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记。到《唐山劳动日报》不久，我开始写日记，坚持几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乱起来，有些不好记，有些不敢记，索性就不记了。五年多，记了六七本，主要是记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先进人物的心得体会，对照检查自己，鞭策自己。据我体会，写日记好处很多，主要有四点：一是帮助学习；二是磨砺思想；三是积累资料；四是锻炼写作。除了写日记，我还坚持多做笔记。我相信“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记者，记者，就是要多记。能快速记录，是记者的一项基本功。开会、听报告、采访，我都尽可能记全录。我退休以后，把在省委和《河北日报》工作时的笔记本（以前的处理掉了）按时间顺序、内容统一编了号，以便查找。2006年6月28日，《燕赵都市报》记者采访我在唐山抗震救灾感受的报道，用的全是记录本上的原始材料。
多想。毛泽东同志说，多想出智慧。从做新闻工作以来，我养成了勤于思考的习惯。一接受采访任务就开始想，怎样完成任务，需要做哪些准备；写的过程更是不断地想，怎样写得深一点，怎样有点突破，怎样写出新意；写出初稿，还想哪儿需要推敲、修改、润色。丝丝不断，一直到稿件见报。为了多思考，我还给自己创造条件，提供引发思考的内容。比如，自己写的或是别人写的，经我向领导送审的稿件（包括通讯报道、内部文件），凡是领导改动的地方，我都仔细想一想，为什么这样改，分析比较改动的好处，重要的还要记在本子上。这样，天长日久，点点滴滴积累，受益不浅。我还可以举个事例，***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2年再版时，与初版变动较大，增删了许多，整个文字更加严谨。为了领悟其中的道理，我把新版本一字不漏地改在老版本上，增添多的地方书眉书空写不下，就贴新纸。这样对照、思考，确实能够体会得更深一些。
还有一种引发思考的办法就是“多方比较法”。全国的重要活动、重大典型，各新闻单位都要进行报道。我就把各家的报道通读一遍，分析他们各自的特点、优长，从中感悟他们对素材的挖掘、主题思想的提炼、文字的表达等各方面的功夫。
谈到学习，有一点需要提及，那就是社会是个大学校，有学不完的知识和学问。例如，看杂技演出、体育比赛固然可以欣赏到优美的技艺，但是更可以从演员、运动员们顽强拼搏、刻苦训练中吸取激励自己的精神力量。这大概就符合周恩来同志的“从无字句处读书”的要求吧。
李臣、宣奇稳、白志刚：您干了几十年新闻、宣传工作，请您回顾一下，都有哪些建树？
牛增慧：“建树”不敢说。但是，无论在《玉田报》、《唐山劳动日报》，还是在省委宣传部、《河北日报》，可以说工作是一贯努力的、积极的，能吃苦耐劳，认真负责。我姓牛，在工作中确实有一股子牛劲儿。在河北省委大院，不少同志管我叫“老黄牛”。对此，我感到欣慰，我就是心甘情愿地当个人民的“老黄牛”。曾担任过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的尹哲同志曾给我题词：“不待扬鞭自奋蹄”；尹哲同志的后任、原省委宣传部部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徐纯性同志给我写的条幅是“俯首甘为孺子牛”。我认为，这两位老领导代表了大家对我的评价和鼓励。
在县报和《唐山劳动日报》当记者、当编辑，发表的消息、通讯和评论，数量不好具体计算。但是，就发稿量来说，在同志们当中，可以排在较多的行列。曾写过一些产生较大影响的稿件。例如，1962年我采写的邢燕子《我的婚事》，在《唐山劳动日报》上发表后，多家全国和省级报纸转载，上海《新民晚报》转载时，该报总编辑林放（赵超构）还配发了评论文章。我在《唐山劳动日报》时，有两三年时间分管部队与民兵的报道，较好地完成了报道任务。在报社编委会和唐山军分区领导下，突出地宣传了乐亭赵滩红旗民兵连这一先进典型，对推动唐山地区乃至全省的民兵建设，起了示范作用。到省委宣传部工作以后，主要阅读研究省管的主要报纸，参与审阅省直新闻单位送审的稿件，协调省内一些重大活动和重要会议的宣传报道，起草内部文件和领导同志讲话。总之，协助省委宣传部领导对全省新闻出版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当好领导的参谋。在《河北日报》的六年，主要是参与编委会的集体领导，对整个报纸的宣传报道作出安排部署，审定自己分管专业部的重要稿件，把好关口。这期间，主要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没写多少新闻稿件，只写了若干篇新闻业务的理论文章，在全国和省的新闻理论刊物上发表。经手编辑并配发的评论稿件，有几篇得了省级优秀新闻一、二等奖。与人合作，编辑出版了《1992年全国省、自治区党报新闻奖获奖作品集》，由我主笔写的序言（这是全国省级党报首次评奖，只有省、自治区党报参加，以后又扩展到直辖市党报参加）。香港轩辕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储瑞耕文集》，我受两社之邀，被聘为责任编辑，该文集获河北文艺振兴奖。
