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史上的争端
自从人类有哲学思想以来，就发生了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争端。决定论说，一切变化发展都是注定了的，不可更移的；非决定论说，一切变化发展都是随机的、非决定的。决定论是发展的必然论者，非决定论是发展的偶然论者。
在哲学的童年时代，决定论的思想是比较盛行的。古希腊时代的唯物主义者赫拉克利特第一次使用了必然性这个概念，认为“世界的转化有一个一定的秩序和一个确定的周期，适应着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原子论的奠基人德谟克利特则提出“一切遵循必然性而产生”，“碰巧”说不过是对人们无知的掩饰。唯心主义者也有很多人这么看，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主张神学目的论，认为一切莫出于神意事先的安排。在中国古代这种决定论的思想也充斥着思想家们的头脑。孔子讲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荀子讲天，“天行为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老子讲道，“万物莫不遵道。”刘峻讲数，“将荣悴有定数。”这里所谓的命、天、道、数等不外是决定论的另一种说法。
相反，非决定论的思想尽管不多，却也产生了。古罗马的卢克莱修认为世界是由原子的偶然偏离轨道的运动形成的。中国魏晋时的郭象则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突然自己进现出来的，古往今来的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并没有什么联系，“向者之我，非复今我，我与今俱往矣。”
到了近代哲学史上，仍然是决定论占了上风。以拉普拉斯的决定论为代表崇拜这样一个思想：
“我们应当把宇宙的现状看作它的先前状态的结果以及它的后继状态的原因。假定在某一时刻，有一种智慧能够把握自然界所有的力以及组成自然界的一切事物的特定状况--这种智慧博大精深足以对所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那么，它就能将宇宙间从庞大的物体到最微小的原子的运动全都囊括于同样的公式之中，对于它来说，没有什么是不确定的，未来，一如过去，都呈现在它的眼前。”
莱布尼茨的先定和谐论，沃尔弗的上帝造猫为吃鼠、鼠之被吃是为猫的神学目的论都是如此。
斯宾诺莎则明确宣布：
“自然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东西，一切事物都受到神的本性的必然性的决定而以一定的方式存在和动作。”
霍尔巴赫则把这种思想推到了顶点：
“在暴风雨中没有一颗灰尘或水滴的分子是偶然地放在那里的，每一个分子都有充分的原因占据它所在的那个位置。”
黑格尔这位辩证法的大师也是著名的决定论者，他主张世界为必然性所决定，人类历史的发展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必然展开。
至此，我们可以说，到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他们的见解之前，决定论的呼声几乎压倒了非决定论的呻吟，而雄踞于思想高峰之巅。不论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几乎都高扬着决定论的旗帜。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原因。从科学根源上讲，这是一个由机械力学的发达所导致的形而上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即使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也不能完全挣脱这种思维方式的樊笼。从社会根源上讲，还没有人能对社会现象、人生命运等问题作一番科学的研究，更没有人能挣脱各种社会力量的摆布而获得自由。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奥秘还都等待着人们去认识。
问题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面前。
2．马克思的倾向
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关系是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密切相关的。先让我们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看待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的？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辩证法的大家，是这样解决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的，即认为这两者不可分离，在表面的偶然性中有着必然的东西，而内在的必然性又必然通过偶然性的东西表现出来。但是，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是更看重于必然性的，认为必然性在事物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偶然性充其量不过是必然性的补充。这个想法也可以说是从老黑格，尔那里沿袭下来而又经过他们自己唯物主义的改铸而成的。
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他们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论述有如下主要内容：
在“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到实现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
“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作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自己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越是越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越是越出他们支配的范围，越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越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自己。”
“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
