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客家教育发展关系方面。王东从历史发展角度探讨客家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普及与明清以来闽赣粤客家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有内在的关系，认为客家社区的社会经济变迁，是客家学校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因；周雪香则从空间发展差异的角度谈到，由于闽西南北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其扶持和资助家乡士子科举的力度也就存在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闽西科举发展的不平衡。
由于经济与教育发展的内在关联，学界也注意到客家教育发展的时空差异。从时间上看，客家各地教育鼎盛期的时间是不相同的，最早是赣南，其次是闽西，最迟是粤东。客家地区学校教育盛况，只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客家地区的学校教育与经济发达的其他地区相比，还是相当落后。从空间上看，由于客家分布地域广泛，客家地区的教育在同一时期内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也极为明显。
关于客家人才辈的问题。林晓平对客家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的历史背景、历程、特点及意义等进行了探讨，认为清朝末年客家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为中国近代以来客家人英才辈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叶少玲从教育兴学的角度探讨了历代客家英才辈出，是重视教育的传统风气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突出的是崇文尚武的风气和令人瞩目的教育规模。
在客家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探讨方面，以两篇关于客家教育的硕士论文为代表。赖龙扬考察了客家文化与客家区域基础教育的互动关系，认为客家文化是客家区域基础教育生存与发展必须适应的文化模式，客家文化现代转型的效益直接导致教育文化生态的差异性，从而影响客家区域的教育质量。研究认为，客家的教育特别能够体现出一种客家文化的灵魂。
在已有的客家教育研究中，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是客家人的“崇文重教”问题。一般来讲，国内外学者对客家崇文重教多有推崇。如早在20世纪初客家教育引起外国传教士和学者的关注。法国传教士赖里查斯在嘉应考察时发现客家学校“按照人口比例来说，不但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和它相比，较之欧美各国也毫不逊色”。国内多数学者认为，耕读传家、崇文重教、人才辈出是客家教育最显著的文化本质，以致将崇文重教、耕读传家列入有关客家精神（或称客家意识、客家民性、客家文化特质等）中。王东先生认为，客家人之所以受到世人的强烈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客家人对教育的特殊崇尚以及在这一背景下客家地区教育的普及与发达。或说客家文化的最鲜明特色在于客家人特别看重读书人，即崇文重教，耕读传家。或认为客家地区普遍存在尊师重教的风气，因此，在客家社会里，崇尚文化，重视教育，以兴学为乐，以读书为本，以文章为贵，以知识为荣，成为一种社会风气。陈振中、唐德海认为客家人具有深厚的教育情结，是一个十分崇尚文化、重视教育的族群。陈振中，刘佐泉认为客家人才辈出，与其他民系相比，客家具有知识分子多的特点。
多数学者坚信客家崇文重教的同时，还对客家崇文重教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有主张世家论或血统论；或主张政绩论、政策论等观点，或主张是环境使然，也与当时政府官员重视教育不无关系。叶少玲指出，客家社会崇尚文化、重视教育的风气和所形成的教育规模，是多方面因素共同起作用而形成的， 而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即自然环境与人文传统两大因素。或认为客家人重教原因之一是客家人强烈的宗族观念使然。
当然，也有学者对客家的“崇文重教”提出质疑。如陈支平认为，一个地区的文风兴盛与否，与这个地区的民系性格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与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这是对客家的“崇文重教”说提出质疑，提出要加强民系之间的比较研究。周雪香则指出，不少学者以“崇文重教”、“崇尚教育”、“尊文尚学”等词称颂客家教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客家地区的教育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存在时空差异。
前人有关客家教育的研究成果基本梳理了客家教育资料，勾画了客家区域历史时期教育发展的轮廓，初步构成了客家教育多视角、多方位的研究动态。
