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杨永秀买了一捆葱秧回来，中午到地里去栽，没来得及灌水就到队上出工了。傍晚收工回来才挑粪去灌，她见自己种好的葱苗胡乱地埋在地里，东倒西歪的，旁边丢了一地的葱皮和根须。杨永秀扯了一把葱起来看，见都剥得白白的，根也掐掉了。她猜想是小军军干的，把他叫来一问。他说这是帮奶奶做事，见妈妈做饭时都是把葱皮剥掉，根也切了。
军军今年六岁，是王梅华和杨永刚的独生子，聪明、活泼、可爱，是全家人的心头肉、命根子。奶奶更是爱得要命。军军两岁后才和妈妈搬出去住的，就在前面学校里。军军离不开奶奶，每天中午都要跑过来吃奶奶煮的饭。这天一大早，他把妈妈给的水果糖拿过来给奶奶吃。杨永秀逗他要，他就是不给，说没了，其实手里还捏着一颗。
杨永秀看出来了，假装生气地说：“你不给姑姑糖吃，姑姑不给你做饭。”
他这才跑到姑姑面前，把糖不情愿地给了她，说：“就这么一颗了，给了你我就没有了。”
杨永秀拿过糖剥去糖纸，军军嘟着嘴站在旁边盯着，双眼一动不动，生怕姑姑把糖给吃了。直到杨永秀把糖果塞到他嘴里，他才笑着转身跑向奶奶那里。
杨永秀在背后说：“我是考考你，看你大方不。”
杨永志母亲忙护短：“死丫头，你惹他干什么，军军还小。来，军军拿去。奶奶给你留着，不吃你的。”说完，她把手里的糖果给军军装在裤兜里。
杨永志回来以前，母亲和妹妹每天就是这样过活的。这会儿嫂子走了，杨永志才见桌子对面的母亲已经老了不少，额上往后扎得紧紧的头发又添了些白丝。记载着她一生艰辛历程的脸上，生活又刻上去几道印痕，跟压得皱巴巴的衣服一样。细细看去，皱纹是那样明显，一条沟、一条棱的，活像地形图上的等高线，布满了整个面部。杨永志心里感到一丝隐隐的，只有儿子对母亲才有的那种疼痛，心想：不能让她老人家再为我们操劳了。
杨永志的父亲姓张，母亲姓杨，父亲是入赘到杨家来的，所以杨永志三兄妹随母亲姓杨。他哥起初也姓张，叫张大山，后来改姓名为杨永刚，大山是他的小名。父亲1960年害水肿病死后，母亲就担起了这个家庭的全部重任。母亲那时刚四十出头，杨永刚十五岁，上高中，杨永志七岁，在读小学，杨永秀三岁。一家四口，吃、穿、用全靠母亲一个人。她白天在队里干活，晚上还得编篾货到深夜，给杨永刚兄弟俩挣学费。她成天没日没夜地干，后来累得病倒了。杨永刚实在过意不去，心疼娘，坚决要求辍学回家帮母亲一起挑起家庭的担子，把弟妹们抚养大。母亲坚决不同意，说：“你妈这世是睁眼瞎，受了不少的气，是个不顶事的人。只要你们有出息，我就是辛劳一辈子也值得。”母亲从自己艰辛的一生中悟出这个道理，就是再苦再累，哪怕拼上命也要把孩子们的书供出来。只有让他们把书念出来才能有本事，遇事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肚子里有货才说得出个道理，不吃亏、不受人欺负。她就一直抱着这个信念，把杨永刚供到高中毕业。杨永刚高中毕业未能考上大学，在家帮母亲干了两年活，1965年和赵志清一起参军去了云南，1969年提干，现在是部队的营长。
杨永刚提干后，常给家里寄些钱回来，让母亲补贴家用。他在信里嘱咐母亲：“别再那样劳累，别再没日没夜地干了。”
母亲虽然信里都答应照儿子的话办，然而事实上还是重复着她的老习惯——干活、不停地干活。所以杨永刚从王梅华和杨永志那里得知母亲并没有照他的话去做，便让王梅华搬出来住，自己带孩子，以减轻母亲的负担。
杨永刚给家里寄的钱母亲也没舍得用，而是给儿女们存着。母亲一再不让杨永刚往家里寄钱，但杨永刚说：“这样做了，才能让当兵在外的我感到心里宽慰些。”
杨永志从小也是个懂事的孩子，看母亲累成那个样子，妹妹还小，哥哥又不在家，每天放学回来后就主动帮母亲做事——割猪草、放羊，总是把家务事干完后才去学习。1966年他小学毕业后进入初中，1969年混了个初中毕业文凭，回到家里帮母亲种田。1969年到1971年这两年多时间他一边在家劳动，一边去柳刚那里补习功课。这期间，他把从初中到高中的课程都补习了一遍。1972年冬，空军地勤部队招兵，他便和赵志明、赵志军报名参军去了北方。1974年底他复员回家，1976年村里选送工农兵大学生，他又去省农学院学习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