“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在重视必然性的同时比任何一个其他决定论者都更重视偶然性，给偶然性以一定的地位。但是，同样也可以看出，在这些论述中，必然性仍然是历史的骨架，偶然性不过是血肉。就是说，在他们的思想中，是更倾向于决定论的。
比较有力地证明这一点的是下面一段话，不少人把它作为认马克思是决定论者的铁证。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但是，如果我们就此而把马克思、恩格斯称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决定论者，那还是未免过于武断。因为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马克思或恩格斯正面肯定过决定论的直接论述。人们惟一能够找到的是恩格斯使用过一次“决定论”这个概念，但还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的。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肯定地使用决定论一词的是列宁。列宁在青年时期（时为1894年，24岁）批判唯心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的时候指出：
“决定论思想确认人的行为的必然性，屏弃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作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什么都推到自由意志上去。”
显然，列宁对这个决定论是作了不少限制的，或者说是作了辩证的解释的。但我们毕竟可以说，列宁是一个“决定论”者，尽管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决定论者。
这些或许就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决定论问题所取立场的主要材料。
3．发生在历史领域的挑战
从那时以来，相当一些人一直把马克思主义者当作传统决定论者，既有人把他们作为传统决定论者来攻击，也有人把他们作为传统决定论者来捍卫。我们这里要说的是这种攻击或者说是挑战。
事情首先发生在历史领域。不少历史学家们认为，如果说自然决定论还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历史决定论或社会决定论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原因之一是社会历史领域有着不同于自然界的种种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可以概括如下几方面：
其一，历史是永不重复的个别事件之和。
文德尔班（德，1848-1915）、李凯尔特(德，1863-1936)等作为“个别论”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历史事件是永远不会重复的，它们不像地球围绕太阳旋转那样有规律可循，其中的每一个事件都是个别的、无法归类的。文德尔班是个别论的创始人。他认为：
“历史是有个人特征的人物的王国，是本身有价值而又不可能重演的个别事件的王国。”
文德尔班的这一思想为李凯尔特所继承，他说：
“人们在直接谈到‘历史’时，经常指的是某一事件的一次性的、个别的过程，而且，把历史作为特殊的东西和把自然作为普遍的东西对立起来的做法，恰恰在哲学中颇为流行。‘历史’的权利是与‘自然’的权利相对立的，前者是一次性的、个别的权利，后者是大家共有的或应当共有的权利。”
其二，历史是偶然性的杂乱汇集。
爱德华?迈耶（德，1855-1930）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其实这种观点是个别论的另一变种。他认为：
历史“是从现实中的个别事实开始，并以同样的事实结束的。现实世界中的每一个个别事件，以及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由于无数因素在同一个时间内相互作用而发生的；这种时间上的连续和一连串原因的交错，我们称之为偶然事件，因而偶然事件是支配在经验中表现出来的一切的因素。”“在历史所提供的世界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偶然事件和自由意志的因果性。”
卡尔?雅斯贝斯(德，1883-1969)对此说得更为明确：
“历史不时表现为一团乌七八糟的偶然事件，像急转的洪流一样。它从一个骚动或是一个灾祸紧接到另外的一个，中间仅隔短暂的欢乐，就像瞬息间出现的一些小岛，它们终究也必然会被吞没的。一切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一条被恶魔铺满了毁坏的价值的道路。”
我们在第二章引用过其话的尼文斯，也持此见解。
其三，历史是不可预测的知识的产物。
波普尔（英，1902- ）认为，历史取决于人自己的自由行动，他还著有一部专门批判历史决定论的著作，名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他是这样说的：
“我的论证可以概括为如下五个论题：”“(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2)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3)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4)……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5)所以历史决定论的方法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
其四，历史是自由意志的产物。
克罗齐（意，1866-1952）是历史决定论的坚决反对者。他主张历史是人创造的，但人不过是世界精神的工具。因此，“精神就是历史的创造者”。他这样说：
“精神即历史，在历史存在的每个时刻，精神就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精神也是以前一切历史的结果，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历史思想有效过程的任何东西。精神就是这样产生一切和它自己相符合的历史的。”而精神“活动的方式是自我决定和个别化，并且经常不决定和不个别化从前已决定和已个别化了的东西，为的是要创造其他更丰富的东西。”
上述几方面的论点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企图说明一个问题：历史不是决定论的。
马克思、恩格斯也承认社会历史和自然界的区别，但是，他们认为这二者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客观必然规律，而在于规律的作用方式之不同。在他们看来，参与自然界的活动的是无意识的东西，而参与社会活动的则是有意识的人。但并不会因此而改变社会运行的客观法则，就规律的客观必然性而言，这两个领域恰是相同的。
4．自然决定论的“危机”
