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笑话
在“文革”中间，尽管“两报一刊”大吹大擂：“无产阶级文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但是，群众却除了八个样板戏之外，什么也看不到，实际处于文化沙漠之中。人民群众不甘寂寞，曾被林彪、江青集团清除的“封、资、修毒草”又开始悄悄在民间滋生、流行、泛滥。口头文学空前繁荣起来。
“文革”是一个空前荒诞的年代，也是一个特别能够冷嘲热讽的年代，大量的笑话涌现出来，广泛流传。
“文革”中最具时代特色的当然还属政治笑话。如陈毅在造反派的批斗会上，打开手中语录本，凑近话筒高声宣读：“翻开语录本376页，最高指示：‘陈毅是个好同志。’”（注：毛主席语录本仅有375页）这是典型的一则政治笑话。
东北建设兵团有一个政治笑话。兵团知青返城探家都必须在佳木斯火车站转乘火车，来回都得从车站广场的毛主席塑像下经过。几个知青结伴探家，一个知青忽然宣布：“我们只要支边五年就准能回城了。”别人问他，何以知道是五年？这个知青指着毛主席塑像说：“你看毛主席向前伸出一只手，张着五个指头，不是明摆着告诉我们支边五年吗！”五年过后，这个知青又一次回城探亲经过毛主席塑像，有知青问，“你不是说，我们只在这儿呆五年吗？”这个知青哑然无语，突然，有一知青拍额叹道：“我明白了。毛主席还有一只手背在身后面，伸着三个指头。五加三，不是八年吗？咱们要支边八年才能回家呢！”这个笑话，在东北兵团知青中广为流传。
在持续不断的群众的运动中，群众为了松弛神经往往编出一些口头文学自我娱乐，这类口头文学虽然早已有之，但在“文革”中特别兴盛，成为一大特色。
比如关于样板戏的笑话就属这一类。《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打灯灯却不灭的笑话；对黑话的笑话（“脸黄什么？”“涂了一层蜡”“怎么又黄了？”“又涂了一层蜡”）；因为打栾平时的枪不响，杨子荣回来向座山雕报告说：“我把他掐死了！”的笑话，都在民间广为流传。
还有一些笑话取材于自己身边。“文革”中人们成立了许多战斗队，这些组织的名称多出自毛主席诗词：飞鸣镝、驱虎豹、在险峰、征腐恶、同心干、战犹酣、缚苍龙、追穷寇等。北京2中、5中、85中等几个总政“可教育好子女”没有组织要他们。他们就凑在一起开玩笑说，我们也成立一个组织吧。有人说，名字叫“怕熊罴”战斗队。还有人提：“小虫何”。最后，大家公认，最好听的名字叫：“害人虫”。
随着文化娱乐生活的日渐贫乏，业余的群众自发创作和演出的小节目开始活跃起来。借着大批判的幌子，人们努力寻求一点娱乐生活。“文革”中各农村生产队、工厂都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宣传队业余演出吸引了大量群众。“文革”中，最流行最具生命力的一个群众节目是《老汉、老婆儿参加批判会》。由几男几女扮成老头、老婆儿绕场说快板。
几个老头鼻下粘着胡子，头上扎条白毛巾，腰间插杆烟袋，列队走圆场，口中念念有词：
东方发白天刚亮，
鸡叫三遍起了床。
咱们去参加批判会，
×个老汉喜洋洋。
对准那：×××，
还有那：×××……
然后是扎着裤脚“蹒跚”的老婆儿们登场。口中也念念有词：
老婆儿我喜心上，
两腿走得忙。
社里开批判会，
会上我把话讲；
对准那：×××
还有那：×××……
演出中的“×××”，可以随着运动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昨天是***、邓小平、陶铸，今天就可能改成孔老二、林彪。农民们不管批判谁，演这些文艺小节目只是图个热闹，听个动静，与庙会耍狮子、踩高跷没什么区别。
