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系唐代高僧，洛州缑氏县（河南偃师）人，俗姓陈，名袆。世称唐三藏，意谓其精于经、律、论三藏，熟知所有的佛教圣典。为我国杰出之译经家，四大译师之一；为法相唯识宗创始人。关于他的年岁，有六十三、六十五、六十九等说，现依显庆四年（659）他上表启自称“行年六十”一语，可定为六十五岁，上推出生于隋开皇二十年（600）。他祖上是汉代太丘长陈仲弓后裔，迁河南偃师。高祖陈湛，北魏清河太守；曾祖陈山，北魏征东将军，南阳郡开国公；祖父陈康，北齐国子博士，礼部侍郎；父陈慧，隋江陵县令。兄弟四人，二兄陈素，早出家，法号长捷。玄奘居四。
玄奘大师的父亲，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八岁时，玄奘听父亲讲《孝经》，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起立。父问其故，答道：“曾子闻师命，尚犹避席，我是何人，今奉慈训，焉宜安坐不动？”于是父亲很感欣慰，知其必成大器，便更鼓励他读了很多圣贤书籍，养成广泛研究学问的兴趣。自此，爱古尚贤，非雅正之书不读，非圣贤之风不习。十岁时，家遭不测，依二兄长捷法师，居洛阳净土寺。大业八年（612），隋炀帝下令度僧二十七人，但投考的却有四百多。玄奘年幼，且才初入佛门，未谙经业，然出家之志坚决，彷徨于试场之外。主考官大理寺卿郑善果遇见他，见他年纪虽小，然对答出众，贤其器宇，佳其志向，对其他考官说：“学业易就，品格难求。”于是破格录取入僧籍，成为沙弥，仍随兄居净土寺。从此诵习甚勤，在洛阳慧日寺就慧景法师听《涅槃经》，从严法师受《摄大乘论》，一览无余，无复所遗，证知其记忆力特强，而悟性亦高。更显玄奘大师之学，系由大乘法始。才名四溢，时年甫十三岁。
隋大业末年，天下大乱，洛阳沦为战场，寺院绝斋供，僧侣四下逃乱。民亦多饥馑，逃难他乡。因隋炀帝荒淫无道，国家政局大变，起而夺取政权的唐室，已经占据长安，奠定政治基础，全国人心也都倾向于这新的王朝。洛阳的高僧大德，都纷纷逃往四川避难。玄奘乃启兄曰：“此虽父母之邑，而丧乱若兹，岂可守而死也！今闻唐主驱晋阳之众，已踞有长安，天下依皈，如适父母，愿与兄投也。”玄奘与他的二哥，离开了乡梓，由洛阳而长安而四川，开始了他们寻师访道的游学生活。
兄弟俩先到了长安，因中原兵乱，关中及京师的大德们又相率去蜀，成都已经成为当时西南方面佛教的中心。据《玄奘传》谓：“大业余历，兵饥交贸，法食两缘，投庇无所，承沙门道基化开井络，法俗钦仰，乃与兄从之。”他们住于庄严寺，欲依止道基法师。然而“是时国基草创，兵甲尚兴，孙吴之术斯为急务，孔释之道有所未遑，以故京师未有讲席，（玄奘）法师深以慨然。初炀帝于东都建四道场，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征来者皆一艺之士，是故法将如林，（慧）景、（智）脱、（道）基、（宝）暹为称其首，末乱供料停绝，多游绵蜀，法师乃启兄曰：‘此无法事，不可虚度，知法众又盛于彼。愿游蜀受业焉。’兄从之”。《玄奘传》亦称：“行达长安，住庄严寺又非本望，西逾剑阁，既达蜀都。”
玄奘、长捷兄弟俩似未在长安流连，遂经子午谷，越秦岭而至汉川。在汉川遇到了空、景二法师，相见悲喜交集。空法师事迹不详，景法师就是玄奘在洛阳时曾随听讲《涅槃经》之慧景。他们在汉川停留了一月有余，玄奘从慧景法师受业之后，兄弟二人旋与空、景二法师一行人等，进向成都。沿途之中，玄奘向景法师问学不停。“虽在行旅，恒执经随问，比至益州，《摄论》、《毗昙》各得一遍。”约于当年冬天抵达成都，从而揭开了玄奘大师在成都五年生活之序幕。