上述观点不少是历史学家们站在赞同自然决定论的角度讲的，只是认为这种自然决定论不适用于历史。这里我们要说的是，自然决定论本身也受到了挑战。自从20世纪初以来，传统的自然决定论发生了危机，而且不是一般性的危机。这样一来，在不少人眼中，历史决定论的成立就更成了问题。
首先发难的是量子力学的问世。科学家们公认，对于量子力学的领域来说，拉普拉斯式的决定论是不存在的。因为量子力学不能像经典力学那样，根据已知的几个必要的值就能准确地推断出另一个确定的值。这一点是由海森堡（德，1901-1976）提出的测不准原理而带来的，即认为在任何实验中不能同时准确地测定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如果测位置时误差偏小，测动量时误差就会增加。但是，量子力学的结论对于哲学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是曾经发生过激烈争论的。1927-1930年间爱因斯坦（德，1879-1955）和玻尔：（丹麦，1885-1962）等之间就发生过一场争论，论题就是量子力学是否推翻了传统的决定论。爱因斯坦倾向于坚持决定论，他说：
“我不相信上帝是掷骰子玩的。”“在有比迄今为止更有力得多的反对严格的因果性的证据之前，我不想轻易放弃严格的因果性。”
而玻尔、海森堡等则认为：
量子力学导致对“决定论理想的无可挽回的放弃”。
量子力学规律“与决定论彻底分道扬镳”。
经过几十年的科学发展，科学界倾向于承认量子力学的描述接近于事实，传统决定论需要校正。
分子生物学对传统决定论提出了另一个挑战。传统的生物进化论认为，生物个体的变异虽然是偶然的，但任何变异都要经受环境的选择，存优汰劣，适者生存，环境决定了进化的方向和途径，进化因而是决定论的。站在这一立场上的苏联米丘林学派的科学家李森科50年代初还在对摩尔根等人的染色基因说进行批判，认为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要“把偶然性驱除出生物学之外”。法国生物学家莫诺根据遗传密码理论提出，就遗传本质来说是不变的，变异（即生物进化的根源）纯系偶然因素干扰了固有的基因复制所造成的。为此，他认为：生物进化在本质上是偶然的。只有偶然性才是生物界每一次革新和创造的源泉。而这种偶然性甚至连统计规律也无法预测。这种结论有自然科学的事实为基础，因而其本身是难以驳倒的。由此，分子生物学的新进展构成了对自然决定论的又一个威胁。
有人认为这些挑战本身如果不说是摧毁了传统自然决定论的话，那也是给它带来了严重的危机。这样一来，那依仗自然决定论为基础的历史决定论的大厦就更加不牢固了。实际上，无论是自然科学家对自然决定论的反对，还是历史学家对历史决定论的反对，都已成为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
5．“俄狄普斯效应”及其他
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波普尔1957年作为专著出版了一本篇幅不大的书，书名就叫《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该书从知识对社会有重大影响而知识增长又具有不确定性立论反驳历史决定论。这点我们上边已经谈到。这里要说明的是波普尔在本书中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俄狄普斯效应”问题。
根据古希腊传说，俄狄普斯的父亲给其子算命，算命者说这个孩子将要娶母杀父。为避免这个不幸的结局，其父在其一生下来时就把他抛弃了。但最后的结果仍是俄狄普斯娶了他的母亲为妻并亲手杀死了他的父亲。这个故事当然是论证决定论，就是说命定如此的东西，人再努力也是无法摆脱的。相反的例子也是存在的。例如古代中国有很多占卜家相面者，他们断言人生的吉凶，如预言某人在年内有大祸，但他们认为这祸可以经由当事者的努力（按照他们指示的办法）加以避免或减轻。这实际上是对决定论的一种修正。意思是经过人的主观努力，命运还是可以改变的。俄狄普斯之事也好，算命者谈凶避祸也好，当然都是传说或迷信，我们不好相信。但是，他们都包含着一定的哲学意义。
这里的哲学含义在于：当人们得到对未来发展的某种预测的时候，总要对这种预测中的前途进行某种方向上的干预，促成或阻挠它的实现。这种干预可能对预测中的结局发生某种影响，也可能不发生某种影响。但无论如何，这种干预使得纯客观的发展过程变得融进了主观的因素。在波普尔看来，这无疑是对历史决定论的一个否证。波普尔建议，把这种对预测事件的干扰或影响称为俄狄普斯效应。
实际上，我们常说，人们懂得了规律，了解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就会发挥主观能动性，使好的结局尽快出现，使坏的结局尽可能避免或延迟。这就是说，在历史中，一旦提出某种预测，总会有来自主观因素的干预相伴随，不管这种干预是朝着哪种方向的。这种主观干预，也无疑定会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发生影响。
波普尔提出的这个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问题。应当说，客观规律的存在并不排斥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经过人的努力是可以使得看来决定了的东西发生某种改变的。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客观规律不存在了呢？显然不是。
6．辩证的决定论--对挑战的回答
无论是西方的历史学家的观点也好，还是自然科学的事实也好，他们对历史决定论的挑战是否能获得成功呢？回答可以分作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传统的拉普拉斯氏的决定论来说，这种挑战是有效的，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历史中的确都不存在那种机械刻板的决定论。而且，这点马克思主义早就这样认为了。另一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来说，这种挑战又是徒劳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传统的机械决定论，而是一种新型的决定论。
前边说过，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自己承认是决定论者的话，但他们明显地承认客观必然性的决定作用，意即是明显地倾向于一种决定论，尽管不同于以往的决定论。这种情况不奇怪。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他们除了要反对传统决定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外，还要反对传统决定论的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恩格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否定决定论的）。可惜的是，他们尚未把自己的这种新决定论的立场概括为一个概念或范畴。