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评书开始逐步在民间恢复并流行起来。
《血的锁链》、《梅花党》、《一双绣花鞋》
1970年冬，在北大荒小兴安岭万人愁林场，东北兵团15团29连知青和老职工们悄悄请来一位哈尔滨知青讲评书《黄英姑》。将此人请来，先须恭敬递烟敬茶，然后才开讲。讲到危险时刻全帐篷的知青一个个屏息凝神。一连听了六个晚上，白天上山伐木都浑身来劲，这才痛感评书艺术的魅力无穷。说书的哈尔滨知青也被众人奉为高人。其实他是拜过师傅的，而且对原小说已有很多演义添油加醋。
1969年在北京东城南小街有个王四也会讲评书。评书者，连说带评，有时扮成故事中的人物，有时又要跳出来以局外人身份加以评论。王四说书不仅生动，而且评论时的妙论令人喷饭。当时是1969年，72中没下乡的学生，就时常结队去找王四，十分恭敬，敬烟送糖，求他讲评书。王四会侃，一路连说带评，不带重样。
王四还编过一段评书，讲述“文革”中事，略述如下：1955年冬天干面胡同（即在南小街内）煤铺一阵鞭炮乱响，公私合营了，男主人公即在炮仗声中降生。进入“文革”，主人公11岁，出身小业主便扮成工人身份去闹革命、大串联。串联中一路扒火车“吃大轮”（盗窃铁路物资），与人“叉架”、“拍婆子”，有时吃亏，有时占便宜，种种历险，总能逢凶化吉。而且故事还涉及上层政治斗争。
王四说评书妙在还带演唱，讲到一段就会有歌。像《秋水伊人》、《七十五天》、《精神病患者》（换上新词）。王四以一个男主人公为线，贯串起许多人和事，故事经常分叉，一下叉出去老远。所以，有些段子总也讲不完。逢到王四唱歌的时候，大家格外恭敬，因为他的嗓子具有磁性，什么歌到他嘴里都特有味。
围绕着《七十五天》有一大段故事，说的是偷窃、打群架入狱坐牢的经历：
离别了亲人来到这间牢房已经是75天，
看了一看眼前只是一扇铁门和铁窗。
回忆往事如絮飞，
泪水就流成了行，
亲爱的妈妈，
你我都一样，
日盼夜又想。
--《七十五天》
讲到“拍婆子”的故事，王四唱了一首《流浪的人》
风儿啊，风儿啊，吹个不停，
吹得我眼泪结成了冰，
爱我的姑娘她变了心，
跟一个有钱的人结了婚，
忘恩负义的背叛了我。
因为我是个流浪的人。
这首歌反复在“只因为我是个流浪的人”这一句徘徊不止。故事主人公一路上看到的“闹剧”后面，全都是这种血泪斑斑的故事。王四真是个讲故事的天才。
当时，在北京还流传关于《血的锁链》的故事。青年作家史铁生后来在《插队的故事》中对此作过生动描述。现转录如下：
那是当年在知青中很流行的一支歌。关于这支歌，还有一段美好的传说。
条条锁链锁住了我，锁不住我唱给你心中的歌，歌儿有血又有泪，伴随你同车轮飞，伴随你同车轮飞……
据说，有几个插队知识男青年，老高中的，称得上是“玩主”。“玩主”的意思，大约就是风流倜傥兼而放荡不羁吧。大约生活也没给他们好脸色。他们兜里钱不多，凭一副好身体，却几乎玩遍了全国的名山大川，有时靠扒车，有时靠走路，晚上也总能找到睡觉的地方。有一天他们想看看海，就到了北戴河。在那儿他们遇见了一个小姑娘。小姑娘从北京来，想找她父亲的一个老战友打听她父亲被关在哪儿，但没找到，钱又花光。
生活好似逆水行舟，刻下了记忆在心头，在心头啊，红似火，年轻的伙伴你可记得？可记得？
北戴河也正是冬天，但他们还是跳到海里去游了一通。远处的海滩上，站着那个茫然无措的小姑娘。“看来，那个丫头儿不俗气”，他们说。
当天，他们在饭馆里又碰见了那个小姑娘。“哎嘿，你吃点什么？”其中一个跟她搭话。“我不饿，我就是渴”，小姑娘说。“跟我们一块儿吃点吧。”“我不，我有话梅”。“话梅？”几个小伙子笑起来：“话梅能当饭吃？”
