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赞美鲁迅的书法，曾用“朴素而不拘谨，洒脱而有法度”来概括。其实，此标准用于为人为官，同样贴切。那种举重若轻、进退有据、神闲气定、游刃有余的大家风范，自然是领导者最迷人的魅力。
原则与灵活，涉及最多的是情与理的方方面面。以理害情或以情伤理，都是损失。当今社会，欧美各国早已完成了早期的原始积累，其经营管理日趋成熟，表现为更注重情感，因而也就更符合人性，突出体现为变管理型为“育才型”。善于汇东西方之长的日本，则鉴于西方偏重硬件管理之弊，从中国儒家文化中提炼出更具人文关怀的感情渗透法，辅以先秦兵法，合成以“兵法经营论”为理论核心的大桥武夫管理体系。
大桥管理的目标，并未改变以赢利为目的的宗旨，其管理模式也并无奇特之处，之所以风行并有效，无非迎合了当今社会人们普遍获得了基础的生存条件，而向更高人格形态发展，需要被认同、被尊重这一心理特点而已。不管怎样，这种管理理念充分表达了对人性的尊重，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管理与被管理之间，缓冲对立，化解矛盾，值得研究与借鉴。
在大桥的十大管理要点中，利益驱动，占百分之十；制度约束，占百分之二十；情感关怀，占百分之五十；其他占百分之二十。可见，法律制约，强于利益驱动，而情感因素又大于二者之和。这提醒人们，在人性逐步被重视的今天，只有针对人性特点，把握其心理需求和走向，攻心为上，因势利导，才能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
北宋王安石的驭吏之术有三条：一曰“饶之以财”，二曰“约之以礼”，三曰“裁之以法”，包含了利、理（礼）、法，唯独没有情。王安石史称“拗相”，他辅佐神宗变法，屡遭失败，除去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官僚的利益而遭到强硬抵制这些政治方面的因素之外，他过于教条死板、缺乏灵活变通、不懂以情动人从而协调润滑人际关系，不能不是一条重要原因。由于吏治不善，加剧了北宋官场的混乱腐败。后人总结为“诬之不怒，弹之不耻，贬之不去，逐之不走”，其昏暗无耻，可略见一斑。
情、法、义、利，恰如物之四维，不可偏废，使其平衡，既是领导的最高艺术，更是为官之大道。
两千多年前，秦穆公问政于由余，由余对曰：“天下以俭得之，以奢失之。”初唐政治家魏征也曾多次劝谏唐太宗要“戒奢以俭”，否则难以长治久安。唐代诗人李商隐亦在《咏史》诗中感叹“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被史学家们所乐于称道的汉代“文景之治”与唐朝“贞观之治”，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利于统治者提倡和注重勤俭之风。汉文帝在位时，衣非锦绣，食尚清淡，良马不过百，宫女不过数十。李世民也由于魏征的多次劝谏，比较注意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据载，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一只名贵的小鸟，爱不释手，正好路遇魏征，太宗恐其发现，便将鸟匿于袖中，魏征对此了然于心，却不说破，故意与太宗东拉西扯说了半天，等魏征走后，鸟已窒息而死。这表明，戒奢尚俭，在当时已形成全社会的一种共识，连君临天下的皇帝，也不得不对此心存忌惮，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左右。若非如此，汉唐数百年的辉煌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这个民族，历来有崇尚勤俭的传统美德。古训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人民用智慧和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其价值在于服务于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与文明，而不是给寄生虫提供赖以生存的温床。
纵观中外历史，无论是六朝金粉的极盛，还是后庭遗曲的颓废；无论是古巴比伦庞贝城的毁灭，还是罗马帝国历史文明的衰败，莫不因其极尽奢华而大伤元气、大伤国力，最终导致国败家亡。历史社会的盛衰沉浮、兴亡交替，几乎都从不同角度证明了俭成奢败这一朴素道理的无比正确。
早在建国之初，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颇有远见地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事隔多年，言犹在耳。诚然，从纵向看，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早已是今非昔比，然而，横向比较，我们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我国的现状是：有一部分人已步入小康，大部分地区的人民正走向小康，还有一部分地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同胞仍有数千万之多。这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仍是需要我们正视的现实，还需要全社会做长期的不懈的奋斗。
