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山、丘陵的地貌有利于开展多种作物经营倒是事实。客家人深知作物品种单一的弊端，单在水田里种植稻谷，难以抵御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风险大。由于东山地区属于有田有地、有水有山的丘陵区，客家人因地制宜，除了在东山区的田里种植水稻外，同时还在土中经营旱地作物，如玉蜀黍、大麦、小麦、大豆、高粱、海椒、芝麻等，开展多种经营。对于靠天吃饭的客家人来说，多种经营风险小，且有利于劳动力的综合利用。这地理环境能发挥客家人擅长旱地农业的优势，有利于多种经营。这种生产、生活环境与客家原乡极为相似。“客人常说，这块丘陵的地质地形，多类似于岭南山地。所以他们一到东山后，便聚族而居，不再转徙了”。客家经多次在四川辗转迁徙后，终于在东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乐土”。当然，东山区的粮食作物以玉米、红苕等耐旱粮食作物为主，产量低下。红苕是主食，因而平原地区称东山地区为“苕管区”，东山客家人被称为“苕管儿”。这种称谓明显含有歧视，因而整体上“孬田孬土”的东山客家区经济条件远落后于湖广人。
（二）四川客家对农业生产的贡献
四川客家这种以低山、丘陵为主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其生计模式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多种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即以“耕”为生存之本。而事实上，客家移民善于耕种，对四川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主要表现在：
1.引进新作物到四川
明代我国从美洲等地引进新作物品种如玉米、甘薯、落花生、西红柿、辣椒和烟草等多种农作物。清代又从海上丝绸之路引入了番茄、甘蓝、洋葱、花椰菜、佛手瓜、小红萝卜、胡萝卜等。由于地缘优势，这些作物最早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种植，清代逐渐在全国得到推广。在“湖广填四川”中，来自福建、广东等省的客家人把新品种引入四川，因而在四川引进新品种的基本上是客家人。
粮食作物中的红薯和经济作物中的苎麻、烟草、优良蔗种、木棉、辣椒、蓝靛等传入和推广到四川，无疑是与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区的客家移民入川有关。如红薯在雍正十一年（1733）传人四川，乾隆时期大规模种植推广。潼川府，“潼民之由闽、粤来者多嗜之，曰‘红薯’”。在资州，“薯预种来自南夷，有红白两色，瘠土沙土皆可种，先是资民自闽粤来者始嗜之，今则土人多种以备荒”。江津县，“邑初无是种，清初邑令曾公受一，粤籍，将此种携来，亲偕夫人到民间教栽种之法，邑人至今祠祀之”。客家居住的地形决定了多种经营的必要性，导致经济作物的引进和种植。蔬菜中建南菜 “闽人皆以为蔬，蜀称建南，以其本出福建闽南也”。显然，建南菜为福建移民引进。苎麻也是客家人引进。嘉庆《温江县志》载，苎麻“粤东籍家多种之”；“住崇之粤东籍常种植，又能织”。荔枝，“合江以甘氏荔枝为特产”，“其种移自粤东”。最具代表性的是福建商人把甘蔗带到内江，并大力推广，内江因而成为“甜城”。如南溪县“父老相传，（甘蔗）明代无有，清初粤人迁来者众，始由故乡携种来蜀。百年递衍，遂为大宗”。四川原已种有烟草，但美洲烟草的传入归功于福建客家移民。雍正年间从福建龙岩移民至金堂县的傅氏发现“蜀中未谙种烟法”，善于种植烟草的福建龙岩移民用新的种烟草法改良烟草，经济效益可观。“烟古名谈芭菰，种出东洋……始惟闽、广人食之，今用此者遍天下，资产亦多”。“业烟草者多闽人赖、卢诸姓，皆清中叶来，以其业名县中，利颇饶，今多土人承之”。客家种烟草技术在四川逐渐得到推广。
