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政委和地方上有工作关系，认识县委书记权大个儿，蔡政委向权书记说对我有好感，却不知如何开口。俩人琢磨了很久，权书记建议蔡政委先写封信试探一下。1939年八九月间，我和李书田同志在完县第七区区委工作。突然一天我接到一封信，当时我还在想：“什么人会给我写信呀！”打开一看，下边的署名是“蔡顺礼”（蔡政委的名字）三个字，我不知道是谁，只知道骑兵团有个大号叫蔡政委的，具体叫什么却不知道。我把信拿给了聋子（李书田）看，谁知正赶上县委派王景耀来检查工作，他也看了信，还批评了我一顿。一次到县委去开会，权大个儿开门见山地为蔡顺礼和我做起了媒。我对他说：“我现在不找对象，也不结婚。我现在要学文化，提高工作能力。”
为了逃避他们，我跑到一分区找姐姐。我哥哥当时在县大队工作，他说：“这么远，要是他回家了，你还能回来吗？”姐姐也不同意这桩婚事。我们家乡对当兵的没有好印象，老百姓都说：“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姐夫说，他认识个在一分区工作的同志，叫“朱蹄”，通过他可以把我留到一分区大队部当妇女干事。我就写了封信给完县县委，说自己不回去了，留在一分区工作。他们不同意，又派人把我叫了回去，还批评我自由行动。结果，我又回到完县妇救会工作了。但在1940年，我还是成了蔡政委的新娘。
我的学习生涯
我小时会背百家姓，抗战开始时念了四十天抗日小学（开始跟亲戚学，念了两本半语文书），后来又在本村上了几个月的学，却没有念什么书，当了儿童团长。第三册语文书是我到区妇女抗日救国会工作时才带上学习的，不认识的字就问别人。
离开六、八两区，组织送我到晋察冀边区第四抗日革命学校学习，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在校期间，晋察冀边区政府发给我两枚奖章：一枚是毛主席像章，一枚是一手拿书一手拿枪（意思是又学习又战斗）的像章，都是用粗砂石烧制而成的。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我除了学习，同时兼任学生分队党支部书记。
1940年冬天，我由于腰痛住进了骑兵团休养所治疗。蔡顺礼被调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工作。完县县委组织部部长李寿山通知我说：“已经把你的组织关系转到军区政治部了。”我不愿意到军队工作，那里没有女同志可干的事，于是向他要求留县工作。他解释说：“现在根据地缩小了，没有什么事可做，好多女干部都回家了，你还是服从组织安排吧。”
春节前夕，我离开休养所到军区政治部。腊月三十晚上，在陈南庄过夜，我给送我的两个战士买了三斤猪肉叫他们二人过年。大年初一，我赶到了军区政治部。
组织上先安排我上白求恩学校，我参加的“调六期”学习班课程还没有开始就到“调五期”旁听。讲政治课的老师很有条理。业务课上老师讲上水攻势和下水攻势，他还说这不是课程内容，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我觉得很增长知识，很有趣。
我参加的这期学习班开课了，叫“调六期”。一位女老师看我坐前边又没有穿军装，一上来就考我，我对答如流。
抗日热情高涨
后来，我到政训队学习军队政治知识，四十天毕业后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后方医院当副指导员兼支部书记。后方医院和卫生部合并后，我又被调到温堂休养连当副指导员。
1943年，军队精兵简政，准备打仗。家属除医务人员外，自己想办法解决工作的事情，由军队供给，好多人都到家属队去了。我跑到河北省灵寿县南营镇（村），找晋察冀边区中学校长卜玉英同志。他原是晋察冀边区第四抗日革命中学校长，我们认识。我和他商量，我来校学习，由部队供给。他同意了。
这是我学习时间最长的一次。1943年5月，人家已经开学半年，我插班补习英文。
在北方分局党校学习
1937年，八路军已经成为华北地区抗日战争的主要力量。同年，晋察冀军区成立。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机关从五台县迁至阜平县。当时，晋察冀边区政府划为四个行政区，阜平划归第三军分区。阜平县位于河北省西部，太行山东麓。境内群山绵亘，沟壑纵横，森林茂密，古时就是畿西屏障和冀晋咽喉要道。地理位置易守难攻，西距五台山七十八公里，东边紧临华北粮仓大平原，是铁杆儿抗日根据地。在八年抗战中，日本鬼子从来没能够长期占领这个地方。在抗日战争时期，阜平是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中央机关驻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阜平工作和战斗过。