谓颓废主义，正是人们早期对现代主义文化的模糊称谓，其核心是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怀疑和否定。在工业化生产和金钱重压下，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了严重的扭曲和异化，文学艺术试图从生命本体意识表现人类心灵深处的焦虑和痛苦。传统文学对社会人生的表层描述已经传达了人类精神深处的痛苦，现代主义作家和艺术家开始通过另一种独特的艺术方法——隐喻和象征来完成新的艺术形式的建构。20世纪初期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的出现，更是为现代主义运动注入了一剂“兴奋剂”，象征主义、意识流、荒诞主义等文学思潮和艺术流派蜂拥而起，将20世纪西方文学推入到现代主义的历史大潮中。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和审美的现代性恰恰是对政治和经济现代性的反叛，以生命哲学为根底的现代主义对科学主义造成的工具理性压抑人性的后果进行了毫不留情的痛陈，现代主义文学由此呈现出“非理性”的特征而与现代性本身呈现了背离，这正是我们解读文学现代性的复杂之处。
由于时空滞差造成文化的隔离，中国在19世纪中后期才初步感知工业文明的巨大威力。数千年农业文明形成的封闭保守的文化传统开始在维新思潮中有了松动，西方启蒙主义文化思想在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中被广为倡导，中国的现代化——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都远远落后于西方的现代化。在一个农业文化还异常强大的东方文明古国试图走上工业文明的道路，其历史的重负使其步履显得异常沉重而缓慢，文化的现代性建设必须重新回到西方两三百年前的启蒙主义时期。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个性解放、自由民主等新思想毫无疑问便成了中国青年追求现代文明的灯塔和指路明灯，中国新文学——充满叛逆和反抗精神，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传统文学大胆决裂，开创了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学的新纪元。——而此时，西方的现代文学已经在现代主义的道路上起步和腾飞，时空滞差造成文化和文学形态的差异，正是中国文学现代性与西方文学现代性的重要区别。换句话说，解读文学的现代性首先要梳理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本源，将西方文学的发展进程和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有所区别，才能廓清现代性的具体内涵，也才能清楚地阐释中国文学现代性内涵的多元风貌。
20世纪90年代初，“现代性”作为后现代主义的观照对象成为一个专有词进入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张颐武、王宁等在研究当代文学时提出“后新时期文学”，提出与“后现代性”相对的“现代性”而引起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新关注。1994年，北京大学展开“重估现代性”的讨论，带动文化界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张颐武、王一川等人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以启蒙和救亡为主题，现代性主题在20世纪后期西方后现代文化冲击下已经走向了“终结”，张颐武《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8、103页。也有人认为现代性“未完成”。高远东《未完成的现代性》，载《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6、7、8期。刘小枫用三个术语：现代化领域，现代主义题域，现代性题域来分别概括现代性在政治经济制度、知识领域、个体及文化形态几方面的变化。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页。汪晖认为“从19世纪前期到20世纪以来，现代性一直是个分裂的概念，其主要表现是作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过程的现代性概念与现代主义前卫的美学的现代性概念的尖锐对立”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汪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页。，周宪将其归结为“文化的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的对抗。周宪《文化的现代性对抗启蒙的现代性》，载《粤海风》1998年第11、12期。以上文论主要引用了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家的概念，韦伯、舍勒、哈贝马斯、吉登斯、鲍曼等。海外华裔学者李欧梵、王德威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用现代性来描述中国文学。李欧梵运用了卡林内斯基《现代性的五个面孔》来描述五四作家在创作中的表现，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一文中，讨论了晚清以来小说创作在主题上对现代性的认知，表现在四个层面：对颓废的偏爱，对诗学与政治关系的复杂认识，与理想理性相悖的情感泛滥，以及对谑仿的倾倒，“回溯晚清小说，正是回溯到现代性的谈论及欲求尚未简单化成单一的公式的时期，也是批判性地重拾想象与写作现代的潜在姿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26页。。20世纪末期文学界继续讨论现代性问题，杨春时、宋剑华认为中国20世纪文学主要是“近代性”而非现代性，杨春时、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载《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龙泉明则在《近代性，还是现代性》一文中，从世界意识、先锋意识、民族意识、人性意识、创造意识等五个维度提出中国文学具有现代性。龙泉明《近代性，还是现代性》，载《南方文坛》1997年第2期。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母题被归纳为：启蒙主义与民粹主义，个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线性进步主题与现代化主题，形成文学现代性的悖论。他们在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时，借用西方后现代批评理论，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进行全面剖析，虽然留下了“全球化”时期文化接轨的痕迹，但基本确认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价值评判，表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创造和探索与世界文学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第二节）20世纪中国文学民族性的多重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