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之所以强化必须说客家话，是因为把客家话是看做客家人的祖宗言，说客家话是敬祖的体现。兰玉英曾经在东山地区调查时注意到，东山客家人认为“唔讲广东话冇得发变”，意思是不讲“广东话”处境不会有改变，不讲广东话，是忘了祖宗，忘了祖宗就得不到祖宗的保佑，只会受苦。2005年笔者在成都东山地区也对“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进行过调查。西平镇鹿角村4组何上达、洪河镇柳树村冯思章、龙潭镇鹤林村1组钟新文、洛带镇刘家院子刘贵农、大面镇正街水巷子85岁的魏春山、荣昌县盘龙镇石墙村张家城和盘龙镇四方街的周其明等客家老人都回忆小时候父母规定必须讲客家话，在家说湖广话是卖祖宗。特别是在祭祀时一定要说客家话，表示对祖宗的尊敬。如龙潭镇钟新文说，如果不说客家的话，则会被骂“你有钱了，发财了，祖宗都可卖了”。成都青龙场苏文聪回忆，有一次放学回家不小心说了句四川话，被祖婆听见，当时就打了他一耳光说“你把祖宗都卖了”。隆昌县付家桥钟氏规定，在牙牙学语的儿童中，首先学的是“广东话”，成人必操广东腔，新进门的非客家人媳妇，在家里必须学会广东话。无论家里环境如何变化，即变卖田产，也不改广东腔，至今在外工作的或读书的钟氏客家人，无论地位多高、学识多渊博，回到家里一定要讲广东话，免得被族人讥笑为出去几天就学得“叽里呱啦”的。客家人至今恪守“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祖训，是对客家传统文化的守望。
2.“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两个极端
客家人对自己的母语怀有深厚的感情，恪守“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祖训。“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反映的是对自己母语情感与心理态度，但在实践中出现了两个极端：
1）四川的“死广东”
四川人把不会说湖广话的客家人称为 “死广东”、“死广广”。笔者调查得知，东山区典型的客家乡镇石板滩镇的“死广东”较多，40多岁的人也听不懂四川话。龙潭乡鹤林村1组钟新文告诉笔者，1955年到1957年之间他曾为30岁以上的扫盲对象上夜校课，因有些人不会说四川话，甚至有的听不懂四川话，只好用客家话上课。龙泉驿区洪和镇柳树村冯思章回忆，民国时期由于学校通用湖广话上课，客家学生接触湖广话的机会主要在学校，因而当时没读书的人多数不会说四川话，尤其是女性。现在90多岁的客家老人多数还是不会说四川话。
笔者在东山地区考察，也确实发现一些“死广东”，如洛带镇宝胜村6组73岁的王淑贞（女）、万兴乡清林村6组的80多岁的陈达顺、黄土镇洪安村5组50多岁的钟兴贵、黄土镇大同村1组79岁的李宗贤和叶素清夫妇，等等。这些“死广东”的特点：一是年龄较大；二是文盲，没有接受学校教育；三是位于客家聚居区腹地，很少出乡镇，接触湖广话的机会不多。在考察中得知黄土镇洪安村5组50多岁的钟兴贵是典型的“死广东”，也是目前东山地区最年轻的“死广东”之一，其教训十分深刻。钟兴贵年轻时候经人介绍认识了资中某姑娘，并一起到义和乡政府办了结婚登记手续，但因女友是湖广人，按当时的传统习俗，男方应到女方家去把对象接过来，因不会说四川话，内向憨厚的钟兴贵不敢去接亲，导致婚姻的破裂，以致现在依然是单身汉。
2）卖祖宗言的极端
鉴于“死广东”的教训，东山地区绝大多数客家人为适应主流社会，家长要求子女学说湖广话，不要做“死广东”。成都东山地区农村儿童以会说四川话为荣，许多孩子的父母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以四川话为母语，似乎成了一种趋势，有意让自己的后代更彻底地融入强势语言集团中，以便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遗训正逐渐淡化，客家方言在四川客家区逐步消失。据戴昌发先生调查，在客家聚居的成都市新都区木兰小学，客家话的流传比例在逐渐缩小，尤其在学校中更是明显。龙泉驿区洪和镇柳树村冯思章面告，他也不苛求年轻后代说客家话，说时代变了，祖宗言难以固守，四川话毕竟是主流语言，不说四川话难以适应社会。客家话的消失在客家散居区更为严重。如成都沙河地区的客家话从现在第二代（30-59岁）开始逐渐从现实的语言环境中消失，老一辈客家人也不再强调“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祖训了，当子孙们称他们为爷爷、奶奶时，他们也不会训斥，而是无可奈何地接受。
这两个极端说明，文化认同与文化适应充满了矛盾，如何处理这矛盾是移民群体必须解决的问题。
3.“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文化内涵