客家教育问题本来就是客家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且已有的客家教育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这主要表现在：
1.从研究角度看，多数研究只限于对客家教育本身的研究，就教育而谈教育，没有把客家教育放在客家文化背景下进行思考，忽略了客家教育的文化基础。特别是对客家最有特色的家庭教育或家族教育研究不够。
2.在材料的运用上，已有的研究主要只是对方志、家谱等文献资料的梳理，客家民间文书等材料有待进一步挖掘；其实，客家学隶属于人类学，客家教育的研究需要实地调查，挖掘田野资料，拓宽文献资料来源的渠道，充实客家教育研究的内容。
3.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文化类型，教育特征呈现不同的差异性。因此，不同客家区的教育表现出不同的模式或特点。在明清时期赣闽粤边客家移民的离心式迁移过程中，由于迁入区域的土著社会和文化体系的差异，移民在进入不同的区域之后，为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曾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正因为如此，所谓客家教育，并非一个固定的模式，在不同的区域有着完全不同的组织形式。但是已有的客家教育研究，其研究区域主要涉及闽、粤、赣边区，即限于传统的客家大本营地区，对四川、台湾等其他客家地区教育的研究较少涉及，各地客家的区域教育尚待加强研究。
4.比较研究方法运用不够。尽管已有的研究也注意到客家教育的时空差异，也指出了客家教育的特色，但学术界对客家教育的研究仍存在主观化色彩和一般化倾向，对客家教育的特色的探讨缺乏比较研究。学术界对客家研究带主观化和感情化的研究多有批评。由于没有与其他族群相比较，往往是就客家而研究客家，加上研究者自身多为客家人，在客家教育研究中表现出浓厚的情感色彩和主观臆断，给人以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的感觉。正如陈支平先生指出，从客家人单方面的族谱资料出发，就很容易得出客家文化教育科举如何发达的结论。但是如果参阅了其他民系的族谱和其他文献，便可发现原来其他民系同样如此。有比较才有鉴别，在此基础上，才能得出合符事实的结论。否则，一味地哄抬标榜，反而有损于客家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学术的严肃性。
5.客家教育特色的分析。教育基于文化的不同类型而形成不同的教育模式。客家文化是移民文化，当客家人移民到福建、台湾等地区后，客家文化与当地本土文化产生交流与碰撞；为求生存、图发展，客家人不得不适应当地自然与人文环境，在顽强地保留自己文化传统同时，又主动吸收、适应当地文化，从而在各地形成独特的教育模式和特色。因此，从族群的角度切入，分析客家教育的区域特色和族群特点才显得有意义。其实，客家作为文化概念上的客家，其族群特色应该是很鲜明的。但是，从已有的客家教育研究，忽略了对客家教育特色的探讨。尽管谢敏华等也谈到客家传统家教特点，谢敏华、郑镇峰论述了汀州客家的教育特色，由于缺乏族群间的比较研究，已论述的特色其实并不是客家独有的特色，从而影响客家教育研究的客观性。
6. 客家人的“崇文重教”问题值得探讨。客家的“崇文重教”看来是颇有争议，不但客家人与非客家人对此问题看法不一，不同客家地区的人对此问题也颇有异议。这是因为教育存在区域差异，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教育有着不同的特点。客家人的“崇文重教”也会存在差异。因此，从区域教育的差异性看，客家人的“崇文重教”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客家教育研究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因而必须加强客家教育的研究；而客家研究的存在的许多不足说明客家教育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有待于深化其研究。
基于此，本研究以四川客家“崇文重教”为考察中心，研究历史上的四川客家教育，希望从区域的角度，对此问题做具体的探讨。不过，在进行四川客家教育研究之前，有必要对四川客家的研究历程作简单回顾。
四川客家研究起源于20世纪30、40年代。1932年罗香林先生《客家源流考》提到四川有13个“非纯客住县”，成为客家研究领域率先著录四川客家的第一人。钟禄元先生1941年在《文史教学》上发表的《蜀北客族风光》，首次介绍成都近郊的客家风俗，成为四川客家研究的开山之作。1947年语言学家董同龢先生撰写《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是研究四川客家话的代表作。
20世纪80年代国内客家研究热潮出现后，学术界从语言、客家历史文化、民俗等角度，对四川客家进行研究。其中主要代表成果有：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客家学者黄雪贞撰成《成都市郊龙潭寺的客家话》一文，是继董同龢之后又一研究四川客家话的优秀成果。崔荣昌教授《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对四川客家方言作了创造性的探索，并从文化上扩大对四川客家的研究领域。而刘正刚的专著《闽粤客家人在四川》第一次对四川客家的主体——闽粤客家人做专门研究；孙晓芬的《四川的客家人与客家文化》全面开拓了四川客家的研究领域。尽管如此，由于四川客家研究起步较晚，即直到20世纪90年代，四川的客家人研究几乎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