在晋察冀军区工作过的老人们，都对阜平县有着深厚的特殊感情。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党中央在晋察冀边区设立北方分局，在阜平的康尔沟建立了分局党校。当时的突出问题是，缺少大批干部，原因主要有两条。其一，自1937年起，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势日渐浩大。例如，蔡顺礼所在的115师骑兵营后改为骑兵团，在1937年10月收复了曲阳县城，又攻占唐县、收复完县、光复满城，大大壮大了抗日工作的声势。有些杂牌武装，或真心为了抗战，或怕被吞并，主动要求由八路军加以委任领导，这些武装多数需要派遣共产党员，因此急需一批称职的干部。其二，为了抗日救国，从北平、天津、太原、张家口和石家庄等大城市来了很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有些是地下党员、抗日骨干分子，有些是抗日的热血青年，但也有个别是日伪内奸或者党的叛徒分子。为了训练这些干部，同时清洗一些混入根据地的不良分子甚至汉奸特务，1937年12月在阜平的东西庄，开办了军政干部学校（原来叫抗大二分校），由孙毅任校长。1940年，我从地方转到部队工作，被送到政训队学习，学习军队的政研工作。
1940年以后，抗日斗争形势逐渐严峻，根据地日益缩小，经济更加困难。为了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晋察冀边区首先实施精兵简政政策，开展整风运动。当时，蔡顺礼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任组织部副部长。1942年，北方分局在阜平的康尔沟建立了北方分局党校，蔡顺礼在党校学习，后留校兼任组教科长，和周荣鑫一起主管党校的具体工作，主要是审查干部。
北方分局党校在1942年接受了第一批学员，我参加了第二批的学习，这时已经是1944年秋天。学员多数是从抗日斗争形势艰巨的冀中地区和敌占区撤出来的干部。党校为配合整风运动，除了学习文件，还要学员介绍一下自己的履历。那时的干部工作，除了给领导选择、提拔干部提出具体的意见外，更重要的是要审查不同来源的干部，清除立场不坚定分子、腐败堕落分子，甚至是敌人的内奸。从分局党校毕业的大批干部在日本鬼子投降后以及解放战争后期，随着主力部队进行大反攻，在接管城市、组建人民政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温塘寺的温泉
温塘寺位于阜平县吴王口乡，距县城四十公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河，冬暖夏凉，气候清爽怡人。此处温泉水的出口温度为78℃，被当地人誉为“神水”、“圣水”。
那时，晋察冀边区和军队的很多干部得了“疥疮”。因为部分干部经常到游击区展开工作，例如宣传减租减息政策、动员群众捐献军粮衣被、调查汉奸敌特的动向，甚至下乡处决那些死心塌地为日本鬼子卖命的铁杆儿汉奸。为了防止日伪军夜晚突袭牵连群众，如果不能当天返回根据地，晚上大家都选择住在庄稼地里，如果能住在地头儿的窝棚里就算享福了。不论刮风下雨，都是和衣而卧，衣服是湿了干、干了湿，人们都长虱子、生疥疮。魏主任曾风趣地说：“不长虱子不抗日！”只要有一位同志生了疥疮，很快就传染一群。现在，我知道疥疮是因为快速生长、繁殖的疥虫所致。那时，我们都没有什么医疗常识，八路军又缺衣少药。还好，有阜平温塘的药泉。那时，我们最幸福的事就是到温塘去洗温泉，既解痒又消炎。
温塘有两个大房间，每个房间有一个大温泉池，每一个温泉池可以容纳十几个人，还有一个石头雕的石狮，从它的口中源源不断地流出热水。每当温泉水使用了一天时间后，我们就拔掉塞子，擦洗池子，放掉脏水，重新注入干净的温泉水。来温泉洗澡的有八路军伤病员，有得了疥疮的干部，也有一些军区的干部和家属。
1943年反扫荡
1943年秋季，日伪军对于晋察冀根据地即将实施“毁灭性扫荡”。但是，敌人即将实施扫荡的预谋早在8月底已被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老帅知道，并做出了“准备反扫荡，保卫秋收”的指示。日军集中了近两万兵力，实施所谓的“铁壁合围”来清缴抗日力量，挖掘我军埋藏的物资，奔袭我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八路军采取了外线作战的策略，将主力部队分散成以连为部位的小部队，采取游击战术，选择有利时机，集中兵力打击敌人。
拉骡子上山