客家人入川时引进了一大批传进中国沿海地方如上所述的“洋”作物，这些大大优化了四川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客家人引进新作物，在四川客家民俗中至今有反映。如传说稻谷是狗尾巴沾带稻谷从海外传来，仪陇“广东人”为了不忘狗传播稻谷之功，每到新稻收获后，家家户户都要煮“干饭”尝新，先敬天地、敬祖先，还要舀碗新米饭喂狗。仪陇客家人举丧时，祭台上的祭品供有面食精制成的黍、玉米、金瓜（南瓜）、番椒（辣椒）等，表达对祖先引进作物的纪念。这种习俗在宜宾客家名人唐君毅著作中也有记载。
2.善于种植多种作物
在漫长的迁徙创业生涯中，客家人一直坚持“耕读为本”的宗旨，善于多种经营，种植多种经济作物。
清代陈谦《三台县竹枝词》“五方杂处密如罗，开先楚人来最多。闽人栽蔗住平地，粤人种芋在山坡”，反映了客家人善于种植经济作物的事实。东山地区流行的客家《广东小儿歌》有首《劝农》歌也反映客家善于多种经营的状况。“种棉花，种海椒，多种高粱有柴烧。种茄子，种甘蔗，姜嫲种了一大坝。到四月，忙栽秧，胡豆麦子收进仓。麻枯粪，使得多，秧子后来正大窝。栽下去，又要薅，包粟种迟唔满包。种芋子，种番薯，又种冬瓜种黄瓠……白露过了是秋分，收了大春种小春。各样都要种点点，千万唔种鸦片烟。多种麦子好磨面，麦面折餐顶方便。堰塘冬水满东东，小春种完讲过冬。蒜苗萝卜满菜园，打整屋舍过新年……样就安做福气好，莫嫌庄稼赚钱少。”这首儿歌反映了客家人善于多种经营的事实。四川客家许多人正是靠经营经济作物而发家致富的。如成都沙河客家廖氏将20亩黄土地用于培育蔗苗，每亩的收入相当于20石黄谷。廖家因此而发家。
3.农业生产技术的领先
客家人长期生活在人多地少的丘陵、山地，积累了丰富的山地农业开发的经验，因而客家移民入川后在开山造田、改良土壤、精耕细作等农业生产技术方面较领先，促进了四川农业的发展。
客家人有娴熟的农耕技术，在山上造梯田和水利建设方面有成功的经验，因而备受四川各地的关注和效法。如雍正十三年（1735）四川巡抚上奏，四川多山地区“如层峦叠嶂之间，亦多可耕之地，须广招在川之闽、粤农民，凿引泉源，或设堰分流，庶灌溉有资，旱涝无患”。另外在耕作方式上，土著与客家移民有所区别，即客家移民善于精耕细作。“旱地之薄者因多石，故耕耨皆难，近粤民佃耕，数数拣去，培之以土，沃之以粪，亦觉操变硗之数”。这说明客家人善于改良土地，把边缘区的贫瘠土地改为良田，扩大了耕地面积。
在施肥技术方面，客家移民也表现出其优势。清初，四川农家因用粪过多而烧坏禾苗， “下粪则田肥苗茂，禾多损坏，遂不用粪”，因不得法，便弃而不用，粮食产量自是微薄。而当时入川的广东客家人却善用农家肥，成效也较显著。如小儿歌《劝农》所唱，“做庄稼，冇师父，只爱舍得肥来注”，反映了客家人善于使用肥料的精耕细作。以致当地官员要求四川土著民效法广东客家人的施肥方法，以提高粮食产量。乾隆《罗江县地》载：“近见粤民来佃种者，家家用粪，所收倍多，四川民何不效而行之？”除了施肥技术外，客家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也引起当地农民的注意。如昭化县，“土著民不善种植，以其田佃于粤民，粤民岁奉租如自种，所获之数而又因以为利，利且丰”。客家移民佃田而赢利的奥秘自然引起土著的兴趣，于是纷纷效法，“或仿而行之，辄效。今土著亦往往善农焉”。四川土著由“不善种植”而变为“善农”，主要是归功于善耕的客家移民引进和传播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客家人先进的农耕方法为四川土著树立了榜样，推动了四川农业的发展。
