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控制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继续拉大，争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看，正确的思路是：首先，最为重要的是，推进人口的城市化，转移农业中剩余的劳动力，使较少劳动力分配在比重上日益下降的农业生产总值；其次，是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对农民和农村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一个无法抗拒的规律是，农业增加值的GDP比重，在任何国家都是持续下降的，因而，劳动力在农业中就业的比例也必须同步下降。如果农业生产增加值GDP比率在不断地下降，而农业领域中就业的劳动力转移过慢，过多的农业劳动力和农业人口，分配比例日益下降的农业增加值，结果必然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目前在中国，40%的农业劳动力，分配农业创造的11%的GDP，毫无疑问，结果肯定是城镇居民收入为农民的3倍多！这是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最重要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十二五”期间，包括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剩余人口向城市和城镇的集中和转移，是缩小城乡差距最主要的办法。
从控制住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拉大，逐步消除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来看，正确的思路应当是：推动中西部，以及产业衰落地区劳动力及人口向经济成长较快和需要劳动力较多的地区流动和迁移；加快行政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并且由国家制定各种有效的政策，促进资本和产业向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转移；国家增加对经济不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加大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力度，特别是对老少边穷，以及生态涵养和保护地区更应该如此。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看，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和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动、转移和迁移，是一个趋势，也是平衡地区发展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一种方式。英国工业重镇格拉斯格，工业最繁荣时，人口最多达131万人，到1999年时，由于钢铁、造船等工业的衰落，劳动力和人口向英国南部流动和迁移，当地人口下降为61万人。由此可见，如果劳动力和人口不向南部流动和迁移，格拉斯格与英国南部的发展差距会更大。由此可见，劳动力和人口在地区间的流动，实际是平衡地区发展差距，特别是平衡地区居民间收入水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从中国的实践来看，20世纪80年代末农民外出务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形成的劳务经济，其外出农民工邮回和带回增加的中西部和农业省份的收入，要比国家和中央政府向这些地区的转移支付多得多。
除了促进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和人口向需要劳动力的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外，未来，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更要解放思想，改革体制，改善投资环境，留住当地资金较少外流，吸引外出务工中的精英人才回镇创业，也吸引国外、港澳台和区外资金流入，推进当地企业上市融资，通过项目融到更多的银行资金，通过市场机制使资金更多地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配置。
更为重要的是，对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在交通、能源、水利、生态环境、基本农田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方面，在行政管理设施和条件建设方面，包括一部分城市、城镇和农村牧区居民的生活方面，国家要加大投入力度，一般转移支付的标准要提高、项目要增加，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要增多、规模要加大，使这些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跟上整个现代化的步伐。
从所有制结构与创造和分配财富关系的思路看，处理好国有大与民营小的关系；处理好国有大经济资本密集，劳动力就业少，与民营小经济劳动密集，中等收入人群多和劳动力充分利用的关系；处理好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与资产收益平衡分配的关系。一是国有工商经济方面，国有经济要有进有退，退出竞争性领域；除了非得国家控制的一些产业，有些战略性的产业领域，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也应当公平竞争；在通过市场逐步集中和自然条件形成的国有垄断经济中，要形成反垄断的改革。二是民营经济方面，要鼓励能大量吸收劳动力就业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从金融结构方面，要放开金融限制，大量发展能给个体私营经济贷款的民营小银行。三是进一步改革国有和集体所有土地制度，使其与市场经济运行环境相适应。
