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马克思之前
在人类思想史的童年时代，还没有人能够明确提出“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的命题，多数人都信仰这样一个答案：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及其历史都是神创造出来的。他们的代言人这样说：
“我们基督徒，不必追求别的，只要无论是天上的或地上的、能见的或不能见的一切物体，都是因创造主（他是惟一的神）的仁慈而创造，那就够了。宇宙间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任何存在者不是由上帝那里得到存在。”
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本身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才逐渐明确起来。
人文主义者这样说：
“人们能够完成他们想做的一切事情。”
唯心主义者这样说：
“自我设定它自己。”“自我设定非我。”“自我和非我都是自我的原始活动的产物。而意识本身就是自我最初的原始活动的这样一种产物，即自我自己设定自己的产物。”
人本主义者这样说：
“（对人来说，人就是上帝）--这就是至高无上的实践原则，就是世界史的枢轴。”
但是，这还远不是我们要说的问题。在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的那个时代到来之前，关于个人和历史的关系问题，人们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说的呢？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这样说：
“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壕，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土地的果实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你们就要遭殃了！’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
法国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这样说：
“一个狂信者胆囊里过多的苦汁，一个征服者心脏里过热的血液，一个君王胃里的一种消化不良，一个女人心里出现的一种幻想，都是一些充分的原因，足以酿成战争，把千百万人送上屠场，夷城池为平地，化都邑为劫灰，使国家长期陷于悲惨境地，饥荒不断，瘟疫横行，’地球上一连数百年荆棘遍野， 民不聊生。”
英国人卡莱尔则专门写了一部关于英雄和英雄崇拜的书，其中精彩之处是这样说的：
“在我看来，世界的历史，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已完成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世界上耕耘过的伟人们的历史。他们是人类的领袖，是传奇式的人物，是芸芸众生踵武前贤、竭力仿效的典范和楷模。甚至不妨说，他们是创世主。我们在世界上耳闻目睹的这一切实现了的东西，不过是上天派给这个世界的伟人们的思想的外部物质结果、现实的表现和体现。可以公正地说，整个世界的历史的灵魂就是这些伟人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的老师黑格尔写道：
“世界历史个人”， “这些人的职务是做‘世界’精神的代理人。”
“一切伟大的历史人物--这种人自己的特殊目的关联着‘世界精神’意志所在的那些重大事件。他们可以称为英雄。”
很显然，这不同国家、不同年代的思想家们，几乎操着同一个腔调：历史是英雄创造的，舍英雄则几无历史。
--这就是马克思面临的问题。
2．马克思：何去何从？
人类思想史的接力棒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手中。他们继承了历史上的正确思想，认为历史是人创造的。但是，他们并不同意形形色色的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而是诉诸于人类整体。
他们指出：
“在唯心主义者看来，任何改造世界的运动只存在于某个上帝特选的人的头脑中，世界的命运取决于这个把全部智慧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占有的头脑在宣布自己的启示之前，是否受到了某块现实主义的石头的致命打击。”
“这些人怀疑整个人类，却把个别人物神圣化。他们描绘出人类的天性的可怕形象，同时却要求我们拜倒在个别特权人物的神圣形象面前。我们知道个人是微弱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体就是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决不同意那种历史是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的看法，并对卡莱尔进行了直接，的战斗。
显然，马克思、恩格斯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英雄史观。这一点决定了他们的战斗锋芒所向，决定了他们必然强调问题的另一面--突出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
他们指出：
“整个历史的过程”“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他们自然为一定的、也在历史上产生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左右）本身的发展所决定”。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忘记这样两点：
其一，在谈到历史创造者的时候，他们通常是讲人类或人们。例如：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其二，在遇到夸大群众的自发作用的地方，他们则要适当强调个人的作用。例如：
“在一个叫做路特希尔德的人掌握着欧洲和平的命运，克希林叫嚷着要实行保护关税，科布顿叫嚷着要实行贸易自由，迪加尔特在鼓吹利用改善劳动阶级状况的协会来拯救罪孽深重的人类的时候，我们确实必须提起马拉和丹东、圣茹斯特和巴贝夫，以及在热马普和弗略留斯两地所取得的光荣胜利。如果这个坚强有力的时代和这些刚毅果敢的人物对我们这个小商人的世界不再有影响，那末，人类的确就会堕入失望的深渊，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克希林、科布顿和迪加尔特这些人去随意支配。”