清代四川农民中，客家人独到的山地农业开发技术得到社会的公认。正所谓“矧耒耜耘籽之工与勤，土著不及楚人，楚人又不及闽、广”，这肯定了四川的福建、广东等省的客家移民善耕的事实。因此，在农业生产方面，号称“耕读为本”的客家名不虚传。
四、耕读传家与四川客家的崛起
善耕的客家也重读，不失耕读为本的客家本色。客家移民在四川白手起家，坚持半耕半读或先耕后读的生计模式，依靠佃耕、贸易或农商兼顾等方式走上了发富到发贵的道路，并出现许多科举人才或文化世家，为四川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客家移民发家致富的生计模式
移民生计模式与环境及传统相关，所谓“楚人、粤人多事耕种，赣人、闽人多营商业”。这是因为“属广东者趋利益、好争夺，以粤俗喜斗也；属江西、福建者乐转徙、善懋迁，以赣闽滨江临海、利交通也”。这反映了广东客家善于农业经营，而福建与江西客家善于贸易的客家移民生计模式。
清代多数入川的移民是平民，东山客家区至今还没有发现殷实大户入川的记载，即四川客家多是白手起家。郭沫若回忆，“在封建时代弄到不能不离开故乡，当然是赤贫的人。这样赤贫的人流落他乡，逐渐地在那里发起迹来”。客家移民赤手空拳到四川后是怎样发迹的呢？四川客家生计模式中虽然农商并举或农工商兼业致富的情况较多，但力农致富和农商兼顾等是四川客家最普遍的生计模式。
1.力农致富型
耕田力作是四川客家入川创业的主流。比较普遍的是客家移民迁到四川初期先肩挑贸易或替人佣耕，或两者兼而有之，待积累资金后再买田置业，发家后广买田宅，成为一方地主。
乾隆前，由于战乱、瘟疫等原因，使四川人口锐减，土地大片荒芜，农村劳力缺乏，先期入川的移民多数插占为业，自耕农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客家人由于入川时间较晚，多数是靠佃田力耕后发家致富而成为地主。这些力农致富的典型家族，是入川创业的突出代表。
靠佃田力耕而发家致富的家族不乏其例。如广东移民张恭人，入川后先后在简阳、金堂、新都等地佃耕，前后8次搬家，连年购置田土，成为东山客家大族。江西赣南客家何兴崇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入川时，“家无斗筲，室如置罄”，后佃田而耕，不断积累，于乾隆三年（1738）买田100多亩。雍正四年（1726）廖明达从广东入川，寄人篱下而佃耕。“适年屡丰，麻麦有秋，公及诸子垦荒播种，力作维勤，五年之间，遂得百余金”；1732年置业于新都，课子耕作，多次买田，暮年置产数千亩，成为东山客家大户。广东客家钟宏予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赤手入川，佃耕起家，前后三次买田，到乾隆中期置业1000余亩。
2.农商起家型
当然，客家移民的生计模式农商兼顾也大有人在，靠农商起家后，成为耕读人家（参见表3-3）。
林济从生计模式的角度对湖广人与客家人作了比较。在生计模式上，清代的新移民与明代的土著有很大区别，即土著旧家多乡居务农，热心于土地经营，甚至在康熙中叶以前迁徙而来的清初移民也多为自耕农。而康熙中叶后迁入的新移民多从事工商业。这时期的移民生计模式是：迁到四川初期先肩挑贸易或替人佣耕，或两者兼而有之，待积累资金后再买田置业，客家移民依靠商贸发家的较多。据《广汉益兰祠续修张氏族谱》记载“贸易为金”、“贸易起家”、“贸易立宅起家”的有15支。
农商起家的耕读家族较典型的有郫县邓氏家族、周氏家族，金堂的曾氏家族和宜宾的唐氏家族等。
