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学运动对20世纪中国政治革命和文学运动均产生了极大影响，一群积极参与社会革命的文学青年在大革命结束后发起了一场新的文学运动，提出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麦克昂（郭沫若）《英雄树》，载《创造月刊》1928年1月第1卷第8期。的主张，旨在通过对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促进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李初梨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使命，不是以观照和表现的态度，而是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的文学”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7页。，强调以参与现实斗争为革命文学的最高目标，吸引了大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参与到革命文学的潮流中。1930年3月，左翼作家发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们在宣言中宣称：“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是“血与火”的斗争的文学。载《萌芽月刊》1930年4月第1卷第4期。《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308页。瞿秋白随后提出，文学要反对个人主义和“感情用事”，左联的任务便是开创“一个为着普罗现实主义而斗争的运动”史铁儿（瞿秋白）《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载《文学》半月刊1932年4月第1卷第1期。，正面提出建设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实质上已经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观点。由于当时缺少政治革命的现实土壤，因而在创作实践中并未出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社会主义文学还停留在理论建设上。因此，也有人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视为社会主义文学的早期阶段或萌芽时期。对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理论的全面介绍主要集中在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太阳社、后期创造社以及稍后的左翼文艺界（左联）都陆续翻译出版了多种介绍马列文艺的书籍，主要有：《新俄文艺政策》冯雪峰译，上海：光华书局，1928年。、《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底任务之大纲》［苏联］卢那卡尔斯基著，朱镜我译，载《创造月刊》第2卷第6期。、《艺术与社会生活》［苏联］普列汉诺夫著，沈端先译，载《文艺讲座》第1期。等，为传播马列主义文艺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抗战后期的延安地区得到全面发展。1942年5月，毛泽东组织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解放区文学的纲领性文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发表于《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讲话》中阐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要求作家创作出符合时代政治和抗战需要的文艺作品，对文艺创作提出了指导性和建设性的意见。概括起来，《讲话》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文艺的社会功能。毛泽东认为文艺应该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在抗战的特殊时期，文艺应该成为鼓舞人民抗敌斗争的精神武器，宣传先进的政治理想，塑造新时代的工农兵英雄，文艺工作者不能总是表现个人的情绪和小知识分子的生活理想，而应该面向生活，参与抗战，满腔热忱地为战斗在抗战第一线的工农兵服务。第二，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全面阐释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提出“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现实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古代和外国的题材是流而不是源”等重要的文艺观点，强调了作家应该多关注现实生活和解放区军民的抗战斗争，描写工农兵政治革命的理想和热情。第三，文艺创作的技巧。毛泽东认为许多文艺工作者只注重技巧，忽略了现实中广大工农兵读者的审美需要和接受能力，当务之急是文艺创作要面向工农兵普及，写他们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因此，在普及与提高的这一组矛盾统一的关系中，应该“先普及，再提高”，“向工农兵普及，从工农兵提高”。第四，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中国现代文艺作家和政治家都十分关注的敏感问题。毛泽东认为，文艺活动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也属于广义的政治范畴，要求作家不仅要有马列主义文艺观，而且还应该服从政治的需要，创作出反映抗战斗争和政治革命的文艺作品。毛泽东站在政治家的高度，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点，这一观点是后来社会主义文学的立足点。第五，文艺批评的标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是毛泽东对文艺批评的重要观点，其出发点与他作为政治革命领袖对文艺的认识和要求完全一致。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文艺观，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主张，推导出文学批评应该先看内容，再评价它的艺术技巧，主要是从政治需要来考虑的，因而再次强调了作家世界观的重要性。
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因抗战的需要而发生重要的转变，共产党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文艺活动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强调文艺服从于抗战，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文艺与政治的全面融合，充分发挥了文艺的社会功能。这是一次以工农兵为创作主体的文学思潮，在政治力量的引导下，工农兵第一次成为文学的创作中心，文学的审美形式也全面向工农兵转变，因此文学史历来沿用“工农兵文学”予以概括和描述。50年代后随着社会政体的变革，解放区的文学建构模式被全面推广，并被正式命名为“社会主义文学”，由此看出，抗战时期解放区文学正是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学的开端。
二、政治革命对50—70年代中国文学的整合
社会主义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对文化领导权的控制。葛兰西在他的政治理论中最早提出“文化领导权”这一概念，并以此强调意识形态建设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意义。“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建立起情感联系，才能促进无产阶级时代的文化发展”引自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指出了无产阶级政权建立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9页。，不仅表明了共产党对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的文化领导权，也为50年代文学朝着政治方向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建设方向。5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的逐步完成，文学制度建设也全面展开，主要包括建立政府主导的文学机构，创办新的文学刊物和出版机构，对知识分子和文艺作家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理论等，表明无产阶级政权对文艺建设的高度重视。
（一）文学制度建设
第一，建立新的文学机构。40年代末，中国20世纪文学随着内地政体的变化发生转变和断裂，政治革命占据中心地位。为了配合政治革命的进程，共产党对于文化活动的管理，采取了建立行政机构分级管理的办法，将知识分子和文艺创作纳入到新的制度建设中，主要通过“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这样的组织来实现。中国文联是文艺界的最高行政机构，下辖各文艺团体和协会，如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等。并在各省市设立分会。文联和作协均由共产党直接领导，因而具有绝对权威性。作家和文艺爱好者不得组织民间文学团体，作家的文化活动和文学创作由上级领导具体规划和安排，通过评优和颁奖的方式鼓励作家创作与政治革命同步的作品，这是将知识分子纳入新的制度中最重要的措施，这些措施源自苏联，并在抗战时期的延安地区得以具体实施。