玄奘大师从武德二年至武德五年（619-622），在成都从道基、宝暹、道振就学。其时唐朝初建，天下饥乱，惟蜀中丰静，高僧云集，大建法筵，故四方僧众来投日众，讲座之下常数百人。在这殊胜的环境和学习熏习之中，玄奘大师敬惜光阴，恒进无怠，三四年间究通诸部。
玄奘大师在成都福成寺（亦名福感寺，在今石笋街，寺已早毁）从道基法师（？-637）听受《毗昙》。《毗昙》即《阿毗昙》，玄奘大师后来译为《阿毗达磨》，意译为对法，是佛陀所说教法进行诠释之论藏的总称，包含甚广，凡北传佛典说一切有部“一身六足”（一身指《阿毗达磨发智论》，六足指《集异门足论》、《法蕴足论》、《设施足论》、《识身足论》、《界身足论》和《品类足论》）和南传“上座七论”（《法聚论》、《分别论》、《界论》、《双论》、《发趣论》、《人设施论》、《论事论》）均属之。道基法师是河南东平人，俗姓吕。隋尚书杨素重其佛学之渊博，请于东都讲扬《心论》，大业年中（605-616）召入慧日道场，及登法座，众推为玄宰。慧日道场是隋炀帝所立天下四道场之一，可见道基法师之学问非同一般。据《续高僧传》谓：“大业五年，敕召来止……有隋坠历，寇荡中原；乃鼓锡南郑，张教西岷。于是巴蜀奔飞望烟来萃，莫不廓清游雾，邪正分焉。敦阅大乘，弘扬《摄论》，厘改先辙，辑缵亡遗。道迈往初，名高宇内。以听众难袭业易速，乃又缀《大乘章抄》八卷，并词致肖远风教伦通，故览卷履轼若登龙门焉。”玄奘大师从其受学，受益匪浅。
玄奘大师在入蜀途中，随慧景法师听受《毗昙》、《摄论》一遍。在成都除向道基大师再次受学《毗昙》外，又向宝暹法师受学《摄论》。《摄论》是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基本论典，与《大乘阿毗达磨经》（此经已轶，未传入中国）的关系极为密切。宝暹法师和慧景法师是当时在成都弘扬《摄论》的权威，《续高僧传》云：“时彭门蜀垒，复有慧景、宝暹者，并明《摄论》，誉腾京国。景清慧独举，诠畅玄津，文疏抽引，亟发英彩。暹神志包总，高岸伦俦；谈论奇状，态出新异，数术方艺，无学不长。”玄奘大师在两位老师的教授之下，所取得的成绩是相当可观的，据《道因法师碑》载：“法师乘杯西迈，避地三蜀，居于成都多宝之寺。每设讲筵，必先招迓，常讲《维摩》、《摄论》，听者达千人。时有定暹法师，东海人也。昔在隋朝，英尘久播。学徒来请，暹公傲尔其间，仰之弥峻；每至法师论义，肃然改容。益州郑国公窦璡，行台右仆射酂国公窦轨、长史高士簾，俱申虔仰。”由此可知玄奘大师在成都时，已经奠定了雄厚之唯识基础。
玄奘大师在成都还向道振法师受学《迦延》。迦延指迦旃延，小乘佛教萨婆多部的开创者，著有《阿毗昙八犍度论》（即《发智论》，《迦延》即《阿毗昙八犍度论》的异名，亦即《迦旃延阿毗昙》的简称。知本书者甚少，玄奘大师受学当为僧伽提婆与竺佛念之合译本，后来玄奘大师重译，名为《阿毗达磨发智论》）。道振法师之事迹不详，是治《阿毗昙八犍度论》的权威，《续高僧传》将其治《迦延》与慧景治《摄论》相提并论，说：“僧景《摄论》、道振《迦延》，世号难加，人推精覆，皆师承宗据，隅奥明诠。”