但是，当前社会上勤俭之风似乎已成为一种落伍，奢侈享乐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时尚，什么“满汉全席”、“生猛海鲜”、一席千金、挥金如土、总统套间、豪华套房、豪华车、元首车，争奇斗富，甚至还有一些并不富裕的国人，也讲究起超前消费，穿必名牌，食必海鲜，似乎一夜之间，人人都成了百万富翁，实在令人费解。据统计，每年全国用于公款吃喝的费用竟以数百千“亿”计，至于那些花样迭出的类似名为开会实则公款旅游的隐性费用，尚未在统计之列。我们有多少的家业、多厚的家底、多大的权利，能如此挥霍，敢如此奢侈？
提倡勤俭，反对奢侈，不仅仅是财力问题，也是公民人格自我完善的需要。淡泊人生，主要是指名利的淡泊，天吾一瓦，地吾一瓦，弱水三千，一瓢足矣。唯其如此，才能超脱世俗的樊篱。“腹有诗书气自华”，“人到无求品自高”，真正的富有，是内在素质的充实与提高，总在物欲上倾注心血的人，其人格必有欠缺，这也是有所得必有所失的辩证。
奢侈之风损害的，不仅仅是财力、国力，更重要的是损害了党心、民心、一代风气。奢侈之风一兴，必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弊端，人们不再励精图治、艰苦奋斗，而是竞相享乐、纵情挥霍，以致精神委靡、品格低下。奢侈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病态的、腐朽的社会；奢侈的民族，必然是一个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民族；奢侈的国家，也必然是一个失败的、没有希望的国家，绝不会有久远的生命力。
我们正处于一个世纪交替的过渡期，从社会形态、经济体制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转型期所特有的富于变化的特点，如何处变不惊、清淡自守、正确把握自己的人生坐标、平稳健康地完成世纪和社会的全方位过渡，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跨世纪的课题。而万变不离其宗，“成由勤俭败由奢”，对社会、对个人都将是有益的箴言。
常言道：南方男人好共事，北方男人好交友。对此，颇有同感。
南方人聪明细致，目标明确，有规则，重理性，懂得怎样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利益，善于以最简洁的方法、最快捷的速度达到目的。况且，南方人性格中的雍容优雅、强调自我、善解人意、留有余地等等，在相对合适的距离中，感觉舒服，适合共事。
北方人性情豪爽是优点，但是，共事中，往往喜欢意气用事，被情感情绪所左右，经常忘记目的，把人际关系扯进简单的事情中，使事情复杂化，甚至本末倒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容易因小失大，经常好心办坏事，或者好心不得好报，突出表现为过分强调主观感受，忽视客观实效，动机效果难以统一。
此外，假如是一般性的交往，还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值得注意。
东晋士族文化发达起来的南方，其精神文化特别是礼仪文化高于北方。
而文化程度越高，越讲究相处的分寸距离，给对方留有充分的空间余地，是对个性、对他人的理解尊重和自尊。这样，其利在于，不会限制对方，不会让对方有被捆绑束缚的不愉快；其弊则是，如掌握失度，会有一种冷漠的感觉。而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人，全凭感性好恶，对人好，就理所当然地包办代替，亲密无间，热情过度，没有心理距离，让人感觉私密空间被侵犯，窘迫局促，相处的舒适度下降。
但是，如果是真正的交友，或是发展亲密关系，那就相反。南方男人的理性、优雅、尊重他人，留有相处空间和余地，强调结果等等的优点，恰恰容易给人以距离感、疏离感，不够主动热情，显得过于自我自私，反而伤害友情和感情。
不过，假如再进一步，朋友变成夫妻，就会又产生质的变化。成为一家人，南方男人的个人化特点也随着关系的贴近而扩大化，把自己的“我”，扩大为“我们”，把原来独立双方的“你我”变为合二为一的“共同体”，那么，善为己谋的特点，使双方一起受益。因此，嫁给南方男人，还是蛮幸福的。
而北方男人，则特别适合做好朋友。他们仗义、豪爽、热情、重情守礼、勇于承担、敢于负责，那种大男人的包容、对人的呵护理解、肯吃亏等等优点，会让人感觉可依赖、可信任、能亲近。假如，你遇到了什么麻烦或者委屈，挺身而出、拔刀相助，并且不计较付出的，多数是北方男人。而南方男人会想得很多，比如与你关系的远近亲疏、结果的得失成败，以及是否值得等等，显得不那么仗义。
同理，若再进一步，朋友变夫妻，北方男人容易让妻子生怨。关系近了，北方男人的粗心、不够温柔细腻，会让妻子感觉受了冷落。特别是妻子也与他变为一体，是“扩大”了的自己，那么，北方男人那种重义气、重面子，过于看重社会认同与评价，轻利益、轻自己的同时，容易把妻子也连同自己一起忽略。所以，许多妻子抱怨他们对自己还不如对朋友好。
最初接触，由于北方男人性格明快、爱憎分明，与人交往，要么自来熟，很好接近；要么，傲气霸气，拒人千里。但是，一旦认同，一般都会率真直爽，以诚相待，很快能走得很近。而南方男人性格平稳中庸，谦和文雅，乍一接触，绅士客气，即使对不喜欢的人，也能很好地维持礼貌，会给人好接触的感觉。但是，再深入接触，就会有较强的隔膜感、距离感，要想走得更深更近，并不容易。
总之，假如兼有南方人的思维优势和北方汉子的性格之长，倒是挺完美的。好在，随着人们的流动频率加大、文化互相融合渗透，那种有书、有笔、有肝胆，亦狂、亦侠、亦温文，刚柔相济的多样化、复合型的男人，应该是越来越多。