退休以后，我有较充裕的时间写点东西了。从1996年起，我参加了河北日报社老干部评报组，并担任召集人。每年都写几篇有一点理性思考、有分析的评说新闻报道的文章，说长道短，议论得失，探索规律。主要是总结大家创造的新鲜经验，为一线办报的同志们当“啦啦队”，为他们加油鼓劲。参与由前总编辑牵头，有两位老主任、高级编辑参加，共同撰写一本十几万字的《编事百味》，总结了我们（包括河北日报集体）几十年办报的经验体会。这本书出版后，受到社内外的好评。有的说，这本书指导性、实用性强；有的说，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被广西日报举办的“全国新闻书刊收藏展”展览、收藏。
§§§第七节义务评报十数载甘当报业“啦啦队”
——访老干部评报组组长牛增慧
2008年度《党报人》的优秀通讯员评选出来了。老干部评报组的大多数成员榜上有名。此时此刻，我们想到了这个先进的集体坚持义务评报已经多年了，仅从这任组长接班，就12年多了。这些离退休的老报人，凭着对党的新闻事业的一片赤诚，对《河北日报》事业的关怀，不计报酬，不计得失，一茬接一茬、持之以恒地义务评报，为一线办报的同志甘当“啦啦队”，为大家加油鼓劲儿。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是令人尊敬的。本报记者就是怀着这样的一种感情，访问了老干部评报组组长牛增慧同志，下面就是我们的对话。
记者：我们觉得老干部评报组坚持义务评报十几年，很不容易，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老同志们能够满腔热情地为党报事业奉献余热，更是难能可贵，您谈谈大家的动力好吗？
组长：这个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在动力，就是大家办了几十年报纸，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看报评报，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生命的一部分，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有的时候，评报组对优秀的报道、文章写出评报意见，在一线办报的同志总是说“感谢老领导、老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我们说，这个“关心”是关心我们自己的事业，河北日报报业集团是我们大家的，报业发展人人有责，“众人拾柴火焰高”。党报集团事业兴旺发达，成果大家共享，人人都有一份。这是掏心窝子的话。这就是我们坚持评报，献点儿余热的内在动力。
外在动力很多。首先是老干部处的关怀和支持，他们把老干部评报活动看作是自己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次是在一线办报的同志重视我们的评报意见，从编委成员到各部主任都是如此。尤其是张志欣同志主持编务以来，凡老干部评报组送她审阅的评报稿件，她都做出批示，感谢老同志们，有些评报内容都到碰头会上去通报。每次评论《燕赵都市报》，他们都是以总编辑为首，全体编委、各部主任和业务骨干集体虚心听取我们的发言。这样，我们感到自己的心血没白费，劳动有成效，评起报来就更起劲。这是最大的外在动力。还有就是《党报人》对我们的支持，有《党报人》给我们搭建的平台，评报意见都能及时妥善处理，与在一线办报的同志交流，有时候，我们想不到的该评的内容，《党报人》提醒我们，向我们约稿，使我们尽量做到好稿不漏评。有的组员打趣说：“《党报人》对我最大的帮助是促使我多动脑筋，坚持评报，可以延缓得老年痴呆。”
记者：回顾十几年评报活动，老干部评报组摸索积累了不少好办法，请谈谈主要经验。
组长：评报活动的实践，确实使我们找到一些办法，主要有以下“几个结合”和“几个为主”：一是主报和子报结合评，以评主报为主。系列报那么多，评报组力不从心，评不过来，就着重评对报业集团发展起举足轻重作用或发展势头好，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系列报。二是综合评和专题评结合，以专题评为主。三是表扬鼓励与挑毛病找不足结合，以鼓励表扬为主。四是评报组内部评和走出去听取下边意见结合，以内部评为主。五是评报组成员集体评与个人评结合，以个人评为主。有时候，集体点题目，分头做文章。
记者：对今后进一步搞好评报活动，您有什么想法，可以作一个展望吗？
组长：前面已经说了，老干部评报组的评报活动，贵在坚持。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决心：坚持评下去。就老干部评报组本身的组织建设来说，我想评报组的成员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相对稳定，一池活水。相对稳定是指评报组成员有进有出，但不大进大出，少数年龄偏大、身体欠佳，坚持参加活动有困难的，可以退出，但不是一下子出得太多，来个大换班。一池活水，就是不断吸收一些刚从编辑部退下来，身体又好，对评报有兴趣，又愿意参加的同志进来，增添新鲜血液，增强老干部评报组的活力。
§§§第八节重阳节的祝福
马上就到重阳节了，这是老人们的节日，除了对父母、长辈们表示节日的祝福外，我还要祝那些曾经关心、帮助过我的老人们“身体健康，节日愉快！”
我从小生活在报社大院，结识了许多父辈的老年朋友，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牛增慧老师便是其中一位。我至今仍坚持写作，其动力便来自于牛老对我的谆谆教诲和鼓励。他的人生经历和人格魅力堪称典范，值得我敬佩和学习。