在列宁那里，为了同唯心主义的反决定论作斗争，直言不讳地承认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者；但为了避免误会，他立即对这种承认加以限制、解释，说明这是不同于机械决定论的、包含有辩证因素的一种决定论。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新决定论，有人称为辩证的决定论。这是一个恰当的概念。它把自身与反决定论相对立，又与传统的机械决定论相区别。它以决定论为主干，又对反决定论加以扬弃，吸收了非决定论的某些合理因素（如承认偶然性因素、人的能动性的因素等）。就如同辩证唯物主义概念既与唯心主义相对立，又与机械唯物主义相区别一样，既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又合理地吸收唯心主义对主观能动性特别重视的积极因素（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我们说自然界是辩证决定论的，这就可以解释自然科学种种新发现的并非符合严格决定论的事实材料。量子力学推翻的不过是拉普拉斯式的决定论，而并非整个地取消了必然性和规律性。其实，就连“测不准”定律不也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必然性的规律性吗？承认这一点，也就承认了某种决定论的存在。
我们说，社会历史领域是辩证的决定论的，也就可以解释历史学家的种种非难。就一个个孤立的历史事件而论，的确必须承认偶然性的作用，承认伟人意志的力量，承认历史事件不会完全重复地发生。但这种论据推翻的也只是拉普拉斯式的决定论，而不能否认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存在。从客观视野看历史，大量的偶然事件中有必然性的东西，伟人意志的背后有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不重复的事件中有反复出现的稳定的规律性。而承认这些也就是承认了某种决定论的存在。
7．辩证决定论与因果性、规律性
也许有人对此还不理解，在他们看来，既然辩证决定论承认偶然因素，承认人的意志的作用，也即承认在总的决定论中会有某些非决定论的合理因素，那岂不就取消了因果性和规律性了吗？让我们对此再作些分析。
因果性与决定论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要说因果性，任何事情都是因果性的，没有没有原因的结果，也没有没有结果的原因。即使那些看来纯属偶然性的东西，也自有它因果关系的链条。让我们举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张三晚上在胡同里急急忙忙地开车到某地区，这对他来说不是没有原因的。李四从家里出来拐过墙角穿胡同去对面买香烟，这对他来说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是，李四拐过墙角横穿胡同的时候，恰好被拐弯驶过的张三的车所撞倒，死于非命。这个事故就双方而论各自均带有偶然性，合成一个颇为偶然的事件。但这种偶然性的事故恰好是李四和张三各自两个因果系列的偶然交叉而产生的，这种偶然的交叉又必然地导致事故的发生。承认非决定论的因素的作用不等于否认因果性。
规律性与决定论也不是一回事。要说规律，任何事情都有其规律性。即使那些表面最杂乱无章的东西也有其规律可寻。非决定论因素的存在并不排斥规律的存在。不过，规律本身都是多种多样的。有概率较高的规律，也有概率较低的规律。我们讲规律都具有普遍性，我们又讲，规律有时也有例外，并不能把同类现象一网打尽，就是兼顾了两方面意思。对于后者，我们有时称之为普遍规律的特殊表现。例如，先有经济基础后有上层建筑是历史一般规律，但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先建立上层建筑后建立经济基础，这是普遍规律的一种特殊表现。
8．社会历史规律的统计性
近时，有人认为，历史规律是一种带有统计性的规律，一种趋势性的规律。这个观点其实一点也不新鲜。马克思、恩格斯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下面是他们的有关论述。
“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
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中“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
列宁也有这种看法：
“在只有通过市场才能把各个分散的商品生产者联系起来的社会内，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至于个别偏离情形则会相互抵消。”
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规律统计性的这种思想，对于我们理解辩证的决定论是很有启发的，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历史规律与个人作用的关系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9．辩证决定论与选择
确定辩证的决定论的立场对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它告诉我们，历史的创造不但有客观情势的必然的决定作用的一面，也有种种偶然的、主观因素参与影响的另一面。它告诉我们，历史在一定的客观定数中，也给人的主观因素提供一定的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并由此使人可以借助于客观的物质舞台，导演出各式各样的历史活剧来。这与毛泽东讲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凭借有限的客观条件发挥能动性即可以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同出一理。
唯心主义的反决定论取消了客观条件这个决定性的基础，当然是错误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取消了人在客观条件许可范围内可以有选择余地这个能动的因素，当然会使历史变得毫无生气可言。只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决定论一承认客观条件的历史大背景，二承认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人有选择的余地，把客观与主观、被动与主动结合在一起，才为正确理解历史创造开辟了新路。
这样，借助于此，我们就把选择问题引进了个人如何创造历史的研究。其实，这个意思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有过。他们说历史是人们创造的，创造必然包括选择；他们说自由就在于在认识必然基础上进行正确的而非任意的选择；都包含了人的选择对于历史之重大作用的探讨。在他们看来，在客观必然性面前，能否进行正确而有效的选择实在是人类在创造历史中能否获得自由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