在日伪军进攻阜平县时，余广文时任晋察冀军区锄奸部部长，他带领家属、孩子、机关干部以及司令部、后勤部的五十多人进行反扫荡。蔡顺礼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负责掩护这个部队，又兼工兵营政委，带领两个剧社（火线剧社和抗敌剧社）成员和政治部家属等五十多人进行反扫荡。当时的剧社成员包括现在着名剧作家崔嵬、文学家丁里和着名艺术家田华。根据原有的命令，我们这支队伍应该在中午十二点到达指定地点“大牧场”，可是无意中被传成了“中午十二点准时出发，到大牧场”。我们吃过午饭，一行人沿一条山沟小道向着“大牧场”行进，即将到达目的地时，看见大牧村中间有很大一块沙地。突然，侦察员急报：“日伪军已经占领大牧场，马上原路返回。”这时，蔡顺礼命令：“头变尾，尾变头，急行军。”我们带的这队大部分是女同志和冀中军区过来的一批没有分到单位的干部，山沟小道很窄，大家努力向前狂奔。日军侦察机往返侦察，飞得很低，我们见状马上卧倒。蔡命令架上电话请示上级：“敌人已占领‘大牧场’，我们过不去了，怎么办？”回答说：“你们向四分区靠拢。”我们已经到平岭子。天黑了，飞机也不来了，蔡下令：“爬山！”漫山遍野的人争先恐后往上爬。这才看见林麦克夫妇，他夫人还背着两个搪瓷盒，砰砰作响。马夫牵一头骡子驮着电台，骡子不会上山，于是马夫在前面牵着，二人在后面推着鞍子，硬是把骡子推上了山。下山时，两人向后扶着鞍子，好不容易过了一座大山。所有人都疲惫不堪，饥渴难耐，这时传来口令：“原地休息。”我坐在北边田埂上，李晓黎女士坐在东边石阶上，林麦克不懂中文，直挺挺站在路中间。李晓黎不得不命令式地说：“麦克，Sitdown（坐下）。”休息了一会儿，队伍继续行进，第二天早上到达四分区地界。蔡顺礼把林麦克夫妇移交给四分区，由他们负责将二人送往延安，其他人则埋锅做饭。饭刚做熟，还没有来得及吃，突然情况紧急，蔡一声命令：“赶快走！”走了一天，终于到了山西地界，甩掉了敌人。我们来到黑水峡村，只看见三间棚屋，这家只有三口人：一个儿子，照顾着老母亲和一个小孙女。他家也是从下边搬来躲鬼子的。老乡三口住里屋，蔡、我和一个警卫员住外屋一个有二尺宽、石头做的台子上，其他几十口人都挤在外屋，坐着的、蹲着的，不管怎么总算安定地过了一夜。
日本鬼子残害中国人民
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大伙儿又饿又渴，在这山沟里，即使有粮票也没粮食吃，连土豆也没有，只有萝卜，还要自己上山去挖。当晚，大伙儿吃了一顿萝卜饭，喝点儿凉水。虽然我们离敌人远了一些，也不敢掉以轻心，总的形势还是紧张的。再说，这么多人都挤在这么一个小地方，又找不到粮食。蔡顺礼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把两个剧社分开，崔嵬带一个组，丁里带一个组，把人分散到各个小山村告诉他们转移的方向。冀中那批干部组织一个手枪班，以备急用。指挥机关只剩下蔡、工兵营特派员赵长清和通讯排，他们在山上侦察敌情，随时架线和领导机关联系。我被隐藏到一户老奶奶家。三个月的反扫荡，没有白天和黑夜，饥一顿，饱一顿。不知道走了多少路、爬了多少山，我们五十多人总算胜利归来了。
余广文带领的那一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敌人追在他们后面，始终保持约十里地左右的距离，他们住宿，敌人就住宿。十几天以后，敌人摸清了他们的情况。一天早上发起了突然袭击，敌伪军包围了村子，侦察员来不及报告，打了一声信号枪，余广文带领一部分人突围，上了北山。刘平（李志民上将的夫人）和她的女护士见余上北山，也跟着上北山。爬到山顶，一点儿下山的劲儿都没有了，就趴在地上滚下了山。出门时，刘平看见张立（余广文夫人），还喊了她一声：“快走！”张立回答说：“你们先走，我去抱孩子，就来。”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警卫排的年轻战士刚端起机枪，还没来得及开枪，就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死了。日本军官还举着指挥刀，大声地狂叫。余广文的大女儿当时只有三岁，杨奎甲负责保护这个小女孩儿。他抱着她拼命向外冲，救了孩子一条命，但是余广文的夫人和没满月的女儿却被敌人抓住了。余的夫人被枪杀，女儿被敌人扔进沸水锅中煮了。后来的报告会上，在场的人无不痛心疾首，泪流满面。
我曾经工作过的疗养连驻地在温塘。在敌人扫荡之前，所有轻伤号都回部队参加战斗，重伤号则隐蔽到陈兴沟高山上的山洞里。鬼子占领阜平县，先按兵不动，侦查了大概个把月时间才开始动手。他们手拉手，“拉网式”搜索山沟。一群藏在山洞里的同志们都不能说话，其中有一位女同志恰在那时分娩。那个女同志忍着巨大的悲哀，亲手掐死了刚生下来的婴儿。黑夜不能有火光，白天不能有声音。这群人最终没有被敌人发现，他们算活过来了。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我们永世不能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