牛老今年已经73岁了，1958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历任《玉田报》、《唐山劳动日报》记者，省委宣传部干事、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出版处处长，《河北日报》副总编辑等职务，1994年退休。按理说，他早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安享晚年了，但他却仍然活跃在新闻战线上，发挥着余热。他曾与三位老新闻工作者一同编写出版了《编事百味》，受到同仁的广泛关注与好评。他作为《党报人》的数任优秀通讯员，发表了大量评报佳作。我深深地被牛老的这份“精、气、神”所折服。
年轻人的浮躁心态使我一直塌不下心来练笔，几次与牛老在电梯间的相遇、交谈，使我改变了许多。真要感谢牛老的点拨，才使我继续在文学创作这块沃土上播种希望，收获喜悦。也许牛老已忘记曾经偶然的对话，但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那是我坚持练笔写作的原动力。前一阵又偶遇牛老，他笑着对我说：“又看到你写的文章了，有进步，文笔流畅，美中不足就是其中有一个错别字，‘菲’页应该是‘扉’页才对。”听了牛老的话使我再一次为他认真严谨的态度所感动。
如今，牛老虽然年逾古稀，但精神矍铄，正如曹操《步出夏门行》中写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牛老是我最敬佩的一位老人，他的言传身教，为年轻一代做出了榜样，在重阳节前夕，为他献上我最衷心的祝福。
§§§第九节作者的话
出不出自己的文集，我一直犹豫着。总觉得自己这一生没写出几篇叫得响、可作范文的作品，印出来流传下去的意思不大。在老领导、老同志的力促之下，我才下了决心。但是，近日读到一位老同志的文集，一看人家写出那么多精品力作，有那么多篇在中央报刊上发表或被转载，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让我脸红，又有点动摇。经过几天的反复思考，觉着“货比货得扔”。不比了，反正自己出这本书的主要用意是留纪念，是让亲友、后代、同事同行看一看我走过的路，数一数我的脚印，或许多少可以找到一点可资借鉴的东西。
我从事新闻工作一辈子，包括在省委宣传部工作15年，发表的各类作品不好计数，收入本书的130多篇，算是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吧。在选稿时，有几种作品基本没有选入：一是我在《唐山劳动日报》时，有些反映农事活动的所谓“唱四季歌”的稿件；二是一些评论文章，已记不清是不是自己所写，把握不准的；三是与别的同志合作，我只参加采访、研究，自己出力很少的；四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发表的消息、通讯只署“本报记者”，不署作者个人名字，哪些是自己所写，无从查考的。凡是入选的作品，不论多么嫩拙，或是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痕迹的，一般不作改动。因为那是历史，让人看脚印就看本真的脚印。
出这本书，得到许多领导、朋友、同志以及子女们的支持、帮助。我的老领导、第二轮《河北省志》总顾问卢振川同志，已是八十高龄，戴着老花镜，拿着放大镜，不辞辛劳，非常仔细地审阅了全部书稿，从文稿取舍，体例编排，到书名篇名，都反复斟酌，择优敲定。并且为本书撰写了言简意赅、文意精到的序言，对我的为文为人作了情深意切、多所鼓励的评说。我的同事、诤友、韬奋新闻奖得主、《河北日报》“杨柳青”专栏主笔储瑞耕同志热情支持本书的出版，尽管他身体健康状况欠佳，还是一边忍耐着心脏病和腿疼的折磨，一边当“第一读者”。对部分文稿的去留、对书名的斟酌，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同时，欣然作序。他在序言中，对本书的全部作品作了辩证的、历史的分析；对稍有点意思的作品，给予了充分肯定；为那些低档产品，作了带有宽慰性的辩白；对从事写作的人晚年出书的意义，发表了一番独到的议论；对钟爱新闻事业一生的老新闻人，深情赞颂，寄予厚望。这就大大地给我鼓了劲、壮了胆。我的老同事、老朋友《河北日报》原副社长金鸿遇同志一直关注、鼓励拙作的出版，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河北日报》的褚林同志精心为本书设计了封面；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杨才同志对本书的出版给予大力支持；何春雅、王福仓同志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细致地审阅了书稿，规范润色，反复校改，严格把关。石家庄信力印刷有限责任公司的同志们为印制好这本书付出了辛劳。
《河北日报》报业集团的领导和河北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对拙作的出版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在我收集文稿的过程中，《唐山劳动日报》、《河北日报》总编室的同志帮了大忙。
在此，向所有对出版本书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的亲朋和同志表示深深的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