1999年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四川客家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四川客家研究开始有组织、有意识地进行。在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组织下编辑出版《成都东山客家氏族志》、《四川客家民俗文化》、《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等资料。尤其是2005年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在成都召开，掀起了四川客家研究的热潮，推动了四川客家研究的深入发展。在此前后相继出版了《四川客家》、《成都沙河客家的变迁》、《成都东山客家太平村》、《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重庆江津的移民与客家》及系列会议论文集。这些研究成果在总结半个多世纪四川客家研究的基础上，深化了四川客家的研究领域。
但总的看来，四川客家研究只是刚起步而已，这些成果大都是“动态性的报导，间有客家文化事象的文章，也多是表象描述的多，这与四川客家文化研究处于初级阶段有关”。表现在四川客家教育的研究则更是如此，连涉及四川客家教育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民国时期钟禄元先生注意到客人子弟很少中途辍学的现象，并指出客家族田在客家教育事业中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的成功可能性，较一般人为强。尽管客家人居住的地理环境较平地的其他汉族差，但客家教育毫不逊色。张杰研究了外来移民与四川科举家族的关系。其中的外来移民就包括四川客家人。刘世旭先生对四川客家人的“耕读为本”作了初步的探讨。总之，在已公开发表的成果中，还无专文论述四川客家教育，即四川客家教育仍处于学术空白状态。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重点和难点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有：
文化与教育存在密切的关系。本研究从客家移民文化与四川客家教育之间的关系入手，审视四川客家教育发展历史与现状，探讨客家文化变迁和四川客家教育之间的关联，即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分析客家文化与巴蜀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中，客家是如何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研究300年来四川客家在融入主流社会同时又传承自身文化的过程中客家教育所充当的角色及发挥的功能，客家传统文化在四川的传承和变迁中客家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也表现出客家教育的特色。
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探讨客家教育的族群性和区域性特色。即从族群比较的角度，将四川的客家人与湖广人作比较，分析四川客家文化的特色，探讨四川移民文化的类型和核心，突出客家教育的族群性特色；通过区域比较，即在比较四川客家聚居区与散居区以及四川客家与闽粤赣客家的基础上，初步分析出四川客家教育的地域性特色，揭示了四川客家教育的时空差异，分析四川客家教育发展模式与特色，从而勾画四川客家的教育史轮廓。
正如前文所述，尽管学术界对客家“崇文重教”多有探讨，但至今仍存在不少分歧，研究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一是对“崇文重教”的理解存在误区，二是只注重从族群性角度分析，忽视了“崇文重教”的地域性。为此，本研究以“崇文重教”为主线，从族群性和地域性两方面对四川客家教育进行考察，探讨客家人在迁居四川后的社会化过程中如何培养、教育子女的问题，如何传承族群文化、强化文化认同。
当然，四川客家教育的研究多年来之所以成为研究的薄弱环境，是因为研究本身存在一些困境。
1.文献资料的缺乏且零星分散
与闽粤赣客家相比，四川客家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特殊性，即在演进阶段、族群关系、文化表现形式和客家身份等有很大的不同。四川客家问题的特殊性，决定了四川客家研究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单就客家身份而言，在闽粤赣地区，客家与土著相对应，二者界限清楚，泾渭分明，为客家研究提供资料的文献，往往也以“客籍”标明他们的身份，相对较易识别。而在四川， 由于不存在纯客家区，客家人与湖广人杂居一起。加上历史上四川客家缺乏“客家”意识，四川有关客家的文献资料，一般都不出现“客籍”的字样，仅载录其原来的省籍。而单凭其省籍还不足以判断其客家人的身份。这种客家与移民身份的难以辨识， 致使在资料的征引与鉴别中存在一定的困难，也给四川的客家研究带来一定的难度。而且即使四川客家身份明确，客家教育的文献研究资料也同样稀缺。正如王东所言，历史上的客家教育基本上都是在家塾或族学中进行，客家教育的资料主要集中于有关家族谱牒中，要通过零星而又分散的谱牒资料来勾勒各个历史时期客家教育的整体面貌，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复原历史时期四川客家教育，并非一件易事。
2.四川客家教育特色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