第二，创办新的文学刊物。中国作协和各省市文协还陆续创办文学刊物，鼓励作家创作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学。到50年代末期，全国文艺刊物达到89种。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办的机关刊物，尤其是《文艺报》和《人民文学》。比较重要的文学刊物还有《解放军文艺》《译文》《文学评论》《上海文学》《收获》（上海）、《北京文艺》《长江文艺》（武汉）、《延河》（西安）、《新港》（天津）、《作品》（广州）等。参见洪子诚《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页。这些文学刊物发表作品都要接受政治审查，以确保创作题材、主题和艺术形式的规范化，从而成为社会主义时代宣传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十分重要的文艺阵地。
第三，全面改造文学观念。为了完成文学制度的一体化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党要求知识分子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50年代中前期，毛泽东亲自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群众性文艺运动，第一次是1951年5月，对电影《武训传》的“投降主义思想”进行批判；第二次是1954年10月，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批判；第三次是1955年5月，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进行批判。三次文艺批判运动在文化界和文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促成了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传播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1957年下半年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云突变，全国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右”运动，清除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思想的改造和重建，完成了自1949年后中国政治巨变后文学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建设。
（二）社会主义文学理论建设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就一直处在苏联文学的强势影响之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在较长时期中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1934年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周扬正式提出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理论，鼓励作家运用新的创作方法，塑造新时代的英雄人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成为全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判断作品是否具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是：“不在它所描写的内容是否为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而是在于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真实。”载《人民日报》，1953年1月11日。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提出后，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作家们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文学运动的改造之后，树立了马列主义文艺观，学会了运用党性原则，自觉地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和落后的思想，歌颂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由于许多作家在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时，还未能真正将文学理论的原理和创作的艺术方法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因而在不少作品中出现了简单化和概念化的痕迹，颂歌成为50年代中前期十分流行的写作模式。作家们歌颂共产党、革命领袖，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一方面是发自内心的激情，一方面也确保了创作立场的先进和正确，能够得到文学主流媒介的认同和赞赏。但这种简单化的理解和概念化写作使作品缺少艺术的审美特性，大多数作品有模仿抄袭的痕迹，也遭遇到了文艺界的质疑，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围绕现实主义的理论探讨也随之而起。
1956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国际政局的变化，在文艺界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参见刘大年《百家争鸣方针侧记》，《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倾思想的影响，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文学理论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些争鸣主要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展开。秦兆阳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载《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提出了现实主义应具有多元形态的艺术主张，周勃发表《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载《长江文艺》1956年12月号。廓清了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中作家的主体认识，认为作家在创作中也应该表达个人的真实感受。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载《文艺月刊》1957年8月号。第一次在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巴人也发表《论人情》载《新港》1957年1月号。，讨论了文学创作中的“人性”问题。这一系列理论探讨在文艺界引起热烈反响，其中，秦兆阳的文章对“真实性”的讨论最引人注目，他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过度修饰与限制，反倒扭曲和破坏了现实主义的真实，削弱了现实主义真实的客观性，是造成文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重要原因，“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性和倾向性是生存于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的血肉之中”，因此文艺家应该深入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解《讲话》精神，不能把社会主义文学仅仅限定于歌颂职能，它还有深刻反映现实社会真实的其他职能。
50年代中前期，苏联文学解冻，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无冲突论”提出批评，提倡文学干预生活，中国文艺界翻译介绍了苏联作家马克夏克、奥维奇金的文艺理论和创作。奥维奇金于1954年曾来中国访问，他在有关新闻特写的演讲中说：“特写，是文学的一种战斗的体裁”，“它的这种特殊的机动性和敏捷性，使它可以帮助党做另外一件事，即跑到很远的生活深处起侦察兵的作用”。奥维奇金《谈特写》，载《文艺报》，1955年第7号。苏联作家关于文学干预生活的主张对中国的文艺作家影响甚大，他们认为这是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很多作家随之创作了“干预生活”的作品，表达自己对文学现实主义的理解和追求。他们在题材上的拓展，给50年代中期的文学界带来了创作的繁荣，其中以刘宾雁的新闻特写《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以及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作品影响最大。
（三）文学与政治同构
50年代后期的反右运动，激进社会主义思潮由此生成。随着东西方世界冷战的加剧，中国提出了加速发展共产主义的口号，经济上走向了“大跃进”，文化意识形态也朝着“左倾”方向突进，文艺创作被视为政治工具而受到重视，在大跃进运动和批判修正主义的政治运动中被不断强化，这一过程显示了政治对文艺同构的巨大力量。
1.“新民歌运动”与“两结合”的创作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