“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反映了在“祖宗田”与“祖宗言”的取舍上，客家人强调精神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祖宗田”是指祖宗留下的产业，“祖宗言”则包括祖宗使用的语言、祖宗的教诲和祖宗的文化传统等方方面面。“祖宗田”是身外之物，是有形的资产，而“祖宗言”则是无形的资产。客家人所津津乐道不愿忘却的“祖宗言”，与其说是保存自己的母语，倒不如说是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反映了客家人恪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化心态，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1）客家人对自己语言文化的自觉，反映了离开客家母体文化后的文化危机感
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是客家人对自己语言文化自觉的反映。一般来讲，经常迁徙的族群会有“鲶鱼效应”，即生存危机感，最害怕自身文化的失落。客家话的丧失，意味着客家人集体“失语”。
在四川由于客家话处于弱势地位，故始终处于被歧视或排挤的境地。客家人“打乡谈”被视为土语，不能登大雅之堂。四川客家年轻人以会说四川话为荣，生怕说客家话会被人笑话。客家人在东山黄土、三河、石板滩等地被湖广人称为“山上的人”。黄土镇的曾绍英介绍，他50岁的丈夫罗龙辉不会说湖广话，到成都去的时候，曾绍英不准他开口说话，怕被人笑话他们是山上人。
客家话始终处于劣势地位的原因之一，就是居地的贫瘠和缺乏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它们对客家话的元气损伤极大。事实上每一种弱势语言在强势语言面前，都很难不俯首称臣。一个族群将从此迷失航向，前进的道路上再也没有光明的路标。任何文化的表达与叙述都不能缺少语言的引力；如果没有这种引力，文化就成了断线风筝。客家人明白自身文化的处境，在一个个语言孤岛内，老一辈的客家人始终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客家话的传承、推广的任务肩负起来。让所有的客家人警觉到自己语言文化所面临的危机，并且让他们真实地感受到母语的丧失是一种悲剧和耻辱。客家人自觉地保护自己的文化符号，把不讲客家话看成是忘本叛祖行为，所以形成顽强保持乡音的心理驱力。据调查，民国时期，若谁家子弟外出归来不讲客家话，会受到邻里的非议和长辈的谴责。洛带镇文化馆李声鸿先生也告诉笔者，民国时期外人难以进入洛带镇，当地的袍哥组织强调要说客家话，否则将被赶出洛带。
客家人的“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正生动地体现了维护母语的语言情感和语言心理或态度，表达出了客家人在长期生活中崇拜祖先和坚守精神家园的意志与毅力，也体现出了客家人在落后困境中的艰辛与奋发。“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正是客家对母语消失的警语，反映了离开客家母体文化后的文化危机感。
正是因为这种语言心理，东山区的客家人脱离南方客家“母体”以后，经过300年的生息繁衍，逐渐与当地“湖广人”在许多领域产生融合，但仍保持自己族群文化特色，没有丢掉自己的母语。正如洛带镇广东会馆的中殿明间楹联所书：“庙堂经过劫灰年，宝相依然，重振曹溪钟鼓；华简俱成桑梓地，乡音无改，新增天府冠裳”。“乡音无改”正是客家“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结果。
2）客家族群的母语情结，是客家人祖先崇拜的反映
一般来说，任何人对于从小习得的母语都会有一种深厚的感情。母语是家庭成员、宗族或群体内最重要的联系纽带。它反映了一个群体的文化内容、道德规范和认同传统，因而形成了语言忠诚和排他性。这种语言忠诚对于远离本群体，生活在其他群体之中的人来说尤为明显。
许多民族在进行自己隆重而神圣的传统宗教仪式时，只使用本民族语言。客家族群也不例外。罗香林认为，客家最崇拜自己的祖宗，以客家话为祖宗的话，“虽子弟平日亦任他学习各种语言，然在祭祖时候，必操客话，谓这样才能报答祖宗”。如重庆江津的李市枣子岗的广东陈氏，除夕祭家神，长辈用客家话呼唤“阿爸”、“阿妈”，用打乡谈的方式祭祀祖先。客家把不说客家话看成是忘本叛祖的行为。为了传承祖宗言，客家人对方言的忠诚与执著被提升到“祖宗之法”的高度。民国时期客家家规规定，进祠堂、祭祀或修族谱一定要讲客家话，如果发现有一人不讲客家话，不准在祠堂用膳、不准参加祠堂的各项活动。“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成为江津德感镇客家陈姓族规。隆昌县付家桥钟氏客家人认为，世世代代使用先祖的语言是敬祖的表现。钟氏族规规定，在族内、家里必须说广东话，否则被视为忘祖。乾隆年间由福建龙岩移居四川大足县天台乡的徐姓家族，世世代代严守祖宗遗训：“要讲福建话才有饭吃，不讲福建话冇饭吃。”媳妇进门要学福建话，由婆婆口传面授；女儿出嫁后回娘家要讲福建话，以示不忘祖宗。
“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反映了客家人崇拜祖先、数典记祖的心态，体现了客家强烈的报本寻根意识。
4.“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文化功能探析