在他们的笔下，曾评论过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英雄、侏儒、帝王、骗子应有尽有。如果我们要把这些人开列个名单，那会很长很长。
3．个人到底能干什么？
马克思、恩格斯面临的任务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专门对个人如何创造历史的问题作出过细的研究。但是，在他们对个人作用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少个人到底能干什么的议论。
(1)在历史发展的一定关头，某个岗位上的某个人物的存在与否，他所采取的反映如何，这些偶然情况能够加速或延缓历史的发展。马克思说：
“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2)在两种社会情势势均力敌的时候，某些个人的行动将会使得局势偏向一方，就此而言，这些个人的行动对当时的历史局势发生着决定性的影响。恩格斯说：
当两种社会发展倾向势均力敌时，“这两种倾向中的哪一种在某个时候占上风，取决于个人的、地方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偶然情况。”“这个冲突将发展到多么严重的地步，正如我上面所说，将取决于某些人的偶然行动。”
(3)个别人物的一定决策和行为可以使整个阶级、民族、国家的形象发生改变，可以使阶级、民族、国家犯错误或得好处。恩格斯说：
德意志帝国“由于俾斯麦而犯了严重错误。”他的“对内政策使得所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国家都蔑视它；他的对外政策引起邻国人民的怀疑，甚至轻视。”“俾斯麦的二十七年统治使德国受到”“全世界的憎恨”。
(4)在一定条件下，一个小人物可以迅速成为大人物，去书写他那个国家的历史。恩格斯说：
“一个全世界最微不足道的人物，在和平时期，依靠心怀不满的士兵”，“就演出了雾月十八日的可笑的模仿剧，还能有比这更有趣的事情吗！”“从现在起就只有他才能写法国的历史了”。
(5) 一定条件下历史人物的个人私事也会给历史带来重大的影响。对于历史人物来说，当他们个人的私事与历史发展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再也不能把私事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恩格斯说：
“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如果某个贞洁的伊萨伯拉嫁给了一个人，据深知他的一些人（例如，陪审官乌尔利希）作证说，这个人不喜欢女性，因而只迷恋男性，而她，受到冷淡后，就乱找男人，--哪么，所有这一切完全是私事。但是，如果上面提到的贞洁的伊萨伯拉是西班牙女王，而陪伴着她的青年人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名叫塞拉诺；如果这个塞拉诺由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立下的功劳而被提升为元帅和内阁首相，后来被另一个宠臣所排挤和贬黜，然后又依靠其他遭遇相同的伙伴的帮助把自己的不忠实的女友从国内撵出去，最后，在经过种种惊险之后， 自己成了西班牙的独裁者，成了俾斯麦竭力为之效劳，以求博得各大国承认的大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伊萨伯拉和塞拉诺的私人历史就成了西班牙历史上的一章，、如果有谁想写现代西班牙的历史，而又有意地不向自己的读者提这段情节，他就是伪造历史。”
“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
(6)历史个人在干出了一件伟大的事之后，是可以创造历史发展的新纪元的。也就是说，是可以凭借个人的功绩而开创历史（至少是某一个领域的历史）的新时代的。恩格斯说：
“每个在战史上因采用新的办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的将领，不是新的物质器材的发明者，便是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以前所发明的新器材的第一人。”
(7)由于个人的努力，会使某一历史事件同他本人的名字连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说：
“谁也不会否认30年来意大利革命是同他（指马志尼。引者注）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8)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个人的努力能够创造某种奇迹。恩格斯说：
“意大利也出了一个有古代风的英雄--加里波第，他能够创造奇迹，并且已创造了奇迹。他率领千人志愿军，推翻了整个那不勒斯王国，实际上统一了意大利，粉碎了波拿巴政策的人为罗网。”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还没有涉及历史个人如何对创造历史发挥作用的问题。或者，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在当时不是十分紧要的；或者，他们还未来得及做这件事。对这个问题惟一做出了贡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许就是普列汉诺夫。
4．普列汉诺夫的贡献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个人怎样对历史发挥作用的问题，引起了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注意。1898年，他写了一部篇幅不大的小册子《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发表了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尽管这些见解还只是原则性的，很不具体，但毕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方面的硕果仅存的文献。