1753年从广东上川邓氏家族，初期邓滉率五兄弟力耕5年仅足糊口，后学做生意，五弟兄分工合作，农商并举；长兄做米生意，三弟做行商，其余佃耕，数年后置田达数千亩。邓氏家族致富后，鼓励后代读书应考，入川后第三代分别在道光和同治年间出两个进士。
韩素音的周氏家族在1682年到1710年之间迁移到四川，祖辈第一个从广东到四川落户的是个货郎。从一个非常穷的货郎到四川郫县就改种田，先是当雇工，后来成了一个小佃农，不久购置了一些土地，不断地添置产业，便谋求在成都发展，开起了“广兴行”商行，主要经营烟草生意，走上了“城乡结合，亦商亦农”的发家道路。
金堂曾秀清为广东入川第四世，“性颖悟异常，儿入乡塾，数月《四书》、《五经》辄能成诵，人骇为神童”。曾秀清从小立志读书成才，但后弃儒经商而致富，常自叹曰：“‘吾已矣，当令子孙率吾志。’故平日束子弟以读，法甚严。尝云：‘子弟读至三十岁，虽无成，亦不至为败家子。’”金堂曾秀清靠贩卖粮食而成为巨富，买田数百亩，耕读传家。曾秀清五子皆有功名，孙19人中有拔贡、庠生等，终成文化世家。
儒学大师唐君毅的先祖从广东五华迁到四川后已成孤儿。十五六岁便为制糖店佣工，因得主人信赖，借与本钱使独立制糖，生意极好，致富后在金沙江畔购地业农。到第四代，便有五六百亩田，发迹后其祖父辈才开始读书。
受传统农本思想的影响，贸易起家而致富的客家移民在后期基本都投资于土地，成为耕读人家，即所谓“以末致富，用本守之”。因此，在四川客家名人中商界名人较少，这与四川客家重名轻利的价值观有关。
（二）从发富到发贵的四川客家
四川客家白手入川，勤俭劳动，通过耕田力作或农商起家等方式逐渐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在此基础上客家人开始重视子孙的教育，许多家族培养出自己的科举人才，从而走上了从发富到发贵的道路。
1.四川客家发富
尽管客家发家致富的途径主要有力农致富、农商致富等方式，但都没有脱离农业，而且致富后多数是把资金投入到购买田地上，以此耕读传家。清前期四川客家移民多是白手起家，“这样赤贫的人流落到他乡，渐渐在那儿发起迹来”。四川客家白手起家需要多长时间才走上致富道路呢？在此抽取了一些白手起家的客家移民致富情况及时间作了统计。如新都县石板滩廖氏从“不挟一钱”入川到置田数千亩，前后仅用了17年时间；简阳钟氏赤手上川，后买田300亩，前后只用了16年时间；江西客家何兴崇在康熙五十五年上川时，“家无斗筲，室如置罄”，到乾隆三年买田100多亩，前后20多年。雍正元年广东客家陈润吉入川，佃田耕种13年，家境逐渐好转。乾隆初长子鹏振，“入隆昌县学，四应乡试，两荐闱卷，两例优等，买业千余亩”。四川客家勤俭致富时间平均需要35年。由于多数是青壮年入川，四川客家移民致富的时间多数是在入川的当代出现。
2.四川客家人的发贵
入川移民勤俭创业致富后，一般都十分重视子孙的培养，以致在入川后不久就培养出科举人才，家族因此从发富走向发贵。如金堂县陈氏入川始祖自福建迁来，“勤朴治家，家资转益丰饶。其第二代、三代注重读书，第三代陈锡畴中举，选任武强知县，光大其门闾”。郭沫若祖先背着两个麻袋上川，生活颇为艰难，主要靠跟随马帮长途贩运，谋生度日。经过几代的“亦商亦农”，到郭沫若的曾祖父辈，郭家的家产开始积累起来，其祖父一代郭家才开始读书，即郭沫若的先伯父郭朝瀚在同治七年（1868）入县庠，“为吾家通籍之始”。
在古代社会，科举人才的出现即“通籍”之始是一个家庭的地位显耀的开端。“通籍”指科考及第，即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绅士阶层。科举人才的等级分为生员（即秀才，包括廪生、增生、附生、监生、贡生等）、五贡、举人、进士等，生员是科举人才的最低等次，本文中开始出现科举人才指生员以上的等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