从消除历史原因和时间过程形成的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完善财富分配调节和堵漏体系看，要设计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和防止腐败等制度和机制，调高、扩中和保低，形成收入和财富分配极高收入者少，中等收入者多，低收入者少的局面。一是开征房产、遗产和赠与等税，制定适当的税率，用税收杠杆，调节财富进行再分配；二是对不发达地区、低收入人群，财政将税收集中起来的一部分，进行转移支付，进行补低；三是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并使其均等化，每一个公民都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带来的福利；四是建立和健全全社会的保障体系，努力使城乡逐步平衡，居民之间逐步平衡，地区之间逐步平衡，并由中央来管理；五是严格税收，打击腐败，设计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建立身份、社会保障、财产、存款、交税、就业等方面的联网系统，严格控制国民收入向灰色渠道漏损。
总之，从思路上讲，“十二五”期间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和GDP居民分配比例低，要从社会转型、经济结构变动、地区人口流动等这样一些经济规律和趋势的大的角度和大的格局去思考问题；要鼓励创业、增加就业、调整结构，借鉴东亚地区用发展小企业增加中等人口、增加就业减少贫困人口的办法，防止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转型过程中基尼系数的攀升，从调动社会自我平衡收入分配的机制和力量方面去思考问题；既要发挥人民群众创业和创造的积极性，又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从协调和谐社会共建和共享两个方面关系的角度思考问题；要从各个方面综合地分析和研究，统筹关乎收入分配国家税负水平与社会创业活力、创业就业分配与国家二次分配、地区人口流动与产业资金转移、社会自我平衡分配与政府看得见的手调节、福利社会水平与国家财政能力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全面和综合地思考问题。进而形成“十二五”，以及以后一个较长期间，提高GDP居民分配比例、缩小各种收入分配和发展差距、富裕人民群众的全新思路和战略。
四、公平分配和富裕百姓的一些重大战略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公平分配和地区平衡发展是中国梦的价值取向。从上面的分析看，要综合和全面地解决分配不公、GDP居民分配比例下降、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需要从方向上进行调整，相应地谋划一些重大的战略设计。
一是制定和实施加速城市化和人口区域间流动的战略。改变人均GDP3200美元时比同样发展水平国家城市化滞后15%的局面，推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转移，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向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和城镇转移，进而使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特别是向服务业转移。并建议未来开征耕地撂荒税，这样在劳动力转移出外的情况下，加上耕地税成本，使农民能将耕地转移给种粮大户耕种，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领域迅速变少的劳动力和人口分配农业增加值，会增加在农村农民的收入；而农民向城市转移，能获得比农业收益高的务工收入，还会压低城市工资的上涨幅度。这样可以从战略上缩小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缩小区域间居民的收入差距。
二是制定和实施十年促进小企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中国目前将五个个体户折算成一个小企业，加上法人企业，全部人口与全部企业相比，每千人口拥有企业仅11个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每千人口拥有企业45个左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每千人口拥有企业25个左右。小企业发展极为不足，是中国目前中等收入人口少，因剩余和失业而贫困人口多，因劳动力需求不强而工资水平低，进而收入分配不公和基尼系数高的最重要的原因。因此，制定一个未来十年振兴和促进小企业发展的战略，是扩大就业、解决民生、稳定社会的当务之急。也是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减少因劳动力剩余和失业而贫困的人口，降低基尼系数最重要的战略。
三是制定和实施加速发展服务业的战略。服务业是密集吸收劳动力的产业领域，与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GDP服务业增加值比率比一般国际水平低20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的比率占全部就业的33%左右，比一般国家水平低27个百分点左右。如果从“十二五”期间开始，加速服务业的发展，吸收从农业领域中转移过来的剩余劳动力，吸收从工业领域中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过剩的劳动力，吸收从大中专学校毕业学生、军队复员人员、被征地农民，使他们能在服务业中得到就业，拿到工资，其家庭获得收入，就会大量地减少因劳动力剩余和失业而贫困的人口。产业结构向充分利用劳动力改善，会大大增加居民的收入格局，降低居民间收入的基尼系数。因此，未来需要制定一个切实能振兴服务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应的体制改革方案，并以各部门的体制改善和政策促进相配套，真正使服务业成为我国吸收劳动力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的广阔领域。
四是制定一个长期的提高国家福利的战略规划，并加以实施。根据中国人口众多和处在发展过程之中，但是已经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国情，逐步地提高对城乡贫困人口的低保标准和范围，建立健全城乡医疗、养老、失业、伤残等社会保障网，建立一个有竞争活力、财富丰裕和公平正义的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
只有在战略上进行大的调整和努力，才能从全面和动态的格局上，解决GDP居民分配比例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居民间收入分配基尼系数高、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真正建设成为一个人民共同富裕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