普列汉诺夫从主观意志和客观规律的关系人手阐述这个问题。他指出，当人们认识到某种客观规律之后，就会或者以自己的意志去努力促进这种必然性的实现，以保证尽快得到那正在成熟的东西；或者以自己的意志拼命阻挠这种必然性的实现，以最大努力避免对自己不利的结果出现。 （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不认识规律的人们也在本着自己的利益行动，其结果也不外是这两种可能，只是带有盲目性而已）。
普列汉诺夫接下来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肯定必然无需排除偶然的作用。他提出历史事变的原因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一般原因，这就是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它决定整个历史事变的趋势和方向，为个人活动提供舞台。其次是特殊原因，这主要是指民族的或地域的某些特殊因素，它能使人类历史的一般原因带有民族或地域的特色。第三是个别原因，这就是参与历史活动的历史个人的特性及其相关的偶然因素，它会使事变本身带有个人特点和个人痕迹。在这里，一般原因是必然性，个别原因是偶然性，特殊原因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东西。偶然因素并不是必然因素的奴隶，它能加深或淡化那当时业已存在的必然性的发展。
普列汉诺夫还考察了社会条件和个人机遇的关系，认为个人发挥作用的一个前提性的条件就是个人在当时社会历史中所处的相当地位。你占据了个人能够发挥作用的那种位置，那么你个人的行为就能对历史发挥作用，否则就不可能。而之所以是张三而不是李四占据了这个位置，这里就有个机会问题。当拿破仑前面的人死了或不行时，这个位置才轮到拿破仑去占据，而一旦当拿破仑占稳了这个位置时，他后边的人本事再大也就轮不到了，通向这个位置的道路被堵死了。当然，这种位置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提供的。社会条件提供一定的位置，由于种种机会和个人才能而占据这种位置的不同的个人会对历史事变造成不尽相同的影响。
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对个人发挥作用问题所提供的三个方面的原则性分析。这些见解能不能解决个人创造历史问题的全部疑难呢？
5．新时代的挑战
19世纪过去了，人们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内部认为个人创造历史的问题业已解决了。但是，人们的思想却没有停止，许多人并不这么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和中期，西方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们又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向传统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个人作用观展开了挑战。对于这众多的论述，我们只能选择几位代表稍作介绍。
罗素(英国学者，1872-1970)：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曾被卡莱尔过分强调，而今天正被他的反动门徒加以夸大。但另方面亦被自信曾经发现社会变化规律的人们过分地轻视。我不相信俾斯麦若在童年夭折，欧洲七十年间的历史会跟实际所发生的完全相象。凡是极适用于俾斯麦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十九世纪的许多名人，只是程度上稍差一些而已。”
“依照纯粹的科学观点，在我看来， （社会学）学说的错误在于缩小了个人的作用，……若是没有列宁，俄国革命将要完全两样，……许多重大事件的主要过程常常决定于某一个别人物的行动。”“没有天才，生产方法的根本性的提高是无法获得的。”
“有一种说法虽然重要，却是不正确的，而且是极其有害的、错误的，当历史仅仅用下述方法进行研究时，这种错误说法就容易滋长，那就是认为个人是无关紧要的，而且那些被认为是英雄的人物只不过是一些社会势力的体现，他们的工作如果不由他们完成，就会由另外的什么人来完成，总而言之，任何个人除了让自己顺应他那个时代的潮流外，就不能做得更好。这种观点的最有害之处是，如果它被人接受的话，它往往会变成正确的。”
“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同意卡莱尔的英雄崇拜，更不是要同意尼采对英雄崇拜的夸张。我一点也不想说普通人是不重要的，或者说研究群众比研究著名的个人更不值得。我只是想在两者之间保持一个平衡。我相信卓越的个人对于创造历史贡献甚多。”
“我还将进一步同意那些强调个人作用的人的看法。我认为，在人类的事务中，最值得了解和赞美的东西必定是与个人而不是与社会有关的。我不相信人类集中的独立价值比包含在他们各个人的生活中的价值更重要，而且我认为如果历史为了颂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教会或者任何其他这类集合的统一体而忽视个人的价值，那是危险的。”
尼文斯(美国学者，1890-1971)：
“历史上最突出的偶然的机遇是赫赫名人、伟大人物的间歇出现。我们不必要接受历史学家中卡莱尔一派的全部论点。”
“卡莱尔的信条尽管常常说的过分，但确有一点真实性在里面。正如奥曼爵士所指出的一样，否认英雄的重要性要比夸张他的重要性更容易犯错误。”
“无可置疑的是，用奥曼自己的话来说，许多伟大人物曾经起了惊天动地的作用。很容易想象，马其顿王菲利普很可能生下一个像克伦威尔后嗣里查那样懦弱的儿子。要是他真是那样，那就决不会有亚历山大大帝，历史上也决不会记载马其顿人对小亚细亚和波斯的征服，也不会有东至妫水的希腊诸王国的建立，也不会为罗马帝国扫清道路，也不会有像亚历山大死后八百多年那样的事实，如埃及和叙利亚之合并于西方世界。这样，整个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演变将会完全不同。另一方面，假如克伦威尔的后嗣曾经具有亚历山大这样的天才，1658年后英国在西欧的优势地位又怎么是不可能的呢？这种‘惊天动地’的伟人还可以举穆罕默德作为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位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他是惟一曾经产生过这样影响的阿拉伯人。在五世纪和六世纪阿拉伯部落那样相当单调和毫不耀目的历史中，又怎会料到他们突然会变成一个伟大世界运动的领导者呢？当这个麦加贫穷的小商人的儿子出现的时候，有哪些文化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因素曾存在于阿拉伯半岛？它们又怎么促成他惊人的事业像社会规律那样的必然反应呢？差不多什么都没有。能有助于穆罕默德的惟一解释仅是，随着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出现，刚在他诞生之前，一股宗教狂热曾经席卷了阿拉伯地区。总之，他是如同一次地震或龙卷风之类的自然现象那样难以解释。而历史便出现了不少这种惊天动地的人物--彼得大帝、拿破仑、列宁。”