袋中的话梅碗中的酒，忘不掉我海边的小朋友……你像妹妹我像哥，赤心中燃起友谊的火……
他们和她相识了，互相了解了。他们和她一块在海边玩了好几天。爬山的时候，他们轮流挽扶她。游泳时，她坐在岸边给他们看衣服。她说，她哥哥也去插队了，如果她哥哥在这儿，也敢跳到那么冷的水里去游泳。她吃他们买的饭，他们也吃她的话梅。“你带这么多话梅干嘛？”“我爸爸最爱吃话梅，和我。”“说中国话，什么和你？”“我爸爸和我。这你都听不懂呀？”“我以为你爸爸最爱吃话梅和你呢。”小姑娘就笑个不停。“我说，你妈就这么放心？”“不是。妈妈不让我来，妈妈说张叔叔可能不会见我。”小伙子们都不笑了，含着话梅的嘴都停止了蠕动，仿佛吃话梅吃出了别的味道。他们沉默了一阵，望着海上的几面灰帆。“你应该听你妈的话”，其中一个说。“不会的，我小时候，张叔叔对我特别好呀？”“今天你又去找他了？”“他还是没回来。”“他不会回来了。听我的，没错儿。”“不是！他真是没在家。”“他家里的人怎么不让你进去？”“只有张叔叔认识我，别人都不认识我。这你都不信？”……
人生的路啊雪花碎，听了你的经历我暗流泪，泪水浸湿了衣衫，相逢唯恨相见晚……
据说，他们之中的一个深深地爱上了那个小姑娘，只是得等她长大。他就写下这歌词，另一个人给谱了曲。
他们和她分手了。他们回到插队的地方去，给她买了一张回北京的车票，那是他们头一回正正经经地花钱买了一张车票。
在“文革”中，流布最广的故事还属《梅花党》和《一双绣花鞋》。
《梅花党》的故事，讲述王光美（当然是诬陷）和郭德洁（李宗仁夫人，也是诬陷）等五位著名女士，是暗藏的美国“战略特务”。此故事荒诞不经，不值一驳。这种故事产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也不足为怪。
其故事套路，仍然是一英俊小生打入敌人内部，与敌高级将领的小姐翩翩起舞于奢华场所。然后是在一夜晚，偷偷钻入敌人密室用钥匙打开保险柜，接着是外面有人突然闯入。所不同的是，这个故事突出了墙上悬挂的一幅梅花图，以及打开保险柜发现的一朵大金属梅花。故事上半部，以外面敌人突然闯入，我敌工人员由发现的暗道机关溜走而告结束。
故事的下半部，以1965年李宗仁携郭德洁海外归来，郭德洁在天安门上发现有不少国民党特务开始。然后是郭德洁被暗杀，我原敌工人员继续侦破“梅花党”与原敌军将领之小姐不期而遇，最后将敌特一网打尽。
以上所述只是其中一种版本，因为这类故事说一拨，就是一种讲法，不定就添点什么，去点什么。笔者曾同几位朋友了解过，有趣的是，他们都没有听过完整的故事，至多仅听到一大半。这个故事，往往以一个最善侃的人来讲，一连侃几个晚上也完不了。因为，讲故事的人往往信口胡编，节外生枝。有时，甚至将别的故事，如《绣花鞋》也塞入其中。
《一双绣花鞋》的故事在“文革”中十分流行，“文革”后几部影视剧（如电影《雾都茫茫》）也从中汲取精华。其关键细节：阴暗楼梯顶端、布帘下露出的一双绣鞋。
同时流传的还有《绿色尸体》（在医院停尸房中发现敌特电台）、《失语症》（因恐吓而失语的女工，在一女护士诱导下指出凶手）等恐怖故事。这些故事并没有特定的政治内涵，但在文化娱乐极端贫乏的“文革”时代，却像一股风，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如《绿色尸体》就曾在北京市、河北石家庄27军、安徽当涂86医院、南京汤山第11测绘大队、广州中山大学等地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