还值得一提的是玄奘大师的二兄长捷法师，他是玄奘佛学的启蒙老师，亦是玄奘大师在成都参学的监护人和辅导员。玄奘在东都净土寺时，随其受学《法华经》、《维摩经》等。到成都住于空慧寺，《慈恩传》谓：“法师兄，因住成都空慧寺，亦风神朗俊，体状魁杰，有类于父。好内外学，凡讲《涅槃经》、《摄大乘论》、《阿毗昙》，兼通书传，尤善老庄。为蜀人所慕，总管酂公特为钦重。”《玄奘大师行状》亦有相同之记载：“兄为总管酂公、行台尚书韦云起等，特所钦重。”当时蜀中诸德既萃，而对玄奘、长捷两兄弟之评估，据《慈恩传》云：“（长捷）至于谈吐蕴藉风流，接物诱凡，无愧于弟；若其亭亭独秀，不杂埃尘，游八穷玄理，廓宇宙以为志，继圣达而为心，匡振颓纲包挫殊俗，涉风波而意靡倦，对万乘而节逾高者，固克所不能逮。然昆季二人，懿业清规芳声雅质，虽庐山兄弟无得加焉。”把他们兄弟二人与东晋高僧慧远、慧持兄弟相比，真是恰如其分。由此可以看出，玄奘大师在成都的五年，在抱负和学业上，已经超过了长捷法师。对当时佛教所传的经论，不管是大乘与小乘，几乎遍达。所以《玄奘传》中有“时皆讶其忆念之力，终古罕类”的称赞。《玄奘大师行状》和《慈恩传》有“究通诸部”的“众人咸伏”之记述。
武德五年（622），玄奘大师年满二十，此时已到受具足戒合法之年。二十岁满，亦即二十一岁，为佛制法定受具足戒之年龄，即行受戒。《玄奘大师行状》说：“法师年二十有一，以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坐夏学律，五篇七聚之宗，亦一遍斯得。”《玄奘传》亦说：“武德五年，二十有一。”《慈恩传》亦说：“法师满二十，即武德五年，于成都受具，坐夏学律，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三书的记载皆相同。玄奘大师在成都受具足戒，成为佛教的正式僧人，表现出他学法而又注重律学的知行合一之精神。坐夏安居，也是佛制，每年夏季安居三月不得远行游化。出家人受具足已而称比丘，遇安居期，即应坐夏安居。玄奘大师当是春天受戒，受具足之后时逢坐夏安居期，便在受戒的寺中坐夏安居，研究律学，故有“五篇七聚之宗，一遍斯得”的通晓成绩。
“五篇七聚”为戒律之大科，总括了比丘二百五十戒与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五篇即：（1）波罗夷（梵文pānājika），意译为断头，乃戒律中最重之罪，犯者永远摈弃于僧团之外；即比丘戒中之四波罗夷，比丘尼戒之八波罗夷。（2）僧残（梵文samghāvs＇esa），为次于波罗夷之重罪，犯者如人被他人所残，仅存咽喉，得赖众僧为其行忏悔之法以除其罪；即比丘戒中之十三僧残，比丘尼戒中之十七僧残。（3）波逸提（梵文Pàyāttika），意译为堕，谓犯者堕于寒热地狱；即比丘戒中之三十舍及九十单堕，比丘尼戒中之三十舍及一百七十八堕。（4）波罗提提舍尼（梵文pratidésaniya），意译向彼悔，犯者须向其他比丘忏悔；即比丘戒中之四提舍尼，比丘尼戒中之八提舍提。（5）突吉罗（梵文duskrta），意译为恶作，谓身语二业所犯之过。此戒难持易犯，常须念学；即比丘与比丘尼戒中之二不定、百众学、七灭诤等。在此五篇上加偷兰遮（梵文sthūlātyaya），称六聚。偷兰遮意译作大障善道，即犯波罗夷、僧残而未遂之罪；或更由突吉罗开立恶说羞而成七聚，即身所作之罪为突吉罗，称为恶作；语业所犯之罪为恶说。依《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中一之一所载，篇、聚之异，乃取均而名篇，据杂而名聚。一般即以“五篇七聚”总称戒品。由此可以得知，玄奘大师不仅对诸部经、论研综既穷，律学也在成都完成了应学之学业。