胡克（美国学者，1902- ）：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约略指明，到什么程度、在哪一类的形势里，才应该说领导确实改变了当时的历史方向，又在哪一种形势里，才应该说它没有改变。”
“历史上伟人的作用不仅是个实际问题，而且是个最迷惑人的历史分析的理论问题。”“斯宾塞派、黑格尔派和各种政治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提那些思考过这个问题的重要思想流派--都跟卡莱尔的论点交过锋。这些评论家驳斥了他的浮夸之处，却代之以另一种学说。这种学说虽然是用枯燥无味的语言说出来的，却同样浮夸。它把伟人们解释为社会进化的曲线上，彼此毫无联系的许多有色的小点点。”
“形形色色的社会决定论者，尽管在理论上说个别的人，不论其地位若何，在历史浪潮里无足轻重，他们写起历史来，却不能不承认，至少某些人，在某些重要关头，在改变历史潮流的方向时，起了决定的作用。恩格斯讲到马克思，托洛茨基讲到列宁，俄国官方讲到斯大林的时候，他们的态度跟他们所承认的意识形态就完全不一致了。”
“一方面，我们有横扫一切的社会决定论，按照这种理论，伟人就是历史规律的一个符号、一个指数、一个表现、一个工具或者一个结果。……另一方面，又有这样的看法，即：革新者们可能不断地改造历史，他们的存在、战略性地位以及对群众的有力影响是不能从当时的成群社会力量里推究出来的。介乎二者之间的意见也不是没有。那些意见表示的不过是折衷的想法，就是控制历史变化的方向的，有时是伟人，有时是环境的力量。但是它们并不对这些因素取得决定意义的一般条件，逐项作特殊的研究。”
卡尔(英国学者，1892-1982)：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似乎是认识到，一个伟人就是杰出的个人，他既是历史进程的产物，同时又是它的推动者，既是历史力量的代表，同时又是这些力量的创造者。这些社会力量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也改变着人的思想。”
“偶然事件是存在的，说它只是加速或延迟而不改变，这只是在字眼上玩把戏。我也看不出有任何理由相信，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比如说，列宁才54岁便过早地死去--会自动地被另一个偶然事件补足起来，而且补得使历史进程恢复了平行。”
“克娄巴特拉的鼻子的形状，巴贾齐特痛苦的侵袭，使亚历山大国王送了命的猴子兄咬的那一口，列宁的去世--这些都是部分改变了历史过程的偶然事件。企图把它们迅速而神秘地带走，或者佯称它们没有什么影响，这是没有用处的。”
以上这些论述，观点也不尽相同，但有两点是共同的。其一是既反对卡莱尔为代表的英雄崇拜，也反对轻视英雄作用的观点，貌似公允。其二，他们希望纠正流行的推崇群众作用、忽视伟人作用的倾向，而这一点又都恰恰是针对传统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见解的。这显然是一种挑战。
6．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忽视
自从普列汉诺夫写过《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那本书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关于个人与历史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个人如何创造历史问题的研究非但廖廖无几，而且偶尔提到这个问题的少数论述也无甚新的建树。这种情形与西方学者的大规模挑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东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范围内，列宁几乎对此没发表过新意见，斯大林1931年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是其仅有的涉及于此的一篇，但除了有条件地承认个人作用这个老话题之外没有新的信息。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也很少涉及人民或个人的历史作用问题。他们关心的是被压抑的人的心理意识，是抽象的人道主义，是国家的新变化，甚至有人认为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因而也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见解。
在东方一些所谓新“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据说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弗兰尼茨基写过一部《人与历史》，但却无由得见。
说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教科书，从苏联20～30年代形成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时起到目前止，关于个人历史问题的论述，远不如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论述得深刻，更没有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来得系统。值得一提的几部名人专著，如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1922年）、沙夫的《历史规律的客观性》（1959年）均未有出色的议论。
这种情形可以一言以蔽之曰：由忽视而造成了贫乏。在这个问题上，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缺乏系统的研究，因而对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挑战未能给予应有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