地域文化对人的性格形成和影响，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文化的三坐标：种族、历史、社会，共同完成着对人的整体建构和塑造。因此，不同地域的文化传承、种族遗传、历史和社会的浸润影响，自然会形成迥然相异的性格特征。
唐《太白阴经》中说：“秦人劲，晋人刚，蜀人懦，楚人轻，齐人多诈，越人浅浮，鲁人壮，崆岭（甘肃东）之人武，燕赵之人锐，韩魏之人厚。”
虽然，这与现代通行的说法略有不同，但是，总体上反映出了不同地域文化的不同性格特点。概括起来，南方多文弱个性，委婉、细腻、温和，易呈和婉仪态；北人多强悍个性，雄浑、大度，易显刚正端庄之气。
不仅反映在性格上，在思维方面，南北的差别也大相径庭。在心理学的划分上，把思维分为两极：现实极和我向极。北方多现实极，即现实性思维；南方属于我向极，即我向型思维。所以，南方人说文论理，简约，直达终点，化难为易，力求超越感性认识而直达理性认识，有相当强的抽象思维能力。而北方式的思维特点，则强调情感情绪和客观脉络，重枝蔓而忽视目的，化简为繁。
所以，南方人，有思维优势，属于精细化的聪明人；北方人，有性格之长，属于大而化之的爽快人。南方男人，适合共事；北方男人，适合交友。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历来是生死相许的男女双方在形式上的终极追求，也是自古以来人们充满浪漫情怀的美好愿望，更是文艺作品竞相讴歌的永恒主题。然而，现实中，终成眷属与难成眷属，有时候，还真是塞翁失马、利弊难说的事情。
北宋京都歌姬聂胜琼，与诗人李之问两情相许。李之问回乡，胜琼长亭送别，赠词一首，末句为：“无计留春住，奈何无计随君去？”随后，又将另一首词寄给李之问。
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
尊前一唱阳关曲，别个人人第五程。
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
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李之问夫人发现后，感其情，怜其才，遂把胜琼迎进家中。这个结局是大团圆，自然皆大欢喜。只是，我担心，虽说是成全了他们的好姻缘，然而，胜琼以一歌姬之身，进入宅门，主妇的那一点怜惜之意，恐怕不能抵挡妻妾争宠之残酷现实，冲突在所难免，后果何堪？此其一；由琴棋书画而柴米油盐，由花前月下而庸常生活，平凡琐碎替代纯情浪漫，胜琼与诗人的感情能否长久保鲜，也必然充满变数，此其二。
感情，难的不是关山阻隔、日日相思，而是能够时时相守、不烦不厌。所以，有情人终成眷属未必就一定强于有情人难成眷属。
此外，蜀中才女薛涛，才貌双全，忘记哪位著名诗人曾称赞她曰：
万里桥边女校书，杷窗下闭门居。
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薛涛与晚唐被称“小李杜”之一的诗人杜牧一见如故，相互爱慕欣赏，誓许终身，然而，杜牧一别成都，再没入川。他与薛涛之间，恩怨是非虽众说纷纭，却因为是千古遗憾，至今，人们仍然在追忆“薛涛笺”的静雅温婉和她的情归无处，为她惋惜嗟叹。假如，当初二人如愿以偿结成连理，也不过是淹没于历史红尘之中，只怕是说也还休，写也还休。
中唐安史之乱，韩翃与柳氏分离。数年后，韩寄词：
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
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柳氏答曰：
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
一叶西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设想若无离乱而劳燕分飞，也恐怕难得如此绝妙好辞。
最是个性不俗、资质超凡的，当推蜀中才女严蕊，不仅诗才、诗情绝好，性情也颇有骨气。她与天台郡守唐仲友诗词唱和，结为文友，却被理学名儒朱熹所嫉，遭牢狱之苦，历尽艰辛，获释时的一首“卜算子”脍炙人口：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这种傲然潇洒、大胆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至今余韵悠悠，令人敬意顿生。谁能说，她没有和所爱的人终成眷属，就一定失去了爱呢？
有情人，能成眷属，自然是结局圆满，值得庆幸；而不成眷属，把曾经的感情深化为永久的记忆珍藏，也未必全都是不幸。只是，要独自承受那份刻骨铭心的痛。
当今时代，万事都在高频变化中，善于处理两性关系，不仅是优化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也是衡量男人综合实力的标尺之一。
新好男人，不是没有缺点，而是带着缺点，依然快乐，甚至能让人把自己的缺点当特点去欣赏。
男人适当吹吹牛，不是什么大缺点，有时候，还有一种无伤大雅的可爱，但是要注意几点：
第一，控制好范围。A.狐朋狗党喝酒乱侃的时候。B.女人满怀崇拜的想从你的嘴里更多了解你的时候、欣赏你的时候。C.自己极端沮丧缺乏自信的时候。
第二，控制好程度与分寸。吹牛，要么特大，说克林顿请你吃饭你让他排队，说阎王爷请你帮他断案之类，尽可以天一脚，地一脚，云山雾罩，越不靠谱越好；要不就略微忽悠，小露一手，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
第三，切忌在领导对你不信任、女人对你轻视、朋友疏远你以及很严肃正规的场合下为扭转局面、为了引人注意而胡乱瞎吹，那只会使事情更糟，那时需要的是冷静、底气和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