玄奘大师在成都期间，蜀中知名高僧，都已听讲殆遍，想离开而更入京以求深造；但为兄所阻，不能实行。据康熙年间本《峨眉山志》记载，玄奘在离蜀前登峨眉山礼普贤菩萨，并在九老洞逢一老僧，授佛经一册，并佛偈四句：“付汝般若舟，慈悲度一切。普贤行愿深，广利无边众。”玄奘得偈豁然开悟，坚定了进取求学的信念。终于次年（武德六年，623），乃私与商人约，泛舟三峡，沿江离开四川。旅至荆州宣讲《毗昙》，复至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弱冠方过，足迹已遍全国。复至长安，从僧辩、法常诸大德游，研究经论，大家都知道其根基很大，便叹惜道：“汝可谓释门千里驹，惜余辈年老恐不能见也。”但玄奘大师对诸多经论，深觉未能尽解其理，每从国内诸大德质疑，又都不得要领，因而遂有西行求法导利群生之志愿。玄奘大师离开成都之后五年，于贞观三年（628），终于踏上了西行求法之旅。
贞观元年（627）春天，玄奘便要首途西行，但因唐朝王室建国尚新，未与西域诸国复交，出国必须皇帝特许。他两度上表陈情，说明西行之志，均未获得批准，只好留京遍学梵语梵典，等待机会。此时玄奘的名望，已震撼京都，所以仆射萧敬璃奏请太宗，请他为长安名刹庄严寺住持。但玄奘志不在此，婉拒不就。复呈文请求赴天竺取经，呈文被压，下情不能上达，如石沉大海，玄奘只好随商旅偷渡出国了。贞观二年（628）秋，北方遭逢霜灾，政府准许道俗四出就食，因此他得便冒险西行，去过“一钵千家饭，孤僧万里游”的求法生活。他从长安经秦州、兰州而抵凉州，沿途非常顺利，没有阻拦。可是，他到凉州不久，长安的追捕命令立即送到，从那时起，他便开始了一连串的艰苦生活。幸得凉州的慧威法师相助，密遣慧琳、道整二人带路，昼伏夜行，继续西进。
玄奘历经千辛万苦，穿过河西走廊，抵达瓜州，不意被瓜州刺史李昌侦悉，遭到留难。李昌虽然是一个佛教徒，但他身负王法，不敢徇私，要遣送玄奘回长安议处。经玄奘解说苦求，并以“宁可西去而死，决不东回而生”的决心相对，终使李昌深受感动，一变初衷，放他西行。可是，西路茫茫，引路无人，玄奘又面临到此一重大难题，着急焦虑。突然，有一胡人石槃陀，欲请玄奘为其受戒，并愿引路相送，玄奘得此助缘，才得渡过一条宽阔深邃的瓠卢河，过了玉门关，再绕过五峰，出了大唐国境。
玄奘自凉州一路行来，过着昼伏夜行的生活，困难重重，艰苦备尝，可是现在横在眼前的，又是八百里莫贺延碛大沙漠，他只有再度抖擞精神，踏着一望无际的黄沙，奋勇前进。玄奘在这段沙漠的旅程中，过着“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草木不生，人烟绝迹；时而风卷沙石；时而暴雨湿蒸，无饮无食，昏去醒来；时而见枯骨折剑，战场遗痕；时而见凶恶人兽，鬼魅形象，忽左忽右，忽前忽后，若隐若现”的惊心动魄的凄凉可怕生活。玄奘对这些可怕的境界，他只有用宗教徒的虔敬之心，为那些无祭的孤魂默默地诵经超度。行行复行行，八百里的沙漠旅程，终于在他坚定不移的毅力下，一步一步地走过去，抵达伊吾国境。玄奘在伊吾国没有停留，又经过六日旅程，到达了高昌国。
高昌国麹文泰为一虔诚佛教徒，他对玄奘法师的到达，感到无比光荣，欢喜若狂。玄奘法师的才慧德学，更令他敬慕，他要求玄奘法师常住高昌，受其供养，弘扬教法，作全国的精神导师。玄奘停留数月，便欲继续西行，因此，他与麹文泰之间，自然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争执。麹文泰因挽留玄奘不住，便欲以遣送回国为要挟，阻止其西行；玄奘则以绝食求死抗议。后经人协调，玄奘与麹文泰结为异姓兄弟，答应自印度留学归来，再接受其供养，结束了宾主之间的一场争执。协议既定，麹文泰便为玄奘准备行装，派遣二十五位使者，携带二十四封国书，护送玄奘通过西域诸国。同时，麹文泰并要求突厥叶护可汗，请其转知所属诸国，沿途加以保护照料。玄奘得到他们的护持，再加以大唐国人的身份，才得平安顺利地通过了神秘的西域高原。玄奘就是沿着现在新疆的天山南麓，穿过俄属土耳其斯坦，经过阿富汗，翻越冰天雪地的崇山峻岭到达西北印度的迦湿弥罗国（即现在的克什米尔）。