语言不仅具有交际功能，更具有文化功能，因为语言中保存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客家人之所以恪守“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祖训，是因为客家方言特有的文化功能，即在情感沟通、文化传递和族群认同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
1）客家方言的情感功能
因为语言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血肉相连的关系，因而每一民族的成员都有一种忠于自己民族语言的始终不渝的深厚感情，这就是语言忠诚。客家人“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所体现的语言忠诚使客家人顽强保留客家话而世代相传，客家方言对于唤醒、凝聚同祖同宗的情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方言是地域文化中情感沟通的密码。对于客家人而言，客家乡谈中充满了亲情。如《龙潭乡志》认为：“乡民说客家话，表示对祖籍的怀念及客家人与客家人的尊敬、亲热之情，故几百年来客家话得以流传至今。”刘光第也回忆会见福建客家宗亲时，“数数叩其山川物产，及里中贤豪长者，而尤乐闻其乡谈，效之以寄其想慕”。民国时期，江津的钟云舫到油溪的南华宫与广东客家老乡聚会，尽管先祖们入川早在200多年前，但他们相互交流仍能讲客家话，“耳闻乡梓之音，皆大欢喜”。
目前，东山区仍流行用客家话音韵写祭文、自传等民间文书。如黄土镇的张国霖更是仿东山客家祭文体裁，用广东客家话写成自传与遗嘱；龙潭镇的李成基，是专门写民间文书的礼生，擅长用客家话写祭文，生意十分红火。据李成基说，念祭文时，如果奔丧的亲朋好友多为“广东人”，则用客家话念，听起来倍感亲切，容易使人动情，易产生共鸣感。尽管用客家话写的祭文价格高，但东山客家人凡举办丧葬，许多人还是要求用客家话写祭文。
2）客家方言的文化传递功能
语言反映历史文化的特点是非人为的客观规律，透过语言现象考察社会的历史文化，有时比起史料和地下文物更有效。格林宣言“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历史”，认为语言比骨骼、武器和墓穴更能证明民族的历史，是民族历史文化的碑铭。语言是文化的符号和载体，语言传承是文化传承的基本形式。语言是保存和发展人类有形和无形遗产的最有力的工具。全球地理学会人类学家韦德·戴维斯：“文化是社会稳定的根本。如果剥去语言和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人们剩下的就只是孤僻、绝望和极大的愤怒了。”
“语言决定存在”。如果一个外来移民群体坚持“打乡谈”，自然表明他们执著地延续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语言不但承载文化，也承载族群的历史和命运。方言更是包含了文化历史、信仰、家族等内容，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负载者，是考察历史文化的重要依据。一部客家方言史，实际上是客家移民史，是客家人与当地土著融合的见证，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客家话铭刻族群的记忆，正是这种文化记忆的脉络，无论在何时何地，客家人都能够在心灵深处寻找到一条文化之链。客家方言是客家族群最重要的特征，也是我们研究客家历史文化最重要的依据。
3）客家话的族群认同功能
语言、宗教、地域、习俗等文化特征是族群认同的要素。在社会语言学家看来，方言不仅仅是语言在地理上呈现的分布，更是一种凝聚的力量和认同的标志。族群认同主要以文化认同为主，客家话是客家人文化认同的主要标志。周振鹤强调对客家人来说，方言认同的意义比地域认同更重要。无论是江西人、福建人、广东人，乃至广西、湖南、四川、台湾人等，只要讲客家方言，就被视为客家人。如江油市青林口镇的广东、福建移民共同修建的闽粤会馆保存至今，两省移民共同修建会馆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两省移民都是客家人，共同的客家语言使客家人的族群认同超越了地域认同。
语言是一种最好的凝聚手段。身处异地、四处闯荡的客家祖先深感势单力薄，必须加强客家人内部的团结，而语言正是最好的黏合剂。不管走到哪里，只要你会说客家话，相当于揣了一张无形的通行证。在四川客家看来，家乡人的概念是指说“广东话”的人，客家话在东山地区成了广东老家人的标志。石板滩镇政府姓李的工作人员介绍，他当兵退伍回家，乘坐重庆至成都的火车，因拥挤与另一青年在火车上吵架，开始两人用四川话对骂，后来为了让对方听不懂所骂的内容，他改用客家话骂他，结果对方也用客家话，原来是自家人，于是两人握手言和。共同的祖宗语言成了感情的黏合剂，成为维系一个族群世代相传的重要纽带。
“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体现了客家人浓厚的族群意识和强烈的内聚心理。客家人在远离故土不断地迁徙中，在其他土著民和族群的夹缝中求生存与发展，靠的就是方言这种凝聚机制使他们相互认同，聚族而居，不忘祖训。“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加强母语教育，强化了族群文化认同。
（三）《广东小